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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峰:论北魏与魏碑

 蓝风逸之 2019-07-28

 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他们的祖先出自大兴安岭北部,至今仍有被史书称为“鲜卑旧墟石室”的嘎仙洞遗存。

《魏书·序纪》言:“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1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部落到建立起强大的北魏帝国,经历了沧桑漫长的历史岁月。他们在东汉初年开始为了生计先后两次南迁,经历了“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又经历了“ 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2苍茫大漠,万里草原成了他们新的居住地。

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拓跋猗卢被封为代王,设置百官,明刑峻法。后拓跋部经过第一次建国失败,部落离散。直到公元386年拓跋珪乘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瓦解之际,建立起来一个复杂王朝,是为魏国,史称北魏。定都盛乐,历12年。后东迁平城。公元439年由拓跋珪之孙拓跋焘依靠强大的国力,吞并了四周邻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形成了与江东刘宋王朝对峙的南北朝局面。

建国后的北魏经历了由游牧生活向“分土定居”的转变,加上中原已有的封建经济关系,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形态以封建制为主,伴随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采取的也是对不同部落民族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魏书·食货志》称“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3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阶层还是不断地战胜其它社会阶层,逐渐取得主宰地位,但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太和年间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前,北魏社会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善的封建社会。

这期间的北魏书法是传承汉魏古法,使汉魏“古篆八体之法”的正脉在北方得以保存。

《魏书·崔玄伯传》载:“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魏书·卢渊传》载:“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4“魏初重崔、卢之书”,“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决非偶然。崔氏和卢氏在曹魏时期已是形成门户的士族,西晋时即有书名,五胡十六国时均留居北方,至北魏,书法成就在崔氏一支以崔玄伯、崔浩父子为代表,卢氏一支以卢玄、卢渊祖孙为代表。由于崔卢二门书迹不传,我们从他们的师承关系和相关史料分析,崔悦师法卫瓘,瓘传家法,其父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5《魏书·崔玄伯传》载:“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6崔氏一系应颤长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加行书。卢氏一系师法钟繇。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对钟繇的书法有这样的记载:“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隶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楷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7可推之卢氏应长于隶书、楷书和行书。入魏后似已不善草书,因“至邈以上,兼善草迹”。

由于崔、卢在北魏的影响力,其所善书法各体,对形成北魏整体书风具有决定性作用。

我们今天重视北魏书法,无论从审美角度和价值取向上都会与中古时的先人不同。我们重视的只是北魏的楷书,且是铭刻的,即“魏碑”。从楷书角度看,南北都是取法钟繇的。在北魏传承钟繇楷体的显然是卢氏一系,即使像太和之前隶书形态很强的作品,也不能低估钟繇铭石隶书的影响。铭石书的传统延续性一定是很强大的。这也可以解释南碑与北碑的不约而同。

钟繇的传世楷书代表作品,如《贺捷表》(又称《戎路表》)、《力命表》、《荐季直表》、《还示帖》等,皆为刻本、皆为小楷、皆存隶意,且点画多有异趣。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说:“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骞滕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从帖中所收钟书,如《宣示》、《力命》诸表,并出王临,不见此妙。惟《戎路表》虽亦后人所摹,而分势多在,可以想见之。王出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其用笔尚内擫,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之下’之法。故梁武帝以龙跳虎卧之势喻之。龙跳之蜿蜒,虎卧之蜷曲,皆转而非折,真能状王书之旨。此二家之异也。其后钟为北书之祖,而王为南书之祖。北朝多师钟,故真书皆多分势,乃至篆书亦以分意入之”。8北魏太和以前的魏碑是多以钟繇类型的笔法、笔势为根本的,在楷书与隶书之间充分变化,形成多种风格样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公元437年)的《皇帝东巡之碑》,太延五年(公元439)的《大代华岳庙碑》。文成帝拓跋浚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的《嵩高灵庙碑》,和平二年(公元461年)的《皇帝南巡之颂》。

孝文帝拓跋(元)宏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革是在平城末期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开始的,这一年颁行“俸禄制”,官吏始有俸禄之后严惩贪脏,这是廉政建设的有效措施。第二年下诏实行“均田制”,对百姓“均给天下之田”。均田制的具体实施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重要改革,对北魏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第三年推行“三长制”,强化了基层组织,土地管理制度得以完善。

孝文帝在平城末期以“均田制”为核心的三项重大改革使北魏人口和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后,孝文帝在以前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去除鲜卑旧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语言、服装、姓氏(拓跋氏改姓为元)、籍贯、官制、祭礼等全面汉化,并倡导胡汉通婚以及建立门阀制度等。积极地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稳定了社会秩序。伴随着孝文帝的改革成果,北魏帝国辉煌了近30年。

康有为在《广艺舟楫》中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9太和之后留存下来的魏碑数以千计,且清规戒律少,艺术创造的空间大,风格多变,奇异多姿,时代特征鲜明。

魏碑主要有摩崖、墓志、造像记、碑碣四种形式。其代表性作品有:山东省境内天柱山腰间的《郑文公上碑》,云峰山山阴的《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以及陕西省境内褒斜栈道石门东崖壁的《石门铭》。1917年河南洛阳城北十八里后海资村北出土的《元显儁墓志》。清雍正年间河北南皮废寺址(一说在山东广饶)出土的《刁遵墓志》。清康熙十八年河北安平出土的《崔敬邕墓志》,未知何时何地出土仅存剪裱孤本的《张黑女墓志》。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中的《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清末在陕西澄城发现,现存西安碑林的《晖福寺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内的《张猛龙碑》。嘉庆十一年在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出土的《高贞碑》等。

伴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魏碑走过了从继承钟繇铭石书与楷书传统到形成独特风貌的过程。太和之后,成熟的魏碑中不仅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与豪放,塞北大漠长河的阔大与苍茫,字体也脱却隶书法式,形成简练、质朴、苍劲的新书风 。作品或方峻简捷 、棱角奇出;或朴拙凝重 、端庄娴雅;或劲健洒脱、奇纵天成。富阳刚之美,尚自然之趣,构成“壮美”景观。正如康有为所言:“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于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碑》、《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驎》,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翚》,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圆静则有若《法生》、《刘懿》、《敬使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元祥造像》、《优填王》。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10

北魏历史是一部频繁的战争史,是一部少数民族不断汉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在“十六国”之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断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刻石楷书无疑是北魏对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贡献之一,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3][4][6] 魏收着,唐长孺点校《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1页、2页、2850页、623页、1050页、623页。

[5]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612页。

[7] 羊欣著《采古来能书人名》,见:《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46页。

[8] 胡小石著《书艺概论》,见:《现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35页。

[9][10] 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06页、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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