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傅佩荣，节选自《荒谬之外》 / 东方出版社 / 2013 1960年1月4日，阿尔伯·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因车祸身亡，翌日《纽约时报》的社论称：“某些读者以为加缪的哲学代表了悲观与绝望，那只是肤浅的见解。其实，它充满信念，企图唤醒人类对生命作最英勇的肯定。……我们的时代回复了加缪的呼吁，数年前推举他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此实不足为奇。”哲学家往往不易为同代的人所了解，其影响力也常在数十年或百年之后才彰显出来。加缪算是例外，影响深远而广泛，有人以为他在这方面超过萨特（Sartre）、海德格尔（Heidegger）、雅斯贝尔斯（Jaspers）、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马塞尔（Marcel）、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等当代欧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但是人们是否真正了解他呢？加缪的哲学究竟有何意义？其思想历程如何？这是本文尝试探讨的主题。 一、加缪其人 “我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严肃的人物”，这话本身就带有幽默与自我解嘲的意味。加缪给人的初步印象是：面孔苦郁，前额高宽而有皱纹，卷曲的黑发，带着慎重的微笑，声调低沉，颇具男子气概。与他接触后，会发觉他“从未摆出大师或良知指导者的架子”，“有时几乎温柔而热情，有时又冷漠而保守，然而却不断地渴望友谊”。是什么样的世界孕育了这种性格？加缪在一次演说中娓娓道出：“我诞生在一次大战初期。稍长时，经历了1929年的危机；20岁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后是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以及慕尼黑协定。这些就是我们教育的基础。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败退，以及希特勒蹂躏我们的家乡。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相信什么呢？没有。除了那种我们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顽强否定外一无所有。我们自谓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无处可以避难的世界。” 虽然如此，加缪的人生观依旧积极而不诉之于恨，同时未曾对人性失望，“在人身上，可赞之点多于可鄙之处”。“我对人关心，我对人类绝无轻视态度……在我作品的核心，总有一颗不灭的太阳。”这颗太阳也许得自北非地中海畔的生活体验，贯串起他的作品，将人类的真实情境暴露无遗，层层摧毁自欺的帐幕，指出人性的根本荒谬；再逐步引领自觉的新人踏上自由之途。马塞尔称许他“使'人文主义者’一词重获意义”自然有其道理。 萨特的追悼词说：“这位荒谬的笛卡尔，拒绝离弃道德的安全途径，以跳上现实的不安全路子。”道德与现实正是他俩的分歧所在。加缪的道德理想是什么？这点有待研究。至少不能再以悲观绝望等灰色名词加诸于他了。 二、思想立场 对萨特而言，世界存在与人类存在都是荒谬的，可惜他未作深入研究。“荒谬哲学家”毋宁说是加缪，他除了前者所见之表面意义外，更深探荒谬之真相，认为“人不荒谬，世界也不荒谬，把世界和人联系起来的关系才属荒谬”。人的自觉肯定了这种关系的对比，因此荒谬生于现实的感受。照理说，如此的出发点很合存在主义的胃口，也许这正是加缪与萨特能够维持八年友谊的原因，然而加缪却对存在主义以及所谓存在哲学家缺乏认同感，更罔论传统哲学了。 1.加缪否认自己属于存在主义。“不，我不是个存在主义者。……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的唯一理论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是为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而写的。” 2.加缪认为存在哲学逃避现实。 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抛开能够知觉到的世界与人类，作了信仰的“跳跃”，肯定一位理性无所企及的神；雅斯贝尔斯从经验界跳脱，走向一位模糊的超越者；舍斯托夫（Chestov）也跃向一位超越理性的神。总之，加缪觉得：如果理性跳跃，不啻否定其自身，让位给愿望。这些思想家为了逃避荒谬，而超越理性的领域，可是现实世界中，理性之外无物复存。 3.加缪对近代哲学的微言。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在加缪眼中，是促成文艺复兴时期之悲剧潮流中断的祸首。此外，加缪亦曾明书自己不信上帝，也不信绝对的理性主义。甚至把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戏称为现代欧洲的邪恶天才。倒是对于基督信仰，他的态度较为温和，“加缪是反共的，却不是反基督的——他只是非基督徒而已”。 