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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我国的传统饮品，而以此形成的茶道文化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象征，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 根据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所载，我国的茶道文化最早开始于远古的神农时期，并在西周时得到发展，后历经汉、晋等各朝文人名士的代代相传，最终在唐朝定型，以致于“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①。
茶道 当然，目前记载饮茶、贩茶活动的最早史料，是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日文学家王褒所作的《僮约》，其中有“筑肉臛芋、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已而盖藏”的日常饮茶生活的描写，以及“ 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的贩茶商业活动的记录。 由此可见，早在秦汉时期，四川地区（武阳，即今天的彭山）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产茶、饮茶、贩茶地区。然而即使如此，要说古代和茶叶互为相辅，并成一大助力，成为一方支柱产业的当属徽州！ 徽州种茶、产茶的时间远比四川武阳要晚得多，徽州（时称歙州）的种茶开始于南朝时期，但发展很快，到了唐朝时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而祁门、婺源是当时歙州辖下的重点产茶县。 那么歙州茶叶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毫不夸张地说，在唐朝，歙州茶已经成为王公贵族重金苦求的抢手货。 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其著名的《琵琶行》中这样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祁门于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划歙州黟县赤山镇和饶州浮梁县设立，由此说明远在1100多年前，祁门就已经成为茶叶的集散地。 存留于世的敦煌遗书中有一份名为《茶酒论》的文献，是唐朝乡贡进士王敷所作，其中有这么一句“浮梁歙州，万国来求”，可见当时歙州茶的风靡程度。 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事实上，唐朝时的歙州，茶叶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支柱产业，成为百姓的谋生之道。 唐大中十年（公元856年）， 时任巢县县令的杨晔在其《膳夫经手录.茶》中详细描述了歙州茶状况：
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时任歙州司马的张途在其《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对祁门的茶叶产业作了近距离的更进一步的详细记载：
由以上两段史料可见，因为大唐的王公贵族们饮茶成风，歙州完成了对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销售为一体的服务产业升级，使歙州茶成为全国的畅销货，也使茶叶成为唐王朝在歙州收取赋税的重要来源。 徽州祁门 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儒学的加强和佛教进一步本土化，茶道文化更加备受推崇，而饮茶也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之一了，'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③不仅如此，两宋时还形成了茶楼的市井文化，“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④ 但这样繁荣的茶叶市场，普通百姓和普通茶肆是用不起歙州茶的，因为两宋的海外贸易发达，歙州茶基本用于皇室贡品，或出海赚取更多的财富。 《宋史.食货志》记载：
宋代茶叶产业 正是有了唐宋时期的基础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茶叶成为徽商⑤称霸商界的四大行业之一（另外三大行业：盐、木、典当，茶叶在徽商经营的所有行业中位居第二位）。 明清两代，也是徽州茶叶新品种不断革新的时期！ 除了宋朝时传下来的六种绝品茶之一的婺源“谢源茶”外，明朝隆庆年间的“松萝茶”、“顶谷大方”等，清朝嘉庆年间的“茗洲炒青”，道光年间的“金山时雨”，光绪年间的“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都是徽州输出的世界名茶。 而且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同时被列入中国十大名茶的名单中，由此可见徽州茶的魅力所在。 那么，地处江南山区的徽州，为何能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茶叶产销基地呢？ 黄山毛峰的采摘 一、衣冠南渡为古徽州带来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徽州山高林密，按《禹贡》天下九州的划分，属扬州，即所谓的“蛮夷”之地，先秦时期这里是古越人的主要活动场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经汉、东吴、晋的统治和军事震慑，古越人的活动在中央政府的集权下虽然受到打击和限制，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原始的彪悍民风，同时也成为统治者的征兵主力。 公元309年中原爆发了“永嘉之乱”，黄河流域陷入了诸胡政权互相征伐的战乱时期。中原士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迁，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衣冠南渡。 徽州（时称新安郡）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说法，境内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地形复杂。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徽州被高耸入云的大山阻隔成了世外之地，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几条河流与外界保持联系，这样的世外桃源自然成为了中原地区的人们躲避战乱的首选之地。 衣冠南渡 当然这些南迁的中原百姓，也为当地的古越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饮食、耕种、礼乐等），这其中少不了茶道文化。 晋室虽然已经南迁，但魏晋风流的所谓“名士之风”依然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饮茶这种风雅的事自然也就保留了下来，如陆纳、谢安、郭璞、桓温等都是嗜茶如命之人。 要饮茶就要保证足够的茶叶来源。 蜀中武阳虽然是当时的主要产茶区和茶叶交易市场，然而此地离国都建康（今南京城）千里之遥，道路又有“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加上当时战乱不休，茶叶供给自然也就成了问题。 故而已经在新安郡安家落户的人们，在避开了最初的惶惶不安后，首要考虑的自然是生存或出人头地。故而种茶、制茶、贩茶，以满足建康城内那些贵族们的日常需求，或赚取钱财，或谋求一官半职也就成了必然。 魏晋风流，弹琴煮茶论道 二、徽州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了其农业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 徽州地处江南山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本身具有温和多雨，四季分明的特征。徽州年平均气温15°-16°C，无霜期能有236天。年平均降水量1670毫米，最高可达2708毫米，降水量十分充沛，而且多集中在5-8月，水热资源十分丰富。 