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征文】八爷

侯武鹏

八爷是我们村的地主。因在我村同门宗爷辈中排行为八，故我们都叫八爷。1950年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时，他家被划分为富农，这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级帽子中，“富农”这顶帽子还不算很坏，但在1963年至1966年开展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四清”运动中，他家被确定为“漏划地主”，理由是他曾经雇佣过一个仅仅只干过一年的长工。

真正噩运降临到八爷的身上了。八爷被戴上了用纸做成的高罐罐帽，帽上醒目地书写着“地主”字样，连续在各村子游行示众。他的两个儿子和两女儿都与他彻底划清了界线，长年不敢与他来往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儿女们要是来往了就有可能招致牵连的祸事。

八爷这个地主与真正的大地主简直相差甚远。听我父亲说，他与我舅家村子那个大地主那简直不能比，人家房屋几十间，良田上千亩，而八爷家只有在我家对门的那么四间大瓦房和几十亩地。后来土地被没收，房屋也被没收做了生产队的饲养室。给他们老俩口在村中间那位河南人的隔壁安排了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居住，直到1979年才有幸回到了原来四间大瓦房里居住，不过只是分给了南面的一间。解放前八爷是靠赶马车跑运输为生的，相当于现在做生意人家有一辆大卡车，故八爷家在当时算是殷实人家。也许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缘故，八爷年轻时脾气不太好，做事和说话都比较强势一些，村里有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因此在“四清”运动时也一并“清算”到他的头上。

八爷做过给母猪配种的生意。八爷做生意的头脑是在解放前套马车跑运输时练就的，这种生意的思维使他享用了一生。那是在1979年后，他喂养了一头肥大的公猪。每次外村人吆来一头母猪时，八爷就把那头公猪从村中间的那猪圈里拉出来，在村子的街道里明目张胆地给母猪配种。一群小孩子围前观看热闹，看到公猪掉在地了的类似豆腐块的东西，小孩子们觉得很惊奇！看到每次八爷都能收到2元或5元钱时也很羡慕。

八爷与我有一定的“交情”。我家门口左前方有一口井，全队40户人家170多口人就靠这一口不太出水的井取水。井经常垮塌，也经常需要人掏井。自从别的村子打了机井后，此井出水率更低，村民们经常半夜人少时才能用轳辘绞上一点清水，白天基本上绞上来是黄泥水。八爷常常在白天一个人非常吃力而缓慢地绞水，我的母亲从我家灶火里看见了，就立即喊叫着我去帮八爷把水绞上来并给提回家。自从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后八爷就不爱说话了，也没有人敢理他。我每次把水给他家提回去，把家里的水缸充盈，八爷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包括一个“谢”字，他也许怕哪一句说错会给自己或者我带来祸事。我和八爷隔壁的那家小儿子是跨年级的同学，我每天都要到这家去串门子，尽管这家人很脏，坑席下经常发现有臭虫，但全村人每天还要到这家“开会”。有一天，八爷听见了我在隔壁的说话声，就站在门口抬起右手轻轻向下扒了两下，神秘地说：“你来！”。声音很小，语音语调是标准的白鹿原方言，把我的名字中的“武”字，发音成类似于“付”字的音。我当时以为他需要我的帮助，就进了他家的门，八爷拿出了几个油糕硬要给我吃并且不允许我拿出门，八爷和八婆都要求我吃完再出去，再三叮咛不许给他们说。当我吃毕出去又回到隔壁人群中时，有人就吓唬说：“地主是不是拉拢腐蚀你了？你小心招祸！”。当我回家问母亲时，母亲说，不怕，现在已经落实政策了，你八爷的地主帽子已经摘掉了，这一帮子人也不看你八爷可怜！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吃过八爷不少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八爷给我吃的东西大多是他的两个女儿逢年过节给他送来的，他都舍不得吃给我留着。有时候八爷给我吃很软很甜的柿子，有时候给我吃粽子、月饼、蛋糕、水晶饼等，这些都是在当时农村很稀罕的吃食，自然也会遭到同学们和村民们的忌妒和恐吓的话语。当然了，我替八爷家绞水、推车、领东西等跑腿的事也真干了不少。八爷不善用语言表达，村里人只能表面上简单地认为我与八爷是一种交易。我对八爷莫可铭状的情感，使我35年来时常想起他。

想起八爷的死，我常常难过。我不止一次给我的朋友讲述了八爷八婆的死。自从我们举家搬迁到耀州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八爷全家。有一年过年回家乡，我的妈妈（当地人把伯母称为妈妈，母亲称为妈）向我讲述了八爷的死亡过程。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八爷和八婆几天都未出门了。住在对门的妈妈就给邻居说起，八爷一家人几天没出门了，她要去看看。门闭着，妈妈推门进去后，先是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后来发现老俩口已经死了几天了。收尸的人说，土坑上屙了一坑。面缸里有多半缸面粉，坑沿上有半碗凉水。村民们推断，他们是得病后不能动弹了被饿死的。

                             （2014年11月28日写于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