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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金庸:毕生事业是《明报》

 一介书生五十后 2019-07-25

     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广为人知,1923年3月22日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举世几乎众口一词说他生于1924年,不过是人云亦云,连他本人也如此说,而档案证据和大量旁证显示他是1923年生人),终于2018年10月30日,他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乱世中成长起来,从嘉兴中学、丽水碧湖的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衢州石梁乡间的衢州中学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到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长城电影公司,他的求学生涯和早期职业生涯奠定了一生事业的根基,1959年他和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十年后成为报业集团,直到1993年最终出售。在近三十五间,他苦心经营《明报》事业,同时在1955年到1972年间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共有十五种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涵盖了短篇《越女剑》以外的全部作品,长期以来风行华人世界,许多作品和人物、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

      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

  蹄声响处,辽军千乘万骑又向北行。众将士不住回头,望向地下萧峰的尸体。   

  只听得鸣声哇哇,一群鸿雁越过众军的头顶,从雁门关飞了过去。   

辽军渐去渐远,蹄声隐隐,又化作了山后的闷雷。   

      《天龙八部》的最后写到萧峰在雁门关下折箭自杀,曾令多少读者潸然泪下,这当中也包括了少年的我。 这样壮烈的死法当然不是金庸能有的,也非他所向往的。他向往的是像《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或《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那样轰轰烈烈之后飘然归隐,哪怕是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那样悄然归隐。他曾说,他最羡慕的古人就是在功成业就之后带着西施泛舟太湖的范蠡,还有汉代的开国元勋张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退隐梦”。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报》发表文章说:“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那时,他创办《明报》仅仅一年,还是香港的一张无足轻重的小报。他那时正在写《神雕侠侣》的连载,最后他给了杨过一个这样的安排,就是携着小龙女的手,与神雕并肩下山——“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

     他的白话文干净、朴素,既有中国古典的韵味,又有20世纪动荡岁月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读书人特有的书卷气,或者说民国味,读来令人伤感,又有几分豪情。他最后却没有做到在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飘然归隐。

       他最佩服范蠡,《射雕英雄传》 借黄蓉之口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还成了《越女剑》的主角,范蠡在他笔下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词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如果说金庸平生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他只是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1950年北上想做个外交官都挫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

        1989年6月1日,在《明报》三十周年之际,他在七十岁之前辞去社长之职。 1992年,《明报》从北角的明报大厦搬到柴湾的明报工业中心,自1966年以来,《明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的黄金时代。毫无怀疑,他的毕生事业在《明报》。

       然而,数十年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几乎遮蔽了报人查良镛的身影,那些天马行空、笑傲江湖的侠客形象也几乎淹没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挺立在香江风云中的政论家金庸。十六年前,我之所以接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丁宁之约写《金庸传》,却是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代报人,我那时正醉心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而他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新记《大公报》熏陶出来的。他于1948年只身下香港,从1959年创立《明报》,筚路蓝缕建立庞大的“明报集团”,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凭自己的才智、勇气和韧性,在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社会变化的轨迹,以及时代风云的变幻,我的态度是秉持客观、中立的原则,以事实说话,不回避,不溢美,写出他真实的心路轨迹。

      他一再表示,“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充其量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办报、写社评,那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多次公开表明,《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声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正是他的大好年华,他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取得空前成功,赢得了“香江一支笔”的赞誉。他的社评不仅文字出色,常常在就事论事的局促中宕开一笔,水波荡漾,天朗气清, 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喜作预测,而且他预测天下大事常常惊人的准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自己说,“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 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搭上过《大公报》的末班车,亲眼目睹胡政之、许君远等老一辈的作为,直到晚年他还对记者说,“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

      当然,他深知自己和前辈报人不可同日而语,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他与《明报》的选择注定了带有更多的商业特征和功利色彩,他对香港市民心理有较深的体察,即使在评论时事时,也不失商业机心,他所处的环境和胡政之、张季鸾他们毕竟完全不同,中国特色的“文人论政”到他身上已是余波。 

       1993年 3 月的最后一天,他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年底,他决定将名下的《明报》股份分五期全部出手,与《明报》完全脱离关系。12月31日,年已古稀的他辞去董事局名誉主席。当天,《明报》刊出董事局启事,说他志在“放下、自在”,要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明报》持续将近35年的 “查良镛时代”彻底结束。 虽然他香港的家里一直挂着从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祖先查昇的手笔: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但他并没有像春秋的范蠡或他笔下的令狐冲、杨过他们那样飘然归隐,仍然活在现代传媒的镜头和大众的掌声里,包括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要招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提出新闻工作观,等等,也因此饱受争议。如同在香港主权交接问题上,他的立场曾引发争议一样,他的晚年也长期被各种争议困扰。

      2003年夏天,他在杭州对央视《新闻夜话》栏目的主持人说,将来他的墓志铭将会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没有一字及于《明报》,他当然不会忘记他心血铸造的《明报》事业,但那已隐入历史的深处。芸芸众生看见的只是他的武侠小说,借着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继续风生水起。十五年后,他在香港安然离世,以九十五岁之年告别世界,香江水、西子湖、海宁潮……他生平熟悉的地方总是有水,人生也如水一样流过,终有归入大海的一天。他肉身的离去只是自然规律,他的作品(包括未曾结集的大量社评)和他一生的故事还将继续为世人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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