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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于老年人来说，慢病意味着漫长的病痛和折磨，意味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意味着家人要承担更多照顾老人的责任。 在今天，家庭养老仍旧是养老的主要形式之一，但面对老龄化的加速，养老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因此，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社会养老的状况进一步改善，不仅是现代社会基本的原则，也是应对老龄化社会必然的要求。 养老困局，人口结构倾斜 78岁的迟凤瑞老人瘫痪在床已两年有余，他完全失去行动能力，不能说话、进食，全靠流体食物维生。迟凤瑞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大儿子夫妇都已退休，目前全职照顾老人，其他的四个孩子轮流照看，此外还有一位专职的保姆。 迟凤瑞老人是幸运的，她的几个孩子收入都不错，足以支付她的医疗费用，还有精力照顾她。更多失去生活能力的老人，处境比她尴尬的多。 苏闻告诉记者，在她们医院有不少慢病老人，有的半失能，有的完全失能，他们长期住院，有的子女一个礼拜才来看一次。 “老龄化日渐严重，尤其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面临养四个老人的局面。”苏闻说。既可以养老，也可以治疗的地方并非没有，但“公办养老院，据我所知价格低的大概四五千左右，包括医疗服务，但药费自理，不过早就住满了，要想进去，得排队等”。 民营机构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李兴国说，“我专门打听过价格，确实有食宿条件都不错的，医生、护士也都有，但至少两三万一个月，一般的工薪阶层，谁能赚两三万？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是独生子女，如果双方父母都住养老院，怎么办？我们希望老有所养、老有所医，但也要让年轻人有奔头”。 政策保障，防止野蛮生长 “医养结合”确实是应对老龄化的良策之一，但尚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如果全靠社会资本来办，就必须要有完善的机制，防止新型的养老模式变成吞噬利益的机器。”王含说。 利益驱动进步，但仅有利益，结果往往是后退。医疗服务中的种种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而医养结合之后，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李兴国说：“很多人在说过度医疗，和医保体系中的漏洞有关，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即消极医疗，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定额包干模式中，一共就给那么多，花掉就没了，剩下的就是医院的，这就可能出现消极治疗，该用的药不用，该上的措施不上。类似的情况还有医疗护理，你请一个护工，假如把一个月的钱都提前给他，那他就可能故意不管病人，假如病人半个月死亡，那他就等于多赚了半个月，转身就去找下一个病人。” 过度医疗是利益驱使，消极医疗也是，李兴国说：“医养结合是好事，但利益关系必须调整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如果只是把钱给养护机构，就可能变成分蛋糕，不管老人的死活。” “如果真的建起医养结合的机构，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比如准入制，什么样的人可以住进来，要有明确的标准，不能一味逐利。”王含说。 资源稀缺，人员同样稀缺 养老是社会功能，医疗是稀缺资源，当养老和医疗结合，意味着医疗资源分配结构的变化。 王含表示，新的养老和医疗模式要惠及更多的人，可能需要社会付费模式的进入，需要政府的扶持，当前的社会福利远远不够，除非年轻时买了很多商业保险，这导致了一个悖论，能买得起商业保险的，往往也是有能力养老的，而没有能力养老的，也买不起商业保险。所以，政府应该考虑，探索恰当的付费模式，让更多人能够在未来的医养体系中受惠。 李兴国认为，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可能带来多重的影响。大都市的医疗资源集中，病人也多，他们从事养老服务，可能出现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医疗资源本身不足，再要承担医养结合，压力太大。 医疗是稀缺资源，医护人员同样也是，而医养结合意味着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更大。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养老服务人员共约100万，经专业技能培训的仅30万左右，取得职业资格的仅5万人。 服务增值，拒绝低效发展 医养结合的方式有很多种，在现有的医院增加养老功能，或者在现有的养老院设置医务室，或新建具备两种功能的机构。 不论哪一种，都不仅仅是功能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服务的提升，苏闻说：“现有的养老院，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宁愿呆在家里，一些独居老人甚至死在家里，很久都没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是和养老机构的服务有关。” 仅仅有吃有住的养老，无疑是低效的，一提养老就是盖房子，显然不是健康的社会应有的状态，李兴国说：“有的人在郊区买了四合院养老，可是没几天又回来了，为什么？那里确实山清水秀，但也只有山清水秀，人是需要情感的，老人们不愿意去养老院，因为家里有多年的邻居、有老朋友，有能聊天的人，倘若连说话的人都没有，谁能住得久呢？” 钱理群可以写作，但他在养老社区学会了运动，迟凤瑞老人意识已模糊不清，但见到人来时仍尝试着交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需要的是真正有效的养老和医护，而不只是有房子住、有饭吃。 持续模式，义工抵偿养老 资源、服务、规则、成本……“医养结合”的关键，在住得起。 王含说，“等我们老了以后，自然也希望能够住在有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作为医生，我们会探讨，是否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到一些社区做义工、提供医疗服务，换取我们老了以后享受社会的服务呢？其实在欧洲，有很多类似的机制。养老是社会的责任，全靠市场不太可靠，资本的目的是逐利，它并不总是和社会功能一致”。 李兴国也赞同以社会工作作为代价，他说，“在哈佛、耶鲁等大学中，义工、志愿者是必修课，是有学分的，而且难度不同，学分也不同，照顾一个半瘫的老人，肯定不会比照顾全瘫的学分高。这其实就是用一套社会机制，鼓励人们为养老做贡献。当然，我们的情况不同，照搬可能有难度”。 文/本报记者 迟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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