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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情缘 《我们的故事》 听说我要采访老知青，黑河日报王锋社长热心推荐。我说，最好是现在还在黑河的，命运越坎坷越好。他想了想说，还真有一位，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前几年他在爱辉区当副书记时，每年春秋防火，他都在下面蹲点。那一年春天，他住在二站林场，当现场总指挥。火情非常严重，扑火大军全线压上，给养都跟不上了，场部商店能吃的东西全抢光了，他们几个领导也和大家同甘共苦，只能啃馒头喝冷水。那天清晨，他们要跟着大部队上山，招待所的一位女饮事员，给他们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她说，今天是端午节。原来包饺的面和馅儿，都是她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为了这顿饭，她和来帮厨的女儿忙活了一宿。听口音，她们不是本地人。王锋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人叫李颖，是上海老知青，已经在林场招待所当了二十年的炊事员了！她们的真诚让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从这次打火以后，每次在二站路过，王锋总想着看看这位可敬的大姐。 王锋给林场打了电话，李颖还在。二站公社当年的几百个知青，李颖是硕果仅存了。我们从黑河出发，沿黑河到嫩江的公路向西南方向，直奔二站而行。我们走的这条路就当年为了应对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修筑的古驿道。我请教了我省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兴盛，他说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清朝政府开始建立驿站，从肇源县的茂兴镇起始，经卜奎（齐齐哈尔）到墨尔根（嫩江）到瑷辉，共修20个驿站，做为传递信息、输送粮草，迎送官员的接待站。我们要去的二站就是从瑷辉出发向墨尔根和卜奎方向去的第二个古驿站。李先生介绍，当年驻守驿站的“站人”都是“三藩之乱”失败的吴三桂的部下和后人。吴三挂原是明将，后降清，被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吴和驻守广东的平南王、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谋反，结果被清平定，三藩的部属全部被流徙东北当了“站人”，而且不准他们迁移，不淮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不淮他们和汉人通婚。朝廷也不能奉禄，他们只能屯垦戍边、自给自足。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古驿站二站，看到的是郁葱葱的树林中一排排雅致的木顶红砖的房舍，已找不到一点“古站人”生活的遗迹了。接待我们的年轻的林场党委书记说，我就是当年站人――吴三挂的后代，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了。早年还保持云南人自己的生活习俗，一点点也被当地人同化了。现在已分不出谁是“站人”的后人了。 没想到“新站人”李颖却完全保存着上海人的风度，她说着生动的上海普通话，一身清爽的裤褂，和在上海里弄里看到的中年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没想到饱经北大荒风雪的她还是很年轻，说起话来爽朗明快，笑声不断。门可罗雀的偏僻的小林场，摆出接待外宾一样的礼仪，我们几个记者坐在长条桌的一边，场领导陪着李颖坐在我们的对面，中间摆着水果和茶水。我说，我也是老知青，我下乡的哈青农场离你们这儿不远。王锋说，那儿他也去打过火。不几分钟，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笑起来。但是李颖的故事还是让我们的心里很沉重。可她还是笑着说的。 “我是上海四平中学69届初中生，1953年生的，1969年清明节那天，从嫩江下火车，坐汽车到了二站公社卫疆大队。一下车，我们23个小上海全傻眼了，一个像睡着了小屯子，只有一片小土房，连电灯都没有。我们流着眼泪挤进老乡家的小土炕，吃着难以下咽的小米饭包米馇子，晚上连厕所都找不到。第二天，我们就自己动手盖知青大宿舍。盖完房子开始种小麦，地里的雪都没化，活很累，我们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个地方，气温低，小麦产量低，一个工才分８分钱，老乡很穷。我们的日子也很难熬。后来队里让我到食堂当事务长，那是个很难很累很苦的活儿。缺菜少肉没油水，那伙食太难办了，我想了许多办法，尽量让大家满意。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我不知掉了多少眼泪。 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叫金殿文的机务队长，比我大六岁。常到食堂帮我，有时给我们挑水，有时帮我到黑河买菜，碰到什么难事帮我出主意。有了这样的依靠，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从小没有母亲，在家对父亲特别依赖，现在我又特别依赖金队长了。村里孙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姑娘，你在这儿太不容易了！