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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时代——吴越楚文物精粹

2019-07-23  益运居


 序 

一场吴越楚三国此消彼长的争锋在这里拉开帷幕,
一段可歌可泣可传后世的百年长卷从此铭刻史书。
这里,有君臣之间的合作,也有失足成恨的教诲;
这里,有用兵如神的传奇,也有波诡云谲的现实;
这里,有为父报仇的豪气,也有一笑倾城的传说;
这里,有卧薪尝胆的精神,也有是非成败的训言。
千年戈光剑影,百年鼓角争鸣,
忆越王之雄姿,览吴楚之遗风。
观古今,激起胸中涟漪无数,
看先秦,风雷激荡穿越春秋。


百越翘楚 水乡泽国

百越,泛指我们东南和南部地区众多的民族。“百越”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篇》:“东南为扬州,越也”,“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於越,是世居在江、浙一带的土著,是百越部族中最古老、最发达的一支,他们依水而居,渔猎农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越地文化,并建立了越国。

於越部族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於越先民形成了与中原人相异的生活习性。古越人生活在湿热的湖沼河网间,为了便于在潮湿多水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他们将额前及两鬓的头发剪短,明显不同于中原人束发戴冠的风俗。不仅如此,古越人还要在全身上下绘满各种纹饰,这么做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或是出于巫术的要求,或是出于图腾的崇拜。

羽人划舟纹铜缶

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高37.3厘米,口径23.6厘米,底径25.2厘米,腹径57厘米 广西北海合浦出土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藏

铜缶为盛酒(水)器,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一直沿用。该缶器身下腹部的主体纹饰为四组羽人竞渡纹,下部以弧形边框线为舟,上坐羽人呈竞技状,是属于骆越文化的青铜器。广西合浦由于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的交汇处,长期多民族杂居,因此当地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广西合浦曾是中国早期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

伎乐铜屋

春秋(前770—前476)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 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 306 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青铜质房屋模型。平面作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南面敞开,无墙、门,立圆形明柱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小窗。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八角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屋顶、后墙均饰勾连回纹,八角柱各面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坐六人,束发裸身。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或执槌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这座铜屋可能是越人的宗庙建筑,铜屋内越人正在进行一种祭祀活动。这种形制的房屋模型在青铜器中仅此一例,对研究先秦时期南方建筑、越人习俗、音乐史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蛇纹铜尊

春秋(前770—前476)通高21厘米,口径15.5厘米 湖南省衡阳衡山霞流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尊为酒器。圆形,敞口,束颈,腹下垂,圈足。此种形制的尊在中原地区一般是西周时期的产品,但在湘江流域却晚到了东周时期。据调查,此尊应是出土于墓葬之中,同出的器物有鼎、钟、矛、砺石等,应是春秋时期的墓,可能是湘江流域的人们按照中原地区西周时期铜尊的形制进行制作的。口沿饰一周首突起、身尾卧伏于器壁上的蛇纹,多作两首相对,其中一处三首相对,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口沿处作如此装饰的尊。其中的蛇纹,身、尾变化不大。形制相同的尊在广西恭城出土一件,纹饰稍有不同,均属于古代越人的产品,反映出扬越人的蛇崇拜。

蟠螭纹铜建鼓座 

春秋(前770—前476)高31.6厘米,底径48.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植而贯之,谓之建鼓”。建鼓以一柱贯通鼓腔,竖立在鼓座上,既可以作为宴享礼仪场合的乐器,也可以作为征伐时的战鼓。建鼓底座用于承插建鼓贯柱,稳定建鼓。圆形的鼓座上盘绕着三条小蛇,相互缠绕,圆座的外缘有四个对称的铜环提手。

邦国初兴

春秋中期以来,晋楚争霸激烈,晋国采用联吴制楚的策略,楚国随后则扶植与吴国相临的越国来抗吴。作为大国政治战略中的一枚棋子,越国抓住时机,开始向中原先进诸侯国学习,悄然崛起于东南,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振兴之路。

