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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诞生，使人类从自然食物链中逐步脱离出来，也为人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性物质基础。从此，人类开始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从“进化”转为“发展”。 可以说农业对于人类历史各方面的影响都是颠覆性的，被称为革命毫不为过。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农业也不例外。农业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变化同样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犹太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人类简史》一书相当火爆。在该书中，作者将农耕生产模式带给人类的诸多负面效应统统列举出来，诸如农耕模式使人类的劳动时间大大延长，从此无法再自由自在享受人生；长期高强度的农耕劳作让农民普遍患上各类疾病；以谷物为主食的族群大多营养不良，导致身高变矮、体质转差、智力下降、寿命减少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农耕模式就是让更多的人更差地活着。所谓农业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骗局”。 能将农业生产的负面效应罗列得这么详尽，可见作者对于农业的研究相当深入，相信他对农业给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推进作用同样非常了解。之所以在书中要那么写，想必还是为了能吸引到更多读者的关注。 尤瓦尔.赫拉利 毕竟人类从开始尝试进行农耕生产算起，时间总共才一万年左右，相对于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来说，一万年实在是极为短暂的。这就好比海洋生物刚刚踏上陆地，唯有付出巨大的代价，经历无数的挫折，才能真正适应这片未知的领域，并最终化作飞禽走兽，驰骋翱翔于天地之间。 关于农业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笔者之前的章节《农业与人类文明》。在那篇文章中，笔者重点谈到了为什么发展农耕模式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但人类掌握每一种技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摸索积累过程，这也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所以，我们在讨论华夏新石器时代及农耕文化的兴起时，也应该对之前的情况有所了解。 前文已经提及，按照人类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我们现代人当中的黄种人、白种人、阿拉伯人都发源于约七万年前走出非洲后，长期生活在西亚地区的那批智人族群。在西亚生活的岁月里，这批智人的身体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的体型变得更加高大，肤色变得更浅，鼻腔也变大很多，能够适应较为寒冷的气候。与之前沿海岸线走向世界各地的矮黑人不同，这批智人更加习惯于在内陆山区或丘陵地区生活。 一两万年前，末次冰川期行将结束，气温开始回升。按道理这一时期各地的动植物资源都会变得更加丰富，那么已经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来到东南亚地区的黄种人先民为什么还要选择北上呢？这应该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东南亚地区生物物种发生改变，很多地区逐渐向热带雨林环境转变。虽然当地生物资源总量是增加的，但那些先民们以往习惯获取的动植物却在减少。因此先民们才会陆续往气温相对较低的北方迁徙。而华夏地区疆域广阔，是世界上气候地理环境最为复杂的地区，高山平原、干湿冷暖应有尽有，来到这里的智人族群大都能找到适宜的生存环境。 现代智人刚刚抵达华夏地区这段时期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同智人族群间的差异性很大。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时间不同，从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就不断有智人族群进入华夏地区；第二是线路不同，前期主要是从南方进入，到距今一万年前后，当地球气温回升到一定程度时，渐渐开始有现代人类族群从西亚经中亚及西伯利亚地区进入华夏，从而开辟出华夏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南北两大通道； 不同人类族群间不仅种属不同，生活习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也不尽相同。他们中有的早早定居在某一地区，有的则继续北上；有的族群选择山中洞穴作为栖生之处，有的则伴水而居，给后人留下一堆堆食用后丢弃的蚌壳碎片，也就是所谓贝丘遗址。 贝丘 通过对这些早期人类活动遗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不同族群的生存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这里只发现有打制石器而无磨制石器，但却出土了距今约两万年的原始粗陶碎片，以及处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阶段的稻种。而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考古工作者整理出上下两层文化遗存。下层距今2~1.5万年，里面既无磨制石器，也无原始陶器；上层年代为1.4~0.9万年，一下子就冒出了磨制石器、骨器以及陶器。可见当时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史前战斗，从而导致了族群的置换。 这种情况在北方地区也同样存在，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该遗址分布在河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带，距太行山仅十几公里。南庄头遗址活跃于一万年前，出土了少量原始陶器、打制石器及骨器，却没有发现磨制石器。而在同样位于河北的于家沟遗址，其活跃期起始时间要比南庄头遗址早好几千年，文化堆积层厚达7~8米，里面反而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细石器及夹砂陶器等。 这一时期各遗址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差异，只能是由各族群本身的差异性所造成的。这与现代华夏地区主要人群在种属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存在明显的反差，说明来到华夏地区的智人族群间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大多数智人族群都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而极少数族群则很快适应了华夏地区的自然环境，并在此开枝散叶，壮大起来。 