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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馆阁体成了书坛的一个争议焦点。大部分书家都对这种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的官场用书体持贬义的态度，馆阁体一度成为了那些缺乏变化、没有生气的书法作品的代名词。 也有一些书家，比如启功和田蕴章先生，都对馆阁体持肯定的评价。尤其是田蕴章先生，他认为一味地贬斥或褒扬馆阁体都有偏激之嫌。他甚至将馆阁体与时下书坛流行的丑书做出比较，直言一些书家以批评馆阁体缺乏个性为由而借机兜售今人丑怪的书风，显然暴露了不健康的心理。 单从欣赏美的角度看，馆阁体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弊病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因此常常流于俗。馆阁体是以欧、赵两种风格渐渐演变而形成的，因为欧与赵实在是太强大了，历代 统治者都视此为正宗，遂成学书必经之路。又是为了规范，而削减了欧、赵的个性。 但是，自从看到了这幅一般认为是董其昌抄写圣旨的书法作品后，我对馆阁体也有了新的看法。毫无疑问，这是我所能见到的达到了巅峰水准的馆阁体作品。 我个人以为，董其昌的书法水准不在赵孟頫和米芾之下，从取势的角度来看，董其昌的行草书法甚至超越了米、赵。尽管董其昌的人品一直饱受诟病，不能因此而否认了他在书法方面的过人之处。 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都知道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其实他对自己的楷书也相当自负，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这份圣旨书写颇具颜体气息，与董其昌其他楷书作品不谋而合，我更愿意相信这的确是出自董其昌的手笔。 若非为了抄写圣旨，书法大家董其昌是不会落入馆阁体窠臼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就了这件最高水准的馆阁体作品，是得是失，很难说得清楚。 其实到了明朝中后期，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董其昌的其它书法作品堪称一代风流，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这件馆阁体作品也创造了一个当今书家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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