蟠螭纹铜汤鼎

春秋(前770—前476)通高40.8厘米,口径19.2厘米 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直口,圆肩,球腹,平底。腹壁中段饰以圆涡纹为中心的纹带一周,在圆涡纹上端饰绹纹和细密蟠螭纹环带各一道,下端又饰细密蟠螭纹环带二道,各圆涡纹之间均横饰蟠螭纹。纹带上侧倒饰三角形蝉纹一周,下侧饰勾连云雷纹组成的三角形纹一周。象首形鼎足。环形立耳,作双头蟠螭立体雕塑,方头尖吻,三角形双耳,细圆眼,鳞纹颈。鼎盖作覆舟形,盖顶中心有双头蟠螭形小钮,钮中贯以绞丝纹圆环,中心钮的外围有凤形立钮三个。盖面纹饰从中心钮向外有四重:内层以虚实线相间组成八条交互蟠绕的螭纹,第二层为绹纹和细密蟠螭纹二周,第三层和外层均为细密蟠螭纹组成的纹带。盖内有铭文五行四十四字,肩部与盖同铭,环绕二周。铭文记述了徐国大臣选用良铜铸造此鼎,用它来祭祀上天祖先并对其盟誓,让自己明忧患别耻辱,决心整顿徐人旧俗,以求他日复兴徐国,同时祈愿自己及子子孙孙长命百岁,永保用之。从铭文看,它是来自淮河流域徐国的器物。徐国被吴国灭亡后,许多人流亡越国,带来了中原的文化。

青铜插座

春秋(前770—前476)通高16厘米,边长16厘米 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铜插座由承插柱、座体和垫脚三部分组成。承插柱上段为四面八角体,下段弧扩成四面体,中空,四面各饰螭首相背的蟠螭两条。座体每面均饰阴刻宽体凤鸟纹,间饰狭长“工”字纹。座体四下角以跪俑为垫脚,跪俑背部有圆形卯孔,与座底的凸榫相吻。跪俑身饰云雷纹,腰部饰束腰带,双手和两膝着地,引颈昂首,头戴翘角状额饰。插座制作精美,座体内灌注铅汁,使插座十分稳固。同类器座习见于楚文化区域内。

螭纹铜提梁盉

春秋(前770—前476)通高27厘米,全长29厘米 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青铜盉器型源自陶盉,在商周时期既可作酒器也可作水器。春秋晚期的提梁盉基本形制为腹部呈椭圆形,小口直颈,有盖,肩上有提梁,多呈夔龙形,或用链条与盖相连,曲管状兽首流,三蹄形足。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流对应的一侧腹部或提梁上有镂空扉棱,从盉的侧面看去,曲管状流、夔龙形提梁和镂空扉棱三者组成了一个整体,即类似于昂首、曲体、翘尾的龙形动物。此盉为典型的春秋晚期提梁盉。小口,短颈,扁圆腹,三蹄形足。腹侧有一曲颈螭首形管状短流,螭首两侧及后顶加塑小型圆雕蟠螭四组。器腹以四条凸弦纹为界栏,上下两段各饰由三角形蝉纹交错组成的纹带一道,中段饰细密的蟠螭纹。覆盘式顶盖,盖顶以菱形几何纹为地,堆塑十一螭、十六兽,其中四条伏地昂首的蟠螭舌上坐一小人。龙形提梁截面呈八角形,上饰菱形几何纹,背部有剔透的扉棱状背鳍。提梁上有一环,原应与盖钮上之环链相联结。三蹄形足较矮,三足上段饰蟠螭十二条,外侧立塑一小虎。

玉耳金钅和

春秋(前770—前476)高6厘米,长口径14.2厘米,短口径11.2厘米 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器身纯金捶打而成。呈椭圆形,敛口,卷沿,鼓腹,平底。器腹两侧对称铆接一对环形玉耳,耳上琢刻精细卷云纹。整器均匀轻薄。出自墓葬的土台,原在长方形漆盒内贮存,出土时钅和内置一体积甚小的泥质灰黑陶盂。钅和是饮酒器,出现于春秋时期,通行于战国,多为椭圆形,敛口,鼓腹,双环耳。至西汉中期出现单耳钅和,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鎏金菱形纹钅和。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此类先秦容器多为青铜质地,金质的仅此一件,亦是同时期罕见的黄金器皿。

