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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不以数额较大为前提。换言之，携带凶器盗窃具有一定客观价值或者使用价值的财物的，即可认定为盗窃罪。 众所周知，刑法第267 条第 2 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从字面含义来说，刑法第264 条中的“携带凶器”与第267 条第2 款中的“携带凶器”的含义似乎相同，因为使用的语词完全相同。但是，二者实际上存在重大区别。 可以肯定的是，刑法第267 条第2 款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只要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的，就以抢劫罪论处，而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与注意规定不同，法律拟制的特点是，法律拟制会导致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包括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亦即，尽管立法者明知T2 与T1 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出于某种目的仍然对T2 赋予与T1 相同的法律效果，从而指示法律适用者，将T2 视为T1 的一个事例，对T2 适用T1 的法律规定。例如，携带凶器抢夺（T2）与刑法第263 条规定的抢劫罪（T1）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原本并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但立法者赋予该行为（T2）与抢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刑法之所以设置法律拟制，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形式上的（外在的）理由是基于法律经济性的考虑，避免重复。亦即，“在法律理论中，吾人通常把法律拟制称为隐藏的指示，藉由规定，对案件T2 适用T1 法律效果；在此，立法者是基于法律经济性的缘故，以避免重复”。其二，实质上的（内在的）理由是基于两种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亦即，拟制，是在 B 实际上不同于A，但基于某种重要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相似性（本质的相似性），而将 B 视为A。因此，拟制的根本在于意识到 B 与 A 的不同，同时意识到A、B 之间的本质的类似性的重要性”。刑法第267 条第 2 款的法律拟制的设立，一方面避免了重复规定抢劫罪的法定刑；另一方面是因为携带凶器抢夺与抢劫罪的行为，在法益侵害上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正因为如此，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解释必须有所限定，亦即，必须使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在法益侵害上与抢劫罪相当。 但是，携带凶器盗窃的，依然成立盗窃罪，而不是成立抢劫罪。所以，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解释，就不应当像解释携带凶器抢夺那样进行限定。其一，携带凶器抢夺时，由于要求与抢劫罪的法益侵害相当，所以，所携带的凶器必须是足以杀伤他人的器物。但是，携带凶器盗窃中的凶器，虽然也包括性质上的凶器与用法上的凶器，但只需要器物可能使人产生危险感、可能攻击他人即可，而不需要具有明显的杀伤力。盗窃所用的一些工具（如起子、老虎钳等），也应当评价为凶器。其二，携带凶器抢夺时，由于必须类似于抢劫，所以，所携带的凶器必须在客观上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手持凶器、怀中藏着凶器、将凶器置于衣服口袋、将凶器置于随身的手提包而抢夺的，属于携带凶器抢夺。但是，甲将凶器放在车内，下车后步行一段距离抢夺的，难以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与之不同，携带凶器盗窃不要求与抢劫具有类似性，所以，也不要求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只要能评价为携带即可。所谓携带，是指在从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因此，A 将凶器放在车内，下车后步行一段距离盗窃的，也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其三，携带凶器抢夺，要求行为人具有随时对人使用凶器的意思，否则就难以与抢劫相当。但是，携带凶器盗窃只是为了限制盗窃罪所做的规定。所以，携带凶器盗窃时，虽然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随身携带了凶器，但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随时对人使用的意思。换言之，即使行为人仅具有对物使用的意思而携带凶器盗窃的，也能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因此，携带凶器盗窃，既可能表现为行为人事先准备好凶器，也可能表现为行为人在盗窃之前于现场或现场附近获得凶器（如捡起路边的铁棒等）。 与携带凶器抢夺一样，携带凶器盗窃，不要求行为人显示、暗示凶器，更不要求行为人对被害人使用凶器。针对被害人使用凶器实施暴力，或者使用凶器胁迫被害人，进而取得财物的，成立抢劫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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