我们从这些早期遗址的具体情况还可以了解到，人类的长途迁徙本质上是一种被动行为，只要当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保持良好，先民们就会选择定居于此，一代一代长久地生活下去，这也是人类能摸索出农业生产技术并很好地适应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 以华夏地域之辽阔，早期人类族群散布其中，简直就如一滴墨水掉进大水缸般无迹可寻。很多群落在其驻地安稳地生活了千百年未被打扰，到距今八九千年前，华夏各地都有不少族群全方位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笔者先以贾湖遗址为例，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华夏先民的大致生存状况。 贾湖文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境内的河流冲积平原，介于黄河与淮河中下游之间。该遗址面积约55000平米，活跃于距今约9000―7500年前，系上世纪60年代初发现。 居住在贾湖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栽培水稻，驯养动物的技能。贾湖人是目前已知最早驯养狗、猪的族群。他们在当地搭设房屋、仓库，建窑烧陶，开启了以农业为基础的长期定居模式，并发展成一个标准的原始自然村落。 贾湖墓葬 贾湖遗址的房屋大多为椭圆形，结构以半地穴式为主，多为单间，屋内有灶台等设施。先民的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没有葬具但有固定的朝向。随葬物大多为生活实用品，男性随葬品多为石铲、石斧等户外生产工具，女性则随葬骨针、纺轮等纺织工具。有的墓较大，随葬品也较丰富。考古工作者从这些墓中清理出了内装石子带契刻符号的龟甲、骨笛、叉形器等随葬品。 贾湖遗存房址与墓葬的情况都充分反映了人类在早期氏族公有制阶段的生活状况，说明在农耕生产的初期，便已出现了明确的男女分工，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已经确立。 该遗址出土的陶制品以红陶为主，材质较差，种类有釜、鼎等炊具，钵、碗等食具，罐、盆等容器、及网坠、陶锉、纺轮等生产工具。 出土的石器品种相当丰富，做工、材质都很精良。既有石砧、石钻类的加工工具，也有铲、镰、斧、刀、磨、杵、矛等生产工具。甚至还有种类繁多的石环、吊坠类饰品。 贾湖出土的部分工具 贾湖人使用的农具种类还较少，因此狩猎采集仍是他们重要的获取食物方式。除了在遗址发现大量食用后的野兽骸骨外，还出土了大量用动物骨角牙制作的鱼钩、骨针等狩猎、捕捞、纺织、生活用品。其中有数十根七阶、八阶骨笛，系用鹤类尺骨制作而成，是目前所发现人类最早的管乐器。 考古工作者已在贾湖出土文物上发现有十七处契刻符号，分别刻在甲、骨、石及陶器上，这些契刻符号对于研究华夏文字的起源有着重大意义。其中一个带“目”字符号的龟甲非常有名，曾出现在不少刊物的封面之上。 带孔甲板是与上古人类占卜相关联的随身佩饰，此外还有象征权力的柄形器、叉形骨器等。这类与政治、宗教、文化等社会上层结构密切相关的器物，都极具研究价值。 骨制叉形器，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规矩“，先民作观天测时之用 考古学家还在周边地区发现了多处与贾湖遗址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存，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而贾湖遗址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也最为丰富，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可见贾湖先民在当地生活了千百年后，已经扩展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早期人类群落。 贾湖先民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很多方面都打破了人们以往的固有认知，具有很大的历史超前性。当然，如果获得了各方认同，也能将相关历史记录向前推进，今后对于贾湖遗迹的研究还需大大加强。 带石子龟甲，作占卜之用 套用一句专家的说法：贾湖遗址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家畜、音乐、汉字及卜筮文化起源等多个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002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研究中心的专家对从贾湖遗址出土的人类骸骨进行了检测，所有提取成功的样品都呈现M89T基因突变型。 M89T型基因突变是一种古老的突变类型，具有这种基因的先民就是之前章节提到过的，继矮黑人（M130）之后于七万年前沿陆路走出非洲的那批智人的后代。贾湖人的遗骸普遍比较高大，说明他们的祖先也是留驻在西亚地区的那批智人。但贾湖人的基因类型比现代欧亚人种的共同祖先（M9）还要古老，属于在矮黑人之后，却先于黄种人(O系列)抵达华夏地区的智人族群。 因此，贾湖遗址的房屋、墓葬形式以及出土的部分器物在世界各地具有很大的相通性。贾湖人这样建房修墓造工具，国外很多地区的先民及之后来到华夏地区的O系先民同样会用类似手法营造家园，打造工具。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还要在之后的岁月里才逐步展现出来。而华夏民族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且是极重要的一员，同样也是不可能独立于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格外自成一体的。 可以肯定的说，这些契刻符号，就是华夏文字的重要源头。刻划符号具有极悠久的历史，人类的智人祖先就曾创造出来很多表达一定含义的原始符号，并将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各地的先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又创造出大量具有各自文化特征的符号。各大古文明文字的产生，都与这些符号有着密切的联系。 贾湖刻划符号 但文字是符号，符号却不等于文字，从符号出现到文字系统产生，各大文明的先民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类历史上的各大古文明在上古时代有着深刻的渊源，这既是事实，而且也只有这样，事情才符合逻辑，这也丝毫无损于华夏先民以及其他各大文明的先民创造出辉煌成就所赢得的声誉。 在这里，笔者呼吁广大文史爱好者多一点文化自信，不要因为华夏文明与其它古老文明似乎有些相通之处，就去轻信那些大禹出自埃及、华夏文明源于苏美尔、黄帝是从阿富汗山区走出来的游击队长之类的说法。《山海经》好好一本奇书，被曲解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道道。估计《山海经》作者的棺材板，就是用书中所载上古赤金打造，不然早就压不住了。 而同样也是在河南，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与河北磁山文化及之后出现的仰韶文化共同组成一个体系，则被视为华夏黄河文化的重要源头。 另，看在笔者写这么长不容易的份上，如果您觉得本文尚可且认同笔者的观点，请多多支持，点赞、收藏、转发三联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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