者汈钮钟

春秋(前770—前476)高25.6厘米,于纵12厘米,于横15.9厘米 传河南洛阳市金村古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者汈编钟为周代越国贵族者汈所铸造的一组实用乐钟,现多流散海外,组合残缺。目前仅见十三件,包括镈钟一件,现藏苏州博物馆;钮钟十二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和神户东畑谦三氏处。此为钮钟,钮饰龙纹,舞部卷龙纹,枚饰火纹,篆部饰三角形回首龙纹,鼓部由八条龙纹交叠式作对称排列。钟的正背面钮部及鼓两侧均铸铭文,字体近鸟虫书,书写顺序为:从正面钲部向左旋转,至正面左鼓部,再转背面右鼓部、背面钲部、背面左鼓部,最后终结于正面右鼓部。这是春秋晚期最为流行的编钟铭文排列方式。

透雕复合镜

战国(前475—前221年)直径10.7厘米 浙江绍兴越城区迪荡城建出土 绍兴博物馆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由镜面和镜背两块铜片合贯而成。镜背的透雕图案,以蟠螭纹为主。这是目前绍兴地区出土最早的复合型青铜镜。环钮,十字形钮座,面和背分铸合成,镜背制成凹形托盘,装饰四组双凤纹图案,同类铜镜曾在湖北江陵战国墓中曾出土过,形制尺寸基本相同。

龙形玉佩

战国(前475—前221年)长9.3厘米,宽8.0厘米,厚0.3厘米 浙江安吉递铺古城村出土 安吉县博物馆藏 

鸡骨白色,略带黄色土沁。扁薄形。龙体虬曲背高拱,龙首侧向昂首张嘴,尾上卷,身下有强健利齿,颈和爪上立有二只小鸟,拱背一侧有凤首,拱背上有一小圆孔可穿线佩挂。两面满饰卷云纹。安吉龙山越墓群,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龙山东麓。墓群区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现存土墩380余座,呈团状或串状分布,有土墩、石室土墩和平地堆土挖坑的熟土土坑墓等。其中“八亩墩”“九亩墩”高大如山,隍壕围护似王陵。2002年,配合农田整理工程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战国玉殓葬墓一座,随葬大小玉质佩饰80余件。

丘土瓷源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吴越争霸及随后的越国欲称霸中原的背景下,为保持军事上的优势,越国把大量青铜原料用于农具和兵器的制作,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对青铜礼器的需求与原料的匮乏之间的矛盾迫使越人采用原始瓷仿制替代青铜礼器,用于随葬,这成了越国贵族埋葬习俗中的重要内容。

原始瓷圈足炉

战国(前475—前221年)高9厘米,口径26.5厘米,底径24.5厘米 浙江安吉高禹吟诗出土 安吉县博物馆藏

原始瓷提梁盉

战国(前475—前221年)

高17.7厘米,口径7厘米 浙江德清梁山战国墓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原始瓷兽面鼎

战国(前475—前221年)

通高12厘米,口径11.4—12.4厘米 浙江杭州余杭区崇贤街道笆斗山出土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原始瓷冰镇器

战国(前475—221年)冰镇器:上径25.4厘米,底径12厘米,通高10.8厘米 承盘:口径40.1厘米,底径21.6厘米,通高10.6厘米 江苏无锡鸿山邱承墩越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吴越征战 霸业中天

吴越征战发生于春秋晚期,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争战就此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期间发生了三次生死之搏,分别是公元前496年的檇李之战、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以及公元前478年的笠泽之战。吴越两国的兴衰交替,成为春秋末年最精彩的历史篇章。

戟干戈

晋楚国争霸是吴越两国反目的导火索。在长期相互征伐中,晋国为了牵制楚国,派出申公巫臣及其子孤庸教吴反楚,楚国为了反牵制,与越结盟以对抗吴。吴国和越国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相继崛起。制作精良的吴戈越剑成为当时各国君王争相获取的宝物。

