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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语言观是指渗透在经、史、子、集等文献中的语言使用方式及其价值观。常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其根基就是这种语言观从先秦到晚清一直在代代接续。福柯是对现代性话语作出深刻批判的西方语言哲学家，其底气也是部分建立在他对西方古典时代语言观的比较认识之上（见《词与物》第二章,本文福柯引文未特别说明均出自该章）。虽然东西方的古典时代没有可比性，但对反观当代语言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深入梳理中国古典语言观，对激活和传承中华文化源流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发展扎根中华文化土壤之上的语言学学科有现实意义。 原文 ：《扎根本初文意的中国古典语言观》 作者 |浙江大学教授 吴宗杰 浙江师范大学 高佳燕 图片 |网络 知识建构不是空洞的话语游戏 语言是认识的基础。福柯认为，现代知识是由一个个“陈述（statement）”建构起来的话语，是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纯粹话语表征。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指出，当人们围绕某一概念对其进行定义、分类、描述、解释，追溯它的发展，指出它的多种对应关系，对它进行评判等一系列陈述性活动时，一种“无中生有”的知识概念就被语言建构起来了。 中国古典语言观里，这种陈述要么不存在，要么根本不重要。宋代《太平御览》供帝王资政用，其内容涉及天、地、人、事、物各个方面，但从中却看不到编者自己给的任何定义、描述或分析。比如，现代人把“堂”定义为“正房”或“高大的房子”。然而在《太平御览》中，编者仅仅围绕“堂”裁剪了经、史文献中相关的片段，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垂世于今。“堂”的意义要读者在整个语意源流中自己去释义。更重要的是，在条目编排背后隐藏着一种福柯所言的对本初意义（primary ground）的追溯、接续和对历代再释义的再理解，即打破共时语意束缚，进入语言现象学意义上的远古意义的阐发。 “堂”的编排前两条是：“《说文解字》：堂，殿也”和“《释名》：堂，犹堂堂，高显貌也”。这两本书虽非先秦古籍，但都是依据当时能得到的最远古文献所做的“识古”。许慎关注的是古文汉字作为“象”留下来的结绳痕迹。《释名》是因声求古义的声训。他们关心的不是给词语下定义，而是深埋在文字里的最远古的“文”意，其意义甚至重于五经，乃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现代语言学根本关注不到这种东西的存在。 紧接着的四条取自经文，从社会生活不同侧面对“堂”进行深度释义。如《礼记》刻画堂上的礼仪行为：“堂上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曰将上堂，声必扬。” “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尚书大传》关于堂的建筑规制：“天子堂广九雉，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三尺也。）” 接下来，由“经”入“史”，编者裁取了《续汉书》《梁书》《后魏书》等与“堂”有关的历史事件，以说明“堂”在不同时代是如何再释义的。如梁“高祖五年改阅武堂为德阳堂，改听讼堂为义贤堂”，体现从法治走向德治的政治转型。也有反面事件：“《续汉书》曰：中平二年，造万金堂于西园。”这说的是汉灵帝卖官聚钱以为私藏，造万金堂贮。每一个历史事件都赋予“堂”一个接续过程中的新意，从中看到语言的创新活力，但又不失其本。 因此，纵观“堂”的整个条目，排在前列的是根据经文对语言本初意义的识古。这个经文就是福柯说的“本初的大写文本，享有绝对权威”，说其权威不是指思想的权威，而是指语言里包含旷古烁今的文意，否则知识建构所依赖的语言就没有了根基。后面列出的每一个历史片段又都是本初意义的释放，一种当下的古意实践。这样“堂”作为一种知识，不是福柯批判的那种在共时符号系统里的描述、分类、分析或解释，而是本初文本与历史上无数诠释之间的一次再释义。 套用福柯的话，知识就是将围绕“堂”的“一个个语言片段连接起来，恢复伟大的，不可中断的词与物”的文脉，并且让历史上“每个声音都说话”。如果这样一种中国古典语言观能在当下复活，那么今天各领域的知识建构首先是在语言上与几千年传递的文意对接，并让其发出当下回音，否则知识建构就是空洞无物的话语游戏。 扎根本初文意，为现代语言注入活力 在古典语言观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创新和社会变革，莫不是通过对“本初大写文本”（即类似《诗》《书》《礼》《易》《春秋》这样的远古经典文本）的再释义实现的。 348卷宋元时代的《文献通考》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把传承“文”作为资政当下的智慧来源。马端临解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而各种历代评述仅作为“献”与“文”互征。“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本书在民国初年，还在指导着浙江省第一任省长汤寿潜治国理政。 在医学界，《黄帝内经》也是一本“本初的大写文本”，享有医学阐发的绝对权威，“其文义高古渊微，与日月并”，在语言层面上蕴含着远古重要的文义。后世医学著新，大多是以《黄帝内经》为初始文本进行再释义。比如明张景岳独创性地将《内经》中的《灵枢》《素问》两卷经书合二为一，“以《灵枢》启《素问》之微，以《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著成中医界划时代的著作《类经》。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医发展应该是经典文本与各种解读之间的再释义，是经文蕴义的再阐发。 然而，五四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话语体系占据中国人的言说方式，陈述成为支配现代话语活动的主要方式。今天对经典的阐发与翻译大多基于能指与所指的共时差异系统，而非扎根到本初的文意。《黄帝内经》中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一句，古代学者都在接续中阐发新意。如唐朝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注曰：“任治于物，故为君主之官。清静栖灵，故曰神明出焉。” 清代张志聪则解释为：“位居南面，灵应万机，故为君主之官。清静虚灵而主存神，故神明出焉。”我们发现，从唐朝到清朝，历代对《黄帝内经》这句话的注释，其意义都是连贯的，注重心的“清静无为”，“抱元守一”。 然而到了现代，“心”不再是指向本初经典文义，而是转化为科学界定的一个器官。一项现代权威的翻译是：The heart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 monarch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henming (mental activity or thinking)。“神明”不再是“清静虚灵”心理状态，而是忙于思考的精神活动。这样，无论是中医翻译，还是中医研究，都在忙于对人体的观察和不断的论证，《黄帝内经》从远古流淌过来的文意便被割断了。“本初的大写文本”的再阐发还可以在跨文化语境中展开。Ted J. Kaptchuk是哈佛大学安慰剂疗法（placebo）的先驱。他有关中医的经典之作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 Understanding Chinese Medicine被认为是西方学者把中医介绍给世界的最成功著作之一。他对心之神明的一种解读是“带一位老人去购物的想法要在购物之前更有效，而不是购物以后。”他开创的将药物和心理疗法结为一体的整体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黄帝内经》“心”在西方语境下的再释义。 “文”的金文字形 对共时语言观的质疑，绝非要回到索绪尔界定的历时语言学，去关心所谓的语言的变迁史。中国古典语言观关心的是如何保证远古本初意义可以持续流淌，不断为当下语言活动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就是语言里的“文”，也渗透在历朝历代接续过程中的释义里。它是语言不能离开的灵魂。《说文解字》序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就是说，日月、鸟兽、人事留下来的形迹叫做文，其后在“文”的基础上滋生出形声相益的“字”。简言之，“文”与“字”是母子关系，“文”是现象学世界或初生意义，是道，是文章的义理。《文字析义》曰，“文”的金文字形从心，“以心表美德”。字则是符号，是共时系统，是交流工具。《释名》曰：“文者，合集众字，以成词义。” 中国古典语言观对经典中本初意义的传疏，保证“文”能持续滋养“语言”。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有必要以“文”为导向，将接续文意作为使命，给现代语言生活注入“文”的种子。这样才能发展出中华气质的语言学学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6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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