话虽如此，哲学史家依然以一笼统的标签附在他身上，就是“无神的存在主义”，加缪本人一定反对这种归类，因为同属这张标签下的竟赫然是：尼采、海德格尔与萨特。加缪志向高远，不愿停留在虚无、否定的层面上，他反对自杀，就是明证。从肯定荒谬到否定自杀，其间倒是一段坎坷的路程。 他说：“当我在《西西弗斯的神话》分析荒谬的感觉时，我是要寻求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主义学说。我是在从事方法上的怀疑。我所致力的是造成一种如白纸般的无瑕心态，作为建构一些东西的基础。” 所以他的荒谬具有十足的积极意义。荒谬并非目的，只是方法，正如笛卡尔的怀疑。他在《论萨特之<恶心>》中提及“觉悟到生命是荒谬的以后，不会就此告终，却正是个开端”。加缪预备建构什么呢？如何建构？ 三、思想历程与意义 研究一个人的思想，首需注意环境与历史因素。前面两段文字可算提纲挈领地涉及了。基本的研究材料无疑是加缪本人的著作。从作品的顺序可以窥知他的思想历程。可是作品的构思日期与发表日期往往有一段距离，在此尽可能以加缪主要著作之构思时期为准，逐步勾画其思想全貌与未来展望。 （一）荒谬期（1938—1941） 1941年，加缪22岁，他在2月21日写道：“《西西弗斯的神话》脱稿，三荒谬完成了，自由之始。”19此处的三荒谬系指《卡利古拉》（Caligula）、《异乡人》（L'Étranger）与《西西弗斯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虽然《卡利古拉》1945年才演出，可是加缪在“作者的话”中明白说它“完成于1938年”20，《异乡人》到1940年才杀青。所以依照上述的顺序，可能较合乎事实。 1.加缪22岁开始热衷戏剧，抱定了“舞台不是游戏”的信念。他对《卡利古拉》的期望很高，认为那是一出“智慧的悲剧”，此剧的哲学影子落在“人们死了，他们并不快乐”的层面上。既然如此，试图反抗吧！如何反抗？加缪在此塑造了一位能够为所欲为的暴君，从“强者”着眼，集合一切世俗的权力来反抗命运，企图得到“不可能者”——幸福。最后却发现“这世界或彼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厌足我的度量……我曾在寰宇的尽头、内心的深处追寻着它。然而……虚无”。到头来觉悟人生不过南柯大梦，荒谬一场。外在的反抗只是徒劳。 2.《异乡人》的主题未变，对象则有所不同。莫尔索（Meursault）也是孤独的个人，但却是现实世界中的“弱者”，表面上毫无反抗地听任世界对他的摆布，他是被害人，正与卡利古拉相应。但是两者都逃不过死亡的牵制。卡利古拉的暴力失败了，莫尔索却以消极的“漠视”对付命运，终能自荒谬中产生一线希望——反荒谬。萨特认为：“《异乡人》是一本经典之作，一本严谨的书，我们从中可以听到荒谬和反荒谬的争辩之声。”莫尔索对于一切事情都说“不！”就连荒谬也不例外。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更有了明白的理论注解。人类能够以意识自觉去否定生命，一如萨特所为，但是也能以同样方式否定“否定本身”——荒谬。 3.西西弗斯综合了卡利古拉与异乡人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是“人类中最明智与最谨慎的”，另一方面也逃不脱神祇们判定的命运。但是，他却能在“一切努力等于永无止境的失败”这种无以复加的际遇中，“以自觉来体验他的责任”，“以轻视来超越他的命运”，充量勇健地活下去，“向山顶的奋斗已足够充满一个人的心了”。这股悲愤有化为力量的可能吗？“三荒谬完成了，自由之始”，加缪应该开始从荒谬的虚无境界，建构起一些东西了，加缪的自由是什么？在反抗期中将可以看出。 三荒谬各书的最后一句话，对比着研究，可能别有意境。 《卡利古拉》：我仍然“活着！” 《异乡人》：当我被带赴刑场时，“希望”有咆哮的群众在四周呐喊。 《西西弗斯的神话》：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  虽然人生荒谬，一切外在的反抗终归无效；可是面临死亡时，清醒的“自觉”却能使一位“真人”不死。甚至可以说，形体的生死，并非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存在的尺度。人的“存在”在于他是否“自觉”与“自决”，这种思想很明显地具有存在哲学的意味。加缪并不由此“跳跃”，却稳扎稳打地往上走。第一，卡利古拉自觉人生荒谬，也自行决定反抗的手段，所以死到临头犹能高呼“我仍然活着”。第二，异乡人在接受世界及命运对他的判决后，不但对于死亡毫无所惧，还能产生奇妙的“希望”，比起卡利古拉单纯的“活着”更上一层。第三，西西弗斯的不幸遭遇几乎等于前二者的总和，可是我们从他的行为中，应该“想象他是快乐的”。快乐原为个人的感受境界，西西弗斯未曾明言这点，可是他一方面服从命运，一方面又毫无怨言地重复无止尽的苦役，他的自觉深度连神祇也奈何不得，所以至少应该想象他是快乐的。 （二）反抗期（1941—1951） 1951年，加缪的随笔中有：“写完《反抗者》初稿。这本书结束了前两期，年37岁。以今视之，天下会自由吗？”由此可知，1941年到1951年为第二期。这一期中，加缪开始向荒谬宣战。“荒谬期”的“活着”、“希望”与“快乐”都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在加缪要实现这些理想了。 1.《误会》（Le Malentendu）。完成于1943年，有人认为这是加缪的第四荒谬，我却以为它属于反抗体系的第一部作品，除了时间上的理由外，还有思想上的理由。