吴王夫差剑

春秋(前770—前476)总长37厘米,身长28.5厘米,首径3.3厘米 湖北荆州马山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剑身有阴刻铭文十字:“攻敔(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传世文献中吴国号亦作“句吴”,金文中常作“攻敔”。夫差为吴王阖闾之子,最后一代吴王。公元前473年为吴国越王句践所灭。

越王句践剑

春秋晚期 通长55.7厘米,宽4.6厘米 湖北荆州望山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十一道同心圆。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剑格两面镶嵌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近剑格处刻有两行八字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句践。楚越关系密切,楚惠王之母为句践之女,越亦为楚所灭。此剑或为越人陪嫁品,或为楚国战利品。据质子射线荧光分析仪对句践剑的成分和表面装饰进行分析的结果,剑主要用锡青铜铸成,含有少量的铝和微量的镍,灰黑色菱形花纹及黑色的剑柄、剑格都含有硫。这件青铜武器中的珍品,对研究越国史和了解越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具有重要价值。

越王者旨於睗剑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通长52.4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者旨於睗,公元前464年至公元前459年在位,句践之子。此剑完整无缺,剑身呈金黄色光泽,刃锋犀利。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8字,正面为“戉王戉王”,反面为“者旨於睗”,字口间镶嵌绿松石附属的漆剑鞘乌黑光亮如新,剑茎上的丝质缠缑也保存较好。集如此诸多特点于一身,这在出土或传世的越王剑中,是绝无仅有的。

越王州句剑

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长56.2厘米,身宽4.3厘米,茎长9.1厘米,首径3.9厘米 湖北荆州藤店一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

圆首,圆茎实心。剑茎上满缠丝绳,有两道带纹饰的圆箍,茎靠首端用木片包夹呈圆形。剑身无纹饰,一面近格处有两行八字错金鸟篆铭文“戉(越)王州(朱)句(勾)自乍(作)用佥(剑)”。刃锋锐利,光泽如新。越王州句是越王句践的重孙,在位共计37年(前448—前412)。

越王不光剑

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长65.3厘米,刃宽4.8厘米,首径4.2厘米 湖北荆州张家山出土 荆州博物馆

圆首,环列错金银铭文十二字,中空圆管装剑茎,无箍,菱形窄剑格,剑格正背面各有错金鸟篆铭文四字,正面为“戉王戉王”,背面为“台(嗣)旨不光”。剑体狭长,中部起脊,截面呈菱形。越王不光为越王州句之子。

吴王夫差铜矛

春秋(前770—前476)长29.5厘米 湖北荆州马山5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矛身中脊呈三棱形,中线起脊,两面脊上均有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矛体满饰菱形几何暗纹。矛身有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鈼”。

越王玉矛

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长22厘米 浙江绍兴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柳叶型。骸中空,用以插柲。玉石呈褐色,富有玉质感。通体饰勾连雷纹,中脊两侧刻有鸟篆书"戉戉戉王戉王"六字,知为越王所有。该矛应属仪仗用器或明器,并非实用兵器。

以享以祀

吴文化是由华夏文化和所谓的南方“蛮夷”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故吴地出土的器物面貌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从形制、纹饰上又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文化色彩和风格。同时,由于吴越地域相连,邻邦同俗,吴国同一时期使用的青铜工(农)具与越国几乎无异。

吴王夫差铜鉴

春秋(前770—前476年)高44.9厘米,口径7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鉴是大型的水器,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其具体用途有三种,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在铜镜没有盛行之时,古人常以之照容;三是沐浴功能。鉴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至西汉时仍有铸造。 该鉴口沿外折,束颈,腹部向下内收,平底。颈腹左右设对称的兽耳衔环,前后各置一角龙,攀附于外壁,如噬住鉴口,作探水状,尾部上卷。鉴颈部饰横鳞纹,腹部饰蟠螭纹和垂叶纹,这种躯体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器内壁有铭文三行十三字:“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 记叙了吴王夫差选用最好的吉金(青铜)铸造了这件作为宫廷御用的器物。 同样的器物还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673号墓。

