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介绍
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屈家岭文化后期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1955年、1956-1957年两次发掘屈家岭遗址，揭示了一种崭新的遗存。1959～1960年间，开始普遍把这种遗存称为屈家岭文化。1989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2015-2017年进行了第四次发掘。
根据第四次发掘的成果显示，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由早及晚主要历经了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周代等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石家河文化遗存和周代遗存系第四次发掘发现。
1959～1961年发掘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下层和上层分别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当，由此明确了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湖北钟祥六合遗址、京山朱家嘴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武昌放鹰台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松滋桂花树(中层)、公安王家岗遗址，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安乡划城岗遗址、华容车轱山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和黄楝树遗址等（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
发掘过程
发现：1954年冬，为了解决垦区排灌问题，并彻底治理水患， [9] 湖北省国营五三农场在修建石龙过江水库之后开始了水库干渠的建设，当干渠修至屈家岭村古柏树附近时，挖出了大量红烧土、陶器和石器。
第一次发掘：第一次，在1955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导下，由湖北省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负责，进行了第一次发掘，为小规模的试掘，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
第二次发掘：1956年4月至1957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先生主持，进行了以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为目的的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共开探方197个，发掘面积为858平方米。第二次发掘材料经整理研究，编成屈家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京山屈家岭》一书，因发现的文化遗存与其它文化相比具备特有的文化特征，属于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正式将这一特有文化命名为“屈家岭文化”。
第三次发掘：1989年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博物馆联合，在该遗址的北部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87.5平方米，这次发掘新发现了屈家岭遗址的早期文化。
第四次发掘：2015年，为配合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屈家岭遗址管理处联合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完善了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确认了屈家岭遗址环壕布局，获取了一批重要遗物：发掘出土了大量铜矿石；初步确认了高度疑似古稻田遗迹所在区域；还发现了陶窑群以及大量的红烧土遗迹。
文化特征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这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所缺乏的。常饰凸弦纹和缕孔，还有少量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薄胎晕染彩陶最具特色。石器习见的有斧、锛、凿、镞。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石凿以方柱体的为代表。
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还有少量穿孔石斧、穿孔石铲、石镰等。有的地点发现有较多的打制石锄。彩陶纺轮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褐色或红色花纹，彩纹图案主要有同心圆纹、漩涡纹、对顶三角纹、平行的短直线或短弧线纹、卵点纹等。有为数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响球和极少的彩陶球。
屈家岭文化中出现的连间式住房，既有自身的建筑特点，又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形式相近似，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房屋建筑
屈家岭文化的住房多属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一般筑墙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粘土或草拌泥掺加烧土碎块培筑墙壁。居住面下部铺垫红烧土块或黄砂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面”或涂抹细泥并经烧烤。在室内中部或偏一角处筑火塘，有的火塘附近还遗留保存火种的陶罐。室内的柱洞大体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垫实，起着柱础的作用。
单间房屋的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多间的连间式房子，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其隔墙上无门或还设门相通，甚至有多达二、三十间成排相连的。青龙泉的一座双间式大房子，南北总长14米，东西宽5.6米，室内面积合计70多平方米。这种隔墙连间式住房，形式新颖，建筑结构有了明显进步。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
墓葬
在六合遗址、屈家岭遗址、关庙山遗址等地，均发掘了属于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墓葬。成年死者多实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无葬具。曾盛行于大溪文化中的下肢甚为踡曲的屈肢葬，在屈家岭遗址也发现一例。大部分墓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前期多小型明器，后期有个别墓随葬猪头骨。划城岗墓地的90多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土坑竖穴墓与少量的瓮棺葬交错分布。
土坑墓的墓向比较一致，大部分为东西向。随葬品一般为4～8件，但少数墓十分丰富。位于南区墓地西端首排的3座并列土坑墓，随葬器物分别有77、50、65件，均有多件朱绘陶器，两座墓内各随葬一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一件还朱绘卷云纹。这三座墓死者生前可能在氏族中居于重要地位。 关庙山遗址有专辟的儿童瓮棺葬墓地，通常用大型圜底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钵作为葬具，竖埋在小土坑内。一般无随葬品。有的葬具底部中心特意凿出一孔，可能是作为儿童灵魂出入的孔道。
文化关系
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
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见大河村遗址），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
在陕州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中和青龙泉中层、屈家岭，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间的联系。
文明的形成
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 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个别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
主要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豫南，南抵湘西北常德一带。稻作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在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居民还饲养家畜，兼事渔猎。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镰、石镞和打制的凹腰石锄及彩陶纺轮等。陶器中有一种施彩纹具有晕染风格的薄胎彩陶器，精美而富有特色。
已发现数处城址，其中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圆形城址，直径约310米，外侧有护城河。当时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红烧土居住面，木骨泥墙或直接用粘土混合烧土渣垒成墙壁。既有单间的，也有套间或各开屋门的双间屋。多间式房屋的出现，显示出建筑技术的进步，同时可能反映了父系家族实行小家庭分居生活的情景。在建房过程中，有时还把整条猪、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牺牲。成年死者多采用土坑葬，儿童用瓮棺葬。安乡划城岗遗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两区，居首并列的 3座墓各有随葬品数十件，包括朱绘陶器和朱绘卷云纹石钺等，墓主当是氏族中的上层人物。