“作者的话”希望本剧是“创造现代悲剧的尝试”，所以加缪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加缪跨出了第一步，不再以命运为对手。 《误会》中的老男仆是个隐晦的角色，眼见荒谬的事件接踵发生，却在剧终时对于无助者之求援，回答“不”。加缪说：“至于老男仆这一角色，并非必然地象征着命运。”把命运“存而不论”之后，目标转到人际关系：“那也许只是一种更深的误会……从受苦的层面看，或许没有人能为别人做任何事：痛苦是孤立的。” 但是，这只是加缪奋斗反抗的第一站，他先建议读者“假定此剧之道德观念不是完全消极的”，再在剧中肯定“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因此，纵然现实再荒谬，人的责任再空幻，加缪也要往上建构，不肯屈服。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渐露曙光。 2.《鼠疫》（La Peste）。1947年加缪完成这本书时，思想已明显地进展到另一阶段，超越了荒谬，走向“反抗”。反抗者所揭示的第一件事为“分担一切人共有的痛苦”，“团结”的意念逐渐形成。“加缪虽不信神，但爱幸福，而以为幸福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他自己心中亦有'不灭的太阳’和'心中命运之星’。”团结必须把握现在，和一切人同甘共苦、创造幸福。 加缪描写荒谬的成功，使他获得“地中海卡夫卡”的雅号。他们两人思想境界之不同由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城堡》（The Castle）与加缪的《鼠疫》。在《审判》中，主角回顾他的生命，问道：我做了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在《城堡》中，主角瞻望空幻的未来，问道：我将何所往？如果得救，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又该做什么？然而在《鼠疫》中，主角既不回顾也不前瞻。他面对现实，坚定地站起来向瘟疫决斗，把握现在。 在《鼠疫》以后，加缪发表了两篇戏剧，1948年的《围城》（L'Etat de Siege）与1949年的《正义之士》（Les Justes）。都是这期思想的深刻表达。但是归结点则很明显是1951年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本期思想以《误会》、《鼠疫》与《反抗者》为三个重镇，其中的演进可以简单勾画出：第一，在《误会》中，加缪把“命运”存而不论，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寻求了解与相助，但是失败了。第二，《鼠疫》中，加缪使命运与人类对立，使人类因而有团结之可能，并逐渐互助互爱。第三，《反抗者》指出人类团体之不合理并不下于命运之迫害，因而必须同时反抗命运与不合理的团体。如此才有步入真正自由的可能。《反抗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所以值得较详尽的分析。 3.《反抗者》。有一段可靠的轶事如下：“纳粹占领巴黎时，有一天，加缪与萨特在咖啡店中谈话，萨特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加缪不赞成。加缪说：'如果自由没有限制，你大可把我交付纳粹当局。’萨特同意此事不可为。因此加缪得出结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如果自由无限制，必然产生不合理的团体。只准自己有自由，却不许别人自由，这是假自由。而“自由必须有所限制”表示还有某种意义或信念值得人类追求，这些意义或信念高于人类的自由。“为了目的（意义或信念）能否不择手段（自由）？”实为加缪和萨特二人决裂主因。《反抗者》中明白揭示加缪的看法，使萨特不得不发表绝交声明。“反抗者”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1）反抗乃“肯定生命是善”。 如果我决定不自杀，那是因为发现生命是善的，并且值得活下去。若生命为我是善，则为他人亦然。因此，我们必须维护人性之价值面与团结性。那么何不站起来与荒谬搏斗呢？在这世界上，我们彼此都是异乡人（所以不要互相伤害）；都有鼠疫要抗争（所以克服它，不要认命）；都堕落了（所以要重新站起来）。我们活着，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看到善；我们反抗，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看到善。 （2）反抗乃“向生命争取生命”。 抗争使人的存在高贵，反抗使人的存在落实。要成为“人”，必须“反抗”。反抗者的“不”自有价值，在其否定中，坚信某些事“真”且“善”。反抗更可使人类团结。反抗时，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他应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唯一武器——自由。反抗时，人也意识到他人。因为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 （3）反抗乃“寻求新神”。 “'反抗者’不知不觉地是在寻求一种道德，或一种神圣。