吴王夫差铜盉

春秋(前770—前476年)高27.8厘米,口径11.7 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透雕交龙纹弧形提梁,扁圆形腹部,圆口深腹。腹部一侧为短而曲折的龙首形流,圜底下置三个兽蹄形足,足上部饰变形兽面纹。这件铜提梁盉的肩部近口处铸有铭文一周:“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铭文意为吴王夫差用铜为某女子铸造此器。由于铭文中的女子无国名和姓,这与周代贵族为其亲属作器的称谓不同,故有学者推测铭文中的女子可能就是越国的美女西施。

蟠螭纹铜提梁盉

战国(前475—前221年)高29厘米,腹径24厘米 江苏苏州虎丘千墩坟出土 苏州博物馆

此盉造型别致,制作精良,纹饰布局合理,图案华丽,是吴国青铜器的代表作。盉属酒器。青铜盉出现在商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春秋晚期至战国吴地出土多件此类提梁铜盉,颇具地方特色。

刻铭铜提梁盉

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高25.2厘米,口径10.8厘米 江苏苏州吴中区枫桥何山东周墓出土 苏州市吴中区文管办藏

小口,扁鼓形腹,浅平盖。下置三个兽面蹄形足,盉肩上立有虁龙形提梁。腹前带虁龙首流,后设虁龙尾扉棱。圆盘形盖上立一环钮,有链条两节与提梁连接。盖面饰回纹,腹部饰细密的蟠螭纹,并饰带有划纹的凸棱两周,肩部有阴刻篆书铭文一行8字,铭文为“楚叔之孙途为之盉”。这么精美的楚国王室青铜器,与吴国的铜器一起,在吴国都城附近的何山山坡上被发现,应该就是当年吴军伐楚破郢时的“战利品”,是吴国争霸“北破强楚,威慑齐晋”这一历史的有力见证。

棘刺纹铜尊

春秋(前770—前476年)高28.4厘米,口径29.5厘米,底径21.7厘米 江苏镇江丹阳司徒公社青铜器窖藏出土 镇江博物馆藏

青铜尊,流行于商代中期至春秋时期。西周中期以后,尊在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几乎不见,春秋时期却在南方地区兴起,此时的青铜尊继承了西周时期粗体觚形尊的形制,但有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春秋时期最具特色的三段式鼓腹尊。此类尊集中出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如安徽屯溪、寿县,浙江绍兴,江苏武进、丹徒等地,其纹饰主要有棘刺纹,另有少量变形几何纹。

配儿铜句鑃

春秋(前770—前476年)高40厘米 浙江绍兴府山街道亭山村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体修长并下收,前后两半身作覆合状,两侧有合脊,截面呈椭圆,于口凹弧形,铣角尖锐,深腔,平舞,舞面中间植实心扁方柄,柄分上下两节,上节短而宽厚,下节长且上宽下窄。体两侧的合脊左右分别阴刻大篆二行,因锈蚀仅存二十二字:"……王……子配儿……(孰)戕于……(?)龚(厥)威(忌)……吉金铉…… 铝自乍(作)钩余……"。体下端饰三角雷纹和雷纹带,舞面饰雷纹,柄的上节饰蟠虺纹。该器为青铜质地,器表呈黑漆古,锈蚀严重,柄末端残损。钩鑃也称丁宁,是钲的同类乐器。根据沙孟海考释,器主为春秋时吴王阖闾之子、夫差之兄配儿,该器应为宴享时的乐器。器主配儿是吴国王室贵族。这件乐器在越国都城绍兴(会稽)出土,或许正是越国对吴战争的战利品。

方国兼并

春秋时期的安徽江淮地区,即文献所载群舒故地,小国林立,出土了一批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青铜器,这些器物有别于同时期周边的吴文化、越文化和楚文化,被学术界称为群舒文化。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小诸侯国,最终先后灭于楚。这些群舒青铜器在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本地文化因素,又与淮周边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响,是周边各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纽带。

