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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临终之前都会想什么，说什么，恐怕是千差万别的吧。 父亲一生说话不多，有时候还有些结巴。虽然他教过许多课，从语文，算术，到生物、地理都教过。 父亲还是个业余作者，一年里总有几次给《新民晚报》投稿，也偶有发表的时候。有一篇“豆腐块”《孩子洗衣服》我印象最深，大约200字，是鼓励小孩子做家务的，稿费单上是一元八角，但得自己坐公交车去外滩，到报社签收。别小看这一元八角，当年可以买18碗鲜肉小馄饨呢。他发表的篇幅最长的一篇，我忘记篇名了，稿费是四元整。父亲高兴了好几天，我那时只是在心里说：我将来要写比你的文章长得多的文章。 再说到父亲对我的学业，基本上是听其自然。我每到期末把成绩单交给他们，父亲常常一句：“哦，七八十分，马马虎虎。”也不责备。即使我在初三那年除体育外得了全优，父亲也没有表扬我奖励我什么。读高中时我住校了，直到高考前马上要填志愿了，我才写信问问家里的意见。父亲建议我学化学，大概因为我从初中到高三，化学一直是五分；而我的两个妹妹则希望我报中文，大概是因为我从高二起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几个“豆腐块”。 父亲刚六十出头时，学校让他退他就退了。回家养养花，照顾照顾孙子，并无怨言。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父亲又定期出去参加民进或者书法圈的活动。待到大孙子读小学的时候，他这个当爷爷的居然又能辅导孙子英语，这让我啧啧称奇。之前几十年里我都没听说他懂英语，哪怕是一点点。还记得有一年，面向全国征集给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重新填词，他也哼哼着填。今天说来有点好笑了。一言以蔽之，说我父亲是个小小的杂家是可以的。 1984年4月末，我接家里信说父亲病重，要住院了。又要我别着急，因为大妹可以先赶回上海。我刚刚接到《十月》杂志的邀请去青岛参加笔会，我想，从青岛坐船去上海跟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时间是差不多的。船票还好买些。 于是我去了青岛，心神不宁地参加完了笔会。那次笔会有刘心武、梁晓声、肖复兴等人，于今看老照片，一个个穿着当年风靡的风衣，那种潇洒劲头就别提了。我还记得在青岛时我跟刘心武开玩笑：“我跟你学写小说吧？”他回敬了一句：“那不是要让我失业吗？”我还记得聚餐的时候《十月》主编张兴春说了句很感人很大度的话：“笔会散了以后，谁愿意在青岛再走走看看，我们提供方便；谁愿意留下来写作，我们也提供方便；给《十月》写也行，给其他刊物写也一样。”理所当然，几个月后我把写施光南的报告文学《旋律大师》给了《十月》。 我刚刚去买船票就接到了电报：父亲病危。一路茫然，待到了家里抹了把脸，就去了新华医院。 小妹凑近父亲耳朵大声说：“满哥回来了。” 父亲听见了，努力睁开眼睛，也只睁了一半，一秒钟的样子。他努力发出了一个声音：“艨艨”。 父亲叫的是我女儿的名字。他疼爱的孙女。 他再也没有发声，只听到他重重的呼吸声。 据大妹小妹回忆，父亲昏迷前的几小时，话特别多，多到似乎要把一生来不及讲的话都讲出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对第三代这一辈人的关切，尤其对他14岁的孙子舸舸说了许多许多，关照了许多学习上的话。让两个妹妹不解的是，父亲提到一个陌生的姓名：夏午然。父亲说这个人能救他。 只好回家问母亲。母亲跟父亲相濡以沫50年了，竟也记不得这个名字。于是只好翻看父亲的日记。父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哪个孩子来信了，说的什么事情；哪个孩子多久没有信了，是病了还是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麻烦了？父亲的日记里就有一句：匡满已经五十来天没有信了，也不知为什么？于今每每想到父亲这句话，我总有说不清的追悔。 回过头来说夏午然。母亲终于在某个十分遥远年份的日记里找到了这个名字，并且判断他是父亲的发小，还是个乡村医生。恰恰还有夏先生的地址，几十年前的地址。 父亲继续昏迷，而且没有醒来的迹象。 于是母亲给夏午然写了封信，写上那个老地址。怎么也试一试吧。 奇迹出现了。第三天上午，夏午然来到了新华医院。他跟父亲差不多年纪，也是我们老家那种知识分子清瘦的样子，独独眼光很有神。他一早从嘉定坐了两个小时公共汽车赶来。 夏午然简单问了我们几句，就给父亲诊脉，开了方子，关照了我们几句。我们几次趴在父亲耳边说：“夏午然来看你了。” 这一回父亲显得更加吃力，他努力地睁眼睛，也只是睁出了一条缝。他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从喉咙深处发出了清晰的两个字“谢谢！”与此同时，父亲的眼里流出了两滴泪水。 “谢谢”，这就是父亲留在人间的最后声音。 我们要留夏伯伯吃饭，他婉谢了，他说还得赶回去。 大约一周以后，父亲走了。医生尽了力，我们感谢他们；夏伯伯尽了力，我们感谢他。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还是牵挂他最亲近的人，哪怕时间已经久远，哪怕他远在异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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