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来源，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在部分地区互相重合，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因而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应是探索屈家岭文化渊源的线索。有的更进一步提出，由螺蛳山遗存直接演变为典型屈家岭文化，而大溪文化则发展成具有地区特征的屈家岭文化。这一问题有待于通过积累更多资料和深入研究来解决。
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去向现已明确，是郧县青龙泉上层（即第三期文化）、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下层、松滋桂花树上层一类文化遗存，暂统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青龙泉遗址上层出土的小口高领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形，都直接继承晚期的屈家岭文化而来；仍然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别如彩陶纺轮、外表涂饰红衣后施以错乱黑彩的陶器等，也都与其前身屈家岭文化有密切联系。暂归入“青龙泉三期文化”范畴的遗存，分布地域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其年代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南北相毗连的鄂西北、豫西南两地区，关系更为密切，大体上属于同一考古文化体系，对于两者的源流关系，学术界也一直在探讨。因此，有人把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这类遗存，称作“湖北龙山文化”。也有人把湖南地区与之相当的遗存都包括在内，泛称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
文化范围
屈家岭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 其年代上承大溪文化末期，下接石家河早期，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至屈家岭古代城址前2600年之间。屈家岭遗址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较大，所以将其单独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300～4700年，分布范围较广，西越宜昌但未进入四川境内，北达河南西南部（南阳地区），东未超出湖北境内，南达洞庭湖一带。
根据其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四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区、湘北区和鄂东区，江汉平原是其核心区域。屈家岭文化除了最早发掘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外 ，经过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3000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和试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几百处，包括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期段遗址。其中，湖北省境内的有钟祥市六合遗址，京山市油子岭遗址、朱家嘴遗址、宋河的长山遗址、永兴的泼树龄遗址、永兴的周熊湾遗址、永兴的周湾遗址、钱场的白家岭遗址、三阳的贺畈遗址，东宝区百亩畈遗址，掇刀区团林的谢家院遗址、萧岗遗址，沙洋县拾回桥的萧场遗址、五里铺的踏车畈遗址、后港的草家湾遗址、后港的叶家湾遗址、毛李的荆家城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宜都红花套遗址、武昌放鹰台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松滋桂花树遗址、公安王家岗遗址；湖南省境内有澧县三元宫遗址、安乡划城岗遗址、华容车轱山遗址；河南省境内有淅川下王岗遗址、黄楝树遗址等。
繁荣的屈家岭文化，在其发展期间不断向江汉平原周边地区扩展，屈家岭文化沿着汉水上游发展扩张至鄂北的均县(此县位于水库中心被淹没后迁丹江市)、郧县等地区，其影响所及到达了河南境内汉水支流的丹江淅川和唐河流域；向鄂南发展已达湘北澧水流域一带；向东发展到达了鄂东平原；向西已至鄂西的荆门、当阳、枝江地带。在上述广大范围内，都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存或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几乎遍布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
器物群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为手制，但快轮制陶已普及。器表光洁，似经过打磨。陶系以泥制为主，夹砂陶较少，陶色以灰色为主，黑色次之，另有少量红陶及桔黄色陶。陶器器表多素面，有纹饰的较少，纹饰常见弦纹、篮纹、瓦棱纹及镂空装饰。彩陶的绘制方法有特点，作笔有浓淡，不讲究线条，里外皆施彩。
陶衣有红、白等色，施加陶衣后用黑色或赭色彩绘出带形纹、网格纹、圆点纹和弧三角纹。另有较多的彩陶纺轮，其横截面有椭圆形、长条形等，纺轮上先施米黄色陶衣，然后彩绘出旋涡纹、平行线纹、同心圆纹、卵点纹和短弧线纹。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圈足器发达，三足器较多，平底器较少，不见圜底器，器形有罐形鼎、高领罐、高圈足杯、薄胎杯、壶形器等。屈家岭文化的石器多为磨制，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器形有斧、铲、锛、凿、镰、箭头等。经济活动以稻作农业为主，家畜饲养及渔猎采集也是很重要的经济活动。
房屋建筑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地面起建式。基础部分先挖大浅坑，其间伴随有奠基祭祀的仪式，然后从外面搬运干燥的土铺垫浅坑，再在其上铺撒红烧土以隔潮，室内陆面选用干燥的土铺在红烧土上；还有先挖墙基槽，然后立木柱建筑墙体，最后造房架。墙体有二种构筑方法即夹板堆筑法和土坯垒砌法。屋顶为侧面起脊，室内布局有单间和分间（二间或二间以上）二种。
墓葬群
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成人墓多集中于氏族公共墓地，多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拔掉上侧门齿的现象。小孩墓多圆形土坑瓮棺葬，葬具通常是在一个陶碗上对扣一陶盆或用两个陶碗对扣。 屈家岭遗址于1954年修建石龙水库干渠发现后，1955年及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
石器有斧、凿、铲、镞等，造型美观、磨制精细；陶器有杯、碗、鼎、锅、纺纶等，还有陶制环、球、鸡、狗等装饰器。大量的蛋壳陶器、彩绘陶器和彩绘纺纶，说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已具有较高水平的烧陶技术和纺织手工业。因其具有鲜明的江汉平原的特点，有别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此将这种文化定名为“屈家岭文化”。中国科学院为此出了专著《京山屈家岭》。
遗址公园
1988年，国务院将屈家岭文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遗址上竖立的高大的保护标志更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2017年，湖北省着手建设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
屈家岭遗址是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发现地，是中国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屈家岭文化就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农耕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为全国首批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
规划面积388公顷，总体规划结构是“一环两带三区”，规划静态投资5亿元。该项目是屈家岭至孙桥镇城镇化带的重点支撑项目，对加快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彰显农耕文化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主要建设内容有：保护设施建设、考古研究、展示利用、环境整治、道路改建、绿植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等。遗址公园以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为主题，以古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场景为主要展示内容，并融入建筑、制陶、种植、渔猎等文化元素，通过展示远古与现代共生之生活场景，融保护、展示、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为一体,以全新的视觉展示出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生活中的遗址博物馆”，为中国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提供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