蟠虺纹小口铜鼎

春秋(前770—前476年)通高47.5厘米,口径23.5厘米,腹径47.3厘米 安徽寿县西门内春秋蔡侯墓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小口,短颈,鼓腹,三蹄形足,肩部附两立耳,微外侈。上腹部满饰蟠虺纹。其间饰两周绳纹,下周绳纹上分置八个环形饰,上饰卷云纹。

牺首铜鼎

春秋(前770—前476年)通高23.6厘米,口径19.8厘米 安徽舒城城关镇幸福村出土 皖西博物馆

器作牺形。缺盖。敛口,方唇,平折沿,深腹,腹壁自上而下渐侈。圜底,三蹄足。腹一侧有牺首,两目圆瞪,犬齿突出口外,头上竖立一对犄角,角下部与双目外围延至一体,上饰重环纹。其对侧有扉棱状牺尾,上饰方块纹。首尾间附长方形双耳。腹上部饰一周窃曲纹,耳饰圈点纹。

服朝于楚 国破魂存

春秋中期,晋为了与楚争霸,把吴国培养成了楚后方的一个劲敌,楚则扶植越国与之抗衡,楚昭王曾娶越王允常之女为妃,并较长时期与越保持友好关系,直到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才逐渐疏远。越王无疆受齐国的挑唆,兴师伐楚,为楚威王所败,楚杀无疆,尽取其地至浙江。到无疆重孙亲时,楚彻底打败越国,把亲赶入南山。

南方霸王

周成王时期,楚首领熊绎受封为子爵,春秋时期,楚国逐渐强大,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基本是围绕楚国争霸中原,中原联军抗楚而展开。楚人陈兵周郊,问鼎中原,与晋国争霸长达百年,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逐步吞并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基本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楚威王时,楚境东接齐鲁、西邻强秦,疆域之大称为名副其实的南方霸主。

楚王酓悍铜鼎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腹围148厘米 安徽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出土 天津博物馆藏

该鼎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并附盖,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共有铭文六十字,分布在鼎盖内、口沿、腹部等处。铭文记载了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并用于祭祀的史实。楚幽王,熊(写作酓)姓,名悍,公元前237—公元前228年在位。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编钟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通高12.6-38.5厘米 荆州市天星观M2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一套三十二件,根据大小、形制、悬挂方式和位置分为三组。其中钮钟二组二十二件,每组各十一件,镈钟一组十件。钮钟,整个器身较扁,如两瓦相合,铣边有较为明显的棱线。舞部较平,其上立有一长方形单钮,钮顶端较平。钟体上窄下宽,呈直线外侈,钟口沿上凹呈圆弧形。长方形单钮上多装饰勾连云纹,纹饰多为双线阴纹。镈钟,器身为椭圆桶状,呈合瓦形,略圆鼓,铣边有明显的棱线,钟体上窄下宽,呈直线外侈,钟口平齐。舞部较平,其上立有由二龙形怪兽组成的钮,二龙相向而立,龙首相背回顾,龙身弯曲,龙尾下垂略卷,龙首顶部立有一圆弧形螭钮,螭钮上饰涡纹和三角形雷纹等,龙身饰涡纹、云纹和鳞纹等。舞部饰浅浮雕龙纹。

彩绘虎座鸟架鼓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鼓径75.5厘米、厚25.5厘米、鸟高132厘米、鸟连体宽147.5厘米、座长156厘米、宽43.2厘米、厚6厘米。荆州市天星观M2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虎座鸟架鼓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乐器。全器以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而踞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站立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鸣凤,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悬挂一面大鼓。通体用红、黄等色绘虎的斑纹和凤的羽毛。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观音垱镇天星观村境内北部长湖沿岸,自东向西排列着五个大土冢。1978年,荆州博物馆发掘了五个土冢中最大最东边的一个,因清朝时此冢曾修建过一座道教建筑——天星观,故命名为“天星观一号墓”。2000年2月发掘了紧挨着天星观一号墓东侧的墓葬,编号为“天星观二号墓”。这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共出土遗物1430件。

荆楚遗泽

楚国立国八百余载,荆楚大地上出土的金属器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器物形制和器类组合上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在纹饰和铭文等工艺细节上又能感受到浓郁的楚文化特色,华夏与蛮夷风格的融合造就了楚文化器物既凝重又灵动的独特魅力。