徽州境内高山较多，山区气候特征较为明显，云雾多，湿度大，很多粮食作物在高山地区生长缓慢，成熟期较晚，且产量不高。但高山地区的土质非常好，中低山地大部分为黄壤，高山地为黄棕壤，土层较厚，石砾含量较高，透水透气性能良好，肥力较高，最适合茶树、林业的生长。 而且随着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市场对茶叶的需求量的增大，比如：南北朝时期，中原的统治者们大多是胡人，他们的饮食习惯需要大量的茶叶来分解主食的油腻，这更刺激了茶叶市场的繁荣。 在古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维下，徽州先民们利用山区植被品种丰富的优越条件，大力发展茶叶等经济作物，也就成为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生产活动。 所以如何因地制宜，保障自身的生存，是徽州人种茶、制茶、贩茶的根本原因，就如清同治 年间的《祁门县志·食货志·茶税》所总结的那样：徽属山多田少，居民恒藉养茶为业。 徽州地形图 三、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为徽州经济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自炎黄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古中国的经济重心，北方的经济发展是远远超过南方的。但这种情况开始在西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西晋时期因为“五胡乱华”所导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为徽州带来了中原文化，开启了徽州种植茶叶的先河，那么唐时的安史之乱（唐时有关茶叶的文章，包括《茶经》在内都出现在安史之后）中断了大唐盛世，从而引发了第二次衣冠南渡，为江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 徽州（时称歙州）的地域优越性早已在南朝时凸显，又地处江南重心之地，分属唐浙江西道（唐朝省一级行政单位，由安史之乱前的江南东道拆分而来）管辖，更是为茶叶的产业化带来了大发展时期。 因为茶道的定型基本在“开元盛世”时期，饮茶是当时贵族圈中最流行的风雅之事，第二次衣冠南渡更是刺激了茶叶的市场需求，才有了“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茶叶贸易盛况！ 安史之乱促成了第二次衣冠南渡 公元1127年，中原发生了“靖康之耻”，宋室南渡，在临安（今杭州）重新建立了中央政权，完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确立。 这是徽州第一次近距离接近皇都（徽州府和临安府只隔一座天目山，翻过歙县昱岭关，即进入临安府地界；而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就是钱塘江上游，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可直达杭州）。 徽州先民们惊奇的发现，宋室虽然南迁并偏居江东，但饮茶之风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临安城内的王公大臣们对茶叶的需求反而比李唐、中朝⑥时期更加渴望。这样一来，更是刺激了具有地域优越性的徽州人对茶叶产业的资本投入，而徽商也由此开始在商海中崭露头角。 昱岭关，古徽州进入临安府的要道 到了明清时期，饮茶早已深入皇室、民间，成为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这就给徽商经营茶叶带来了充分的发挥空间。 明清时期，徽商善于亲友、近邻抱团经营，盐业如此，茶叶也不例外！ 徽商经营茶叶，分为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经营模式，“茶号”类似于今天的茶叶精制厂，商人们从茶农手中收购鲜茶，加工后运销全国各地；“茶行”就是牙行，类似于今天的中介，他们专门代茶号进行大单的谈判，从中收取佣金；“茶庄”类似于今天的终端经销商，进行茶叶的末端销售；“茶栈”最初出现在清代嘉庆年间，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广州，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向洋人出售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正是因为茶叶贸易的繁荣，明清两朝设置了茶引制度，但这和盐引制度一样，依旧操控在徽州茶商的手中，而茶叶自然也成了这支雄霸明清两代商界近五百年之久的商帮四大利器之一。 当然，徽州茶商和盐商一样，也是儒商。他们在外赚取了钱财之后，又反哺故土，加大了对茶园的资本投入。这样“种-产-销-种”的循环经营之道，保证了徽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茶叶产销基地而不动摇！ 古代茶叶市场 四、当然，徽州能够成为古代重要的茶叶产销基地，除了经济重心南迁、地域优越等原因外，还和徽州人的品性和经营思路有关。 1、徽商在经营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个人的商业素养形象。 先义后利、义中取利是徽商的基本经商心态，而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则是徽商尊崇的道德观念。 徽商是儒商，故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对于徽商来说是必须遵守的，所以在商业的经营活动中，诚信就是徽商站稳脚跟，参与市场竞争的首要利器。不仅如此，徽商还特别注意契约精神的塑造。 在古代频繁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养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以律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故而自明清以来，徽州人给外人的印象是“徽人好讼”，但这又何尝不是徽州人讲究信义、遵守契约，极力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行为。 徽商商训 2、徽商在经营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商业品牌的打造。 徽州茶商对打造茶叶品牌的经营理念具有超强的意识。因为徽州并不是古代唯一一处茶叶的产销基地，所以注重无形资产的建立，抢占茶叶市场的顶端，也就成了他们的商业经营思维。 黄山毛峰的创始人谢正安就是清末徽州茶商打造品牌的代表。 他创立的“谢裕大”茶行不仅有自己的信誉防伪标记，还有独特的包装设计，使“谢裕大”成为徽州茶商中的著名品牌，而谢正安的这种商业经营理念即使到了今天依然适用。 而徽州著名的茶叶老字号，除了“谢裕大”外，“张一元”、“汪裕泰”、“胡源泰”、“怡新祥”、“胡日顺”等，都是徽州茶商创建的茶叶品牌。 纵观徽州的茶叶发展史，正是徽州茶农的辛勤劳作，徽州茶商的商业精神追求，才使徽州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茶叶产销基地，徽州茶才能为中国的茶道文化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谢裕大茶行 注： ① 《 封氏闻见记》 ②这里的歙州是指歙县（概指郡守府衙所在地），当时歙州管辖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六县，也就是说早在唐代就已经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的“一府六县”的建制基础。 ③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鲞铺'； 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 ⑤ 徽商，徽州商人，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 ⑥中朝：是偏居江东的南宋对建都开封的北宋的称呼，如：陆游 《观渡江诸人诗》中就有“ 中朝文有汉唐风，南渡诗人尚数公”的描述。 参考资料： 赵驰 《明代徽州茶叶发展研究》 王丽君 《清代晚期徽州山区经济研究—以婺源茶叶贸易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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