早点找个主吧！金殿文是个好人，真心对你好！我看你俩淮行！”后来金殿文自己也来找我，他不会说什么，只是说，我会对你好一辈了，不能让你再遭罪了！我给家里去了信，父亲和继母都反对我和他结婚！我想你们也救不了我，我还是自己安排我自己的命运吧！ 1972年我和老金结婚了，自己盖了房子，日子很舒心，第二年生了儿子金龙，过两年又生了女儿金凤。日子越过越兴旺，全家人都很开心。当时有的青年开始返城了，也有办了离婚手续走的，可我一点也没动摇！我舍不得老金和我的一双儿女！大队后来还让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搞复式教育，我同时教一二三个年级的课。我还当过接生员，学习过计划生育手术。后来全队只剩下了两个知青，又把我调到乡办企业工作。” 说起自己的种种经历，李颖谈笑风生。可是命运对她实在不公，1978年她的靠山崩溃了——正当盛年的老金得了直肠癌！李颖领着他到黑河住了四个月的院，他们花掉了所有积蓄，买掉了住房和家俱。知青办给了她2000元的困难补助。李颖又领着丈夫来到哈尔滨的肿瘤医院，只住了3天，老金坚决要求回黑河，他不希望为自己再白花钱了！回到家9天以后，他去世了。临终他对李颖说：“我对不起你了！你快点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嫁了吧！为了你，也为了孩子，我求你了！但孩子别改姓！还有，结婚时你给我的那块上海手表，送给我哥吧！是他领我到黑河，才能认识你！留个纪念……” 李颖擦干了眼泪，离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寻找一家人的生路。她是一个挣工分的农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住在一个小土屋里，没有任何财产。她想到了回上海，可家里没有能力接纳她一家三口人。她一遍遍地领着两个孩子到黑河***，那时知青办早就撤消了。令人尊敬的县委书记吴龙洲一次次地亲自接待了她，为她安排住处，把她和孩子领到自己家里吃饭，离走还给她拿几百块钱。开始县里想把她安排到冰棍厂当工人，但是那点收入是不能养活三口人在城里生活的。后来把她安排到了二站林场，因为她有文化，当了检尺工人，整天钻林子，冬天跟着在大风雪中拉套子。场里不忍心让她再吃苦，又把她调到食堂干老本行。林场又给了她家安排了一套房子，每天还有1.79元的固定收入，一家人开始了有了温饱的新的生活。 林场的热心人都关心着场里惟一的这个上海知青一家人，他们想方法周济着她们，有的送柴，有的送米送面。可这总不长久。大家张罗要为李颖找个老伴。正好场有个叫任国坤的山东人，人老实，能干活，又没过结婚。只是面像长得老，有点配不上细皮嫩肉的上海姑娘，那一年李颖才27岁。别人介绍他们见了面，李颖只问他一句话：“你能不能对孩子好！”他实实在在地说：“你放心吧！我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儿女！”她还让老任作出承诺，她可以和他结婚，但不能为他再生孩子，这两个孩子能拉扯大就不容易了。老任点头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家庭。李颖说，我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们能少受些苦难，能长大成人。这是他父亲的嘱托，我照办了，对得起他了！ 结婚很久，李颖才知道，老任比他大十岁。为了和她结婚改他了年令。结果出了笑话，李颖现在退休了，每月退休金1450元，而老任还在工作岗位上，每月600多元钱。说着，李颖大笑起来，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老头对我和孩子可好了！”这句话，她说了好几遍。她说，老任很能干，结婚后我们自己开了一片木耳段，养木耳挣了几万块钱，供两个孩子念书，他把儿子金龙送到教学质量比林场好的锦河中学，一直供到林校中专毕业，现在也在林场就了业。他总惯着孩子，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他想方设法给做给买。要是他们想吃月亮，他都敢上天去摘！孩子住校时，他跑几十里给送吃的。有时就是一罐咸菜，他也跑一趟。这老头心肠可好了！没想到后来也拿出山东人脾气和我“耍驴”――“你也不给我生个孩子，我这不成了‘拉帮套’的了！”后来我经不起他的磨，198年又为他生了个姑娘，这孩子可孝心了！这三个孩子可亲了！老头每天掂念着三个孩子！全家人过得可热火了！” 上海的亲人也掂念自己的孩子李颖和他的一家。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写信让李颖领着孩子们回来看一看。他很后悔，在李颖最困难的时候没能给她们帮助！2003年李颖领着小三和她的男朋友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亲人的泪水化解了过去的所有恩怨。浦东浦西的巨变，让他们自豪，但是并不留迹。父亲和继母都想把李颖的孩子留在上海。小三小两口置办好结婚用品，就催着母亲回到了黑河。上海是他们的梦，而黑河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家。现在李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到黑河，一个嫁到的孙吴，两个女婿都很优秀！林场的领导说，李颖的两个姑娘都很漂亮，还是当年上海女知青的气质。 官方会见结束后，我们跟着李颖到她家看一看。一栋职工的红砖房，李颖家的小院和别人一样围着整齐的木栅栏，院里的甬道两旁栽着各种绿油油的菜秧，那是他家老任头精心栽培的，他知道那个孩子爱吃那样。可惜我们没能见到这位知青