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北宋的皇帝，细数来没有一个昏君，即便是徽宗也不能算是；而说起北宋的名臣那也是不胜枚举！ 宋神宗和王安石便是明主、能臣配的一个例子。神宗是哲宗和徽宗的父亲，英宗长子，宋第六位帝王，19岁登基38岁忧郁而死。王安石，仁宗朝进士，历任宁波鄞县知县、安庆属县通判（相当于付县长兼纪检），神宗登基第二年拜相，可谓直线飞升！ 历史只有在回忆时才有意义，而且永远都不会有最后定论！  君臣的珠联璧合只为推行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关于这次变法向来纵说风云，莫衷一是，明王夫之评安石用尧舜之治媚惑圣听，指其小人之为。易中天在《帝国惆怅》一书中讥讽王安石祸国伤民，不合时宜，引申出北宋灭亡因变法埋下祸根。梁启超为推行戊戌变法肯定安石新政，嘉奖有余。当代多对其变法执肯定态度。 我看到易中天那个二货的评价，我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说当时没有国会制度，应该安石上台，司马在野相助，明显影射当今之世，体制决定成败，其公知之名坐实无误！ 宋神宗19岁小小年纪，为何登基不久就请王安石主持变法呢？原来，神宗父亲宋英宗只做了3年皇帝，英宗的父皇宋仁宗做了41年皇帝，41年来国家和平发展，经济突飞猛进。到了神宗朝其积弊日益显现，军费开支，官僚机构臃肿，西夏契丹岁币繁重，导致财政危机，土地兼并，高利贷和税负徭役加重，导致农民反抗不断。这是宋神宗当政时的社会现实。另外宋神宗虽然年轻却又有远大抱负，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又常羡慕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等法家人物。这是其变法的心里动因。 王安石在鄞县和安庆为地方官时就已经把辖区作为其变法的实验田，早早推行了他的施政方略，并且成果显著，名声大震。宋神宗可以说非安石不用，王安石也非神宗而不得遇明主。二者珠联璧合，心心相映，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便开始了！ 主有志，臣有才，明主贤臣。这对组合像极了秦孝公和商鞅这样一对搭档，却收获了截然不同的结局。为何？在主而不在臣，宋神宗没有秦孝公如磐石一般的定力，其志心不坚。当年孝公为支持变法，废太子，鼻刑太子太傅公子虔，冷落老氏族，费其权，养其优。神宗乌台诗案连苏轼都没下狠心杀之，足见其意志不足以堪改革之大任。此为功亏一篑原因一。 其二，安石是变法派，司马光是保守派，在两派的竞合游戏中，保守派势力强大，变法派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逆境中没能得到宋神宗不遗余力的支持，导致变法派内部有人心态动摇，甚至叛变，其过仍在皇帝。君心动摇，保守派气焰得到鼓舞，最终力有不逮，遗憾废止。  太祖立国之初，定科举，改五代时弊，用文官治国，允许士大夫土地兼并，既得利益者力量越来越强大，尾大不掉。经仁宗朝40多年的发展，北宋商业繁荣，金融发达，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商业资本力量的代言人，他们与西夏和辽有着巨大的商业往来，走私普遍，不愿意缴税，暗地里和官僚结成联盟，反对变法，也是一股保守派力量。幽云十六州自五代割让给辽以后，长城就不在是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屏障，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贸易关卡的收税设置点，走私贸易与戍边将士相互勾结形成了第三股反对变法的力量。 变法的内容是契合当时实际的，可以说对症下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一个研究，这里不做赘述。不然神宗朝的国家财政也不会连年增收。 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恰恰是王安石变法没有推行下去，导致了北宋民强而国弱，民富而兵残，在宋徽宗时百万兵众，难挡金不到10万兵马（金人2万，其他民族6万），而这一幕又在清兵入关时再现，在日本侵占东北时又一次再现，想想能不痛心嘛？ 宋神宗郁闷致死，安石不负平生之志积劳成疾致死，司马光们登上了短暂的历史舞台，哲宗执政后至宋灭亡就再也没能掌权，并且被冠上了元佑奸党的恶名刻在了石碑上。名单有:司马光 、苏轼 ，苏辙、 黄庭坚 ，秦观……等309人。 犹太人基辛格说过：历史只有在回忆时才有意义，而且永远都不会有最后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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