反抗是一种修行……倘若反抗者干犯神威，那是因为他对新神抱有希望。”人类需要一位新神，这点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Ivan Karamazov）表达出：“纵然上帝存在，伊凡也不能向他加给人类的不平遭遇屈服。”人类需要一位能够给予他公平的神。“反抗者要求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意义……在反抗者眼中，世界所缺乏的，是个解释原则……他正在寻求……一位新神。”存在的不平与罪恶问题导引出无神论，加缪是见证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寻求新神。 （4）反抗乃“寻求人类合一”。 反抗所需求的，是全有或全无。反抗所涉及的，是大家或无人。或是大家得救，或是救赎无望。“同上帝一起未能实现之世界的合一，今后将设法实现以反对上帝。” “反抗者拒绝神性，为了能承担大家共同的奋斗和命运……世界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的爱情。我们的弟兄与我们活在一样的天地间……有了这种快乐，在不断的奋斗中，我们将重整这时代的精神。” 这种对团体的关怀显然与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个人主义背道而驰。此乃20世纪无神论的特征。深切的团结意识，多少是由于被迫组成联盟以应付危机的累积次数所造就的：为了反对纳粹党、反对劳工之经济剥削，以及反对世界之纷乱与战争本身。 （5）反抗乃“乐观的”。 “人在大地上……是孤立的。他内心有庞大的计划，甚至想到'反抗’本身的死亡，因此在'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之外，又加上一句'而且只有我们存在’。” 可是，我们必须乐观地奋斗：“时候到了，我们每个人都须举弓一试……弓张开了，弓背霹雳作响，从紧张的最高点将飞出最直、最强、最自由的箭头。” “在这些黑暗的尽头，必有一线光明出现，我们已可看出迹象，只待我们继续奋斗，促其实现。在废墟中，我们每人都准备着在虚无主义彼岸的新生。” （三）自由期（1951—1960）  加缪向往自由很久。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曾以1941年为“自由之始”，1951年又不禁疑惑“以今视之，天下会自由吗？”其间，显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加缪在荒谬期与反抗期中的体系建构相当成功。从反抗期导出的思想会是什么呢？从“肯定生命是善”到“寻求新神与人类合一”，下一步是否应该肯定新神以及实现人类合一呢？这是加缪的理想。然而事与愿违。纳粹政权败亡了，可是“曾经酝酿希特勒主义的毒素还未消除，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出现。今日，凡使用权力、效果和'历史工作’等字眼谈及人类生存的人，就是在散播这种毒素。” 加缪的《正义之士》与《反抗者》是针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而说教的，甚至不惜牺牲萨特的友谊。而整个世界的现实情况更使他不得不自问“天下会自由吗”？ 1951年以后，加缪为别人写了好几篇“序”，自己的著述反而耽搁了。或许他正在构思吧！总之，五年后才出版了《堕落》（La Chute）及《放逐与王国》（L'exil et le Royaume）。作品形式稍有改变：“加缪首次对他故事里的真正主题加以考虑，并对其细节加以推敲。”同时，“他过去投注于道德与象征的注意力，已大多被真实背景所吸引”。可见加缪怀着理想重新踏入了现实。“放逐与王国并不是海洋隔开的两个大陆，它们是一体之两面。王国就是在放逐之中，放逐就是导向王国的路，事实上，放逐就可以成为王国。”对现实世界怀疑失望之后，加缪转向内心，以内在的自由超越外在的环境（放逐），尽其在我，以求得内心的平安（王国）。内在的自由使人幸福，是加缪向上超升的又一极点。 四、结语 1957年12月，加缪在诺贝尔奖颁授礼的致词中提到：“这一代正在和时间作疯狂竞赛，它必须在各国之间建立不基于奴役制度上的和平，使劳动与文化重获协调，并由全人类重建一个'约柜’。”他希望全人类共同努力，为实现一项真理而奋斗，“那真理就是——每一个人在属于他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之基础上，为人类全体建树了一些什么。”“让我们尽管向前迈进吧！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赌注。若说我们将要失败，无论如何，站在选择生命的那一边，总比站在毁灭者那一边要来的好。”这是无神的人文主义所能向上超升的极限。 有一段时期，加缪皈依宗教的可能性很大，在他的著作中，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也越来越和善。有人猜想，由加缪思想的拓展方向来看，他迟早会皈依宗教的。可惜，时光不待人，这个谜就永远悬在那儿了。我们毋须为加缪遗憾或悲哀，他一生服膺真理与自由，“对当代人类良知的各种问题多有启迪”。作为一个“人”，加缪是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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