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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先发表于豆瓣，转载请注明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849689/ 先注明几点：一、笔者阅读的是大陆的版本，封面如图所示，和原版内容相差程度，不得而知。二、本文不涉及意识形态立场，不涉及对政治人物的喜恶。三、书本中“华语”一词更多是指汉语普通话，而各种汉语方言被单独作为一种语言，与华语、英语并列，本文对该词采用相同处理。
本书作者李光耀（下称“李”），在书中主要讲述了新加坡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的历程及理念。
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大影响。这一点，对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文化、宗教的移民国家来说意义尤为凸显。
自1965年从马来亚联邦政府独立出来建国之初，新加坡华人约占75%，其余主要为马来人和印度人，加上英国殖民地的背景，使得这个小小的东南亚小岛同时讲着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也译泰米尔语）和英语。同时，当时所谓华语其实是各种中国南方方言，依使用人数由多至少分别为福建话、潮汕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彼此沟通困难。由此可见，当时的新加坡语言相当杂乱，没有统一的共同语言。各说各话使得新加坡社会内部难以融合，不同种族、民系虽然同处一片土地，但实际上有着分隔开来的不同世界。所以，制定怎样恰当的语言政策，是新加坡来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新加坡的答案是，一是以英文为共同语和工作语言，二是通过母语保留传承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语言政策的首要考虑问题，是选取何种语言作为共同语。人口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为什么选择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第一语文？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国家，任何政策都要考虑种族情绪这根敏感的神经。华人已客观上不论是人数还是经济都占据优势地位，倘若还把华语作为第一语文，继续强化华人的主体地位，华语沙文主义、种族仇视就会如炸药桶般随时给新加坡带来暴乱。李光耀深知华语的政治敏感性，在书中提到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前车之鉴。那里的僧加罗人和淡米尔人过去以英语作为共同语往来，后来占人口八成的僧伽罗人语文成了官方语文，占人口两成的淡米尔人被排挤，从而拉开了斯里兰卡长期内乱的序幕。李认为，将占多数的华语作为共同语，只会加剧种族摩擦，使马来人、印度人失去前途而变成“恐怖分子”。“新加坡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马来人的国家、印度人的国家，或混种人的国家。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语言、不分文化，是所有有公民权的新加坡人地国家”，李在书中说的这句话，不仅是新加坡的立国基石，也为语言政策的制定导明了方向。他深知加强民族间沟通与融合，强化公民意识，营造共同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对当时新加坡的举足轻重。
再将眼光放向国外，看看地图，就会发现新加坡这个小岛虽然华人居多，身处的却是马来人的海洋。国内的马来人虽少，但一旦涌进马来人的“海水”，这个小岛就会有被淹没的危险。这个自然资源匮乏，连生活饮用水都要靠柔佛海峡对面的马来西亚输送过来的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必须确保在东南亚能跟邻国和睦共处。为此，李在书中讲述了南洋大学的兴衰加以例证。
历史关系、经济地位分配、意识形态角逐等原因使得东南亚不少国家起码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排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社群上至富商下至草根，都热切期盼东南亚有一所华人自办的大学，以解决东南亚华人子弟的高等教育问题，在众人拾柴的努力下，南洋大学应愿而生，可惜峡隙生存，最后并入新加坡大学（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而停办。李认为，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第一所团结华人、宣扬华族文化和语文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招惹东南亚各国怀疑，注定失败，因为“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马来人的海洋，是没有办法容得下一所纯粹培养华文精英的大学的”。
同样地，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也容不下一个首尊华人和华语的国家。所以，不能以华语为第一语文，同理，也不能以马来文、淡米尔语为第一语文。
但是英语可以。
在新加坡的土地上，它不是华人的语言、也不是马来人、印度人的语言，其中立性可以得到认可（当然新加坡将这种“殖民地语言”作为第一语文推行也是历经阻力慢慢推进的，在此不赘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英语可以作为新加坡的工作语言，带领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型岛国立足于国际社会。有着优越地理位置和天然码头的新加坡，从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此开埠以来经济就十分依赖国际贸易。英语作为国际最通用的语言，是最适合的工作语言。除此以外，充满危机意识的新加坡当权者明白，要减少国际经济气候对自身经济的影响，还必须要有本土知识密集、高增值的新兴工业作支撑，英语无疑是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最好媒介。
然而，新加坡人不能只懂英语。即使沧海桑田，新加坡人也不可能成为西方人，西方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根植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内心依然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一旦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就会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无所适从。而且，李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对可能随着英语而来的西方个人主义十分警惕，他奉行的是“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因此，新加坡还必须推动双语教育，用母语这个和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的载体传授足够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华人得会讲他们的华语，马来人得会讲他们的马来语，印度人得会讲他们的淡米尔语。
通过以上，从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政府地位，双语政策起步，到了1987年，新加坡终于确立了以英文为第一语言，以母语为第二语文的双语政策。
对华人来说，“母语”这点上还值得进一步说。上面提到过，当时华人内部其实是各讲各的方言。1974年，双语教育成绩糟糕，显露出了问题。五年后新加坡当局研究得出的报告书认为问题根源在于语文教育政策“不合自然规律”——极大多数学校用英语、华语教学，而85%的学生回家说的是方言。而根据语言专家的研究，普通资质的学生是没有能力应付三种语文的。到头来，华语因为没有足够的使用机会而成为加重学生负担的无用语言。
华语和方言，两者间需作出取舍。
这一轮内部语言的竟逐，华语取得了胜利。新加坡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南方，说的方言是包括福建话、潮汕话、广府话和客家话在内的中国南方方言，但华语的文字依托的是中国的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大多杂碎而没有完备的文字系统，可以说，只会说方言几乎就是不能阅读和书写的文盲。方言的局限性，加上新加坡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无法被期望用英语作为日常语言的，所以与其让方言成为日常语言，还不如让华语成为全体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另外，利用华语打破华人不同方言社群的隔膜，加强团结，也是选择华语的原因。于是在1979年，“全国推广华语工作委员会”成立，并以每十年为一进阶，推行讲华语的运动，以提高华语作为第二语文的能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相信新加坡国人会继续加强使用华语的能力，因为对他们来说，现在华语显现出了经济价值大于文化价值的趋势。
有没有可能双语并重呢？新加坡作为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语言实验室告诉我们，双语学习恐怕是个零和角逐（英语多用，华语就弱，反之亦然）。一个事实是，“没有一个人的双语能达到同等水平”，就像没有人的左右手能同等灵活和频率使用。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主导语言，才能够很快地吸收知识。
加坡双语政策的制定历程与成效变化显示，越早龄开始实施双语教育，能为未来语言学习确立记忆因子，打下有利基础。而成年后才学外语会有本质差别，一般读、写水平还可以，但听和讲相对较弱。听和讲是需要小时候才会扎实的部分，在幼年阶段要偏重培养，而且要以引起他们兴趣的方式。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双语政策本质上是如何处理工具语言和文化语言的关系。一个成功的语言政策，应该是满足国家整体发展利益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不同利益人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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