鄂君启错金铜车节

战国(前770—前476)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 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 安徽博物院

节是古时由帝王或政府颁发的用于水陆交通的凭证。就形制而言,有虎形、马形、龙形、竹节形。早期的节是剖竹为之,后来虽用青铜铸造,但仍多取竹节之形。鄂君启铜节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合在一起则呈圆筒状。节面文字错金,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据铭文记载,其铸造时间是楚怀王六年(前323)。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为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铭文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

错金银龙凤纹铜樽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高17.1厘米,口径24.4厘米,底径21.5厘米 1965年湖北荆州市望山2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

错金银龙凤纹铜樽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平坦的底面三足鼎立;圆圆的腹外两只衔环相互对称;隆起的盖面上四个鸟形钮饰翘然而立,四只小鸟双翅紧收引吭远眺,呈蓄势待发之态;足为兽面蹄形。更令人目不暇接的是盖面、器壁那满饰的错银花纹:盖顶为云纹,细若游丝;盖顶和盖缘之间为一圈变形龙凤纹。这些纹饰相互交错,极富变幻,但又极有规律;盖面以四个小鸟形钮为界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有龙6条、凤鸟9只。龙凤之间施以云纹、龙腾、凤翔、云游,集婉转、袅娜、飘逸之美;器身外壁分为6个单元,每个有6龙纠结。小小一樽,竟有错银龙60条、凤鸟24只。这些纤细流畅的纹饰,全是用恰到好处的银丝嵌错而成。“错金银”是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金属工艺,即用金银或者其他金属的丝、片嵌入铜器表面,形成纹饰,再用磨石错平磨光。这种纹饰不仅华丽高雅,而且不易脱落。

雕刻彩绘鸟形漆豆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通高25.5,盘径18.2,柄径3.5厘米 湖北荆州雨台山M427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座残修复完整,盖面略收缩。盘和喇叭形把手由鸟身、鸟足雕刻榫接而成,神鸟盘颈侧视、双翅收合、蜷足翘尾,如小憩状,头、身、翅、爪、尾浮雕而成,羽毛彩绘。尾部两侧饰造型洗练、纹饰斑斓的回首神鸟,使之成为自然仿生造型的艺术精品。

楚风玉韵

春秋战国时期,佩玉成为君子规范道德、约束行为的标志。楚国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形制各异,纹饰丰富,主要器类有玉琮、玉璧、玉环、玉玦、玉璜、玉觹、玉韘、玉鎏、龙形玉佩等。楚国玉器为见多龙神兽和勾连云纹,表现了他们崇龙的意向和神往虚拟世界的思想意识。

玉琮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高5厘米,宽6厘米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琮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外方内圆,上下贯通,方代表地,内圆代表天,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该琮方形,四壁饰变形兽面纹。

神人双龙形玉佩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长7.2厘米,宽3.4厘米,厚0.4厘米 湖北荆州马山院墙湾M1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玉质黄白色,半透明,有黑褐色沁。扁平体,雕成龙形。两龙相对,龙昂首,张口,圆眼,独角,拱身,卷尾。两龙用吻部托起一璧。下面龙身中间站立一神人,神人两手抓住龙身,头部顶起璧。龙背各托起一只神鸟。龙身阴刻卷云纹、鱼鳞纹。神鸟圆眼,钩喙,翘尾站立在龙身上。神鸟身上饰鱼鳞纹。龙及神鸟的尾部都阴刻线纹。璧中间饰绹索纹。神人阴刻眼睛、鼻子、嘴巴及网格纹服饰。

龙形玉佩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长11.3厘米,宽6.6厘米,厚0.4厘米 湖北荆州熊家冢主冢殉葬墓M12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玉质青黄色,温润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和黑色沁斑,扁平片状,呈长方形,器边缘略残缺。透雕背向的双龙,龙身饰阴刻简化虺龙纹、卷云纹及几何形网格纹,吻部各衔一只凤鸟,正中为饰绹索纹的玉璧,璧内外缘起阴刻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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