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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少 时 的 阅 读 那是1974年，我上了初中，多少有了点读书欲，却没有多少可读的好书。文学名著大多付之一炬，有文学读物的也不敢示人。 1975年，借评《水浒》、批宋江之名，《水浒传》可以公开看了。但对“《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的要害，在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我领会不了，也不感兴趣，只记住了108位梁山好汉。看完《水浒》，意犹未尽，又读了《三国演义》。 那一阵，文学名著开始解禁了，偶尔能从别人家借到几本外国小说，爬在床上一看就是半天，吃饭都要喊两三次才肯去。记得最早读的外国小说是《包法利夫人》和《红与黑》，《红与黑》中，于连的传奇经历让我着迷，他与德瑞纳夫人的爱情描写也诱人，我的文学启蒙就这样偷偷摸摸、懵懵懂懂地开始了。 有一段，在校办农场学农，我把《红与黑》带去看，没留神被老师发现了：“好啊！躲着看黄色小说，哪来的？”我吓得不知所措，吱吱唔唔说“是从邻居家借的”。老师说：“这种书是毒草，你知道不？看这种书，中毒怎么办？”我说：“看了一点，以后保证不看了，回去就还人家。” 老师迟疑片刻说：“这事就不告诉你家长了，可书我得没收两天，审查一下，到时候还你。记住了，这种书，别跟人乱讲！”那两天，我提心吊胆，怕书真被没收了。还好，两天后老师没食言，还书时还嘱咐：“这种书，你最好别看，小心中毒，以后借了书，我先帮你审查。想看书，我借给你。”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从那以后，我们亲近了许多，也交换过几次书，第一次看的《牛虻》就是从他那儿借的。 到了1977年，我上了高中，那时十五六岁，正是精神饥渴的年龄，除了四处借书，也想买几本外国名著看看，便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攒起来。接触了几个年龄稍大的“文青”，他们没事就凑在一块聊天，最近读了什么书，交流一下体会。从他们那儿知道了雨果、巴尔扎克、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也读过几本外国名著，囫囵吞枣，似懂非懂，新奇刺激，很是亢奋了一阵。 有一天晚上，听“文青”们说新华书店来了一批名著，我抑制不住激动，要随他们早起去买书。第二天清晨6点，就赶去新华书店，前面已黑压压地排了很多人。听周围的人说，前面几位半夜就来排队了，有的几个人轮班，有的干脆坐了一夜。排在前面的一孕妇，等了四五个小时，深深地留在我心里。 购书的人越来越多，秩序有些混乱，有人按先来后到，一人发一张顺序号。到了9点，书店开门了，店员把在门口，每次按号放进10人，每人限买5本。我进去的时候，有些书卖光了，没时间挑选，抢到了《欧也尼·葛朗台》、《悲惨世界》。当时的书很便宜，《欧也尼·葛朗台》20万字左右，定价才3毛7分钱。 当时读文学名著，是一种时尚和骄傲。在精神贫乏的年代，文学给了我干涸的心田以滋养。那时候，找到一本好书看是一种享受，书虽然少，可看得认真投入。后来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也买过一些文学名著，但从头到尾读完的很少，如今更难静下心来看完一部长篇。不是书写得不好，也不是没时间，或许是环境心境变了，对容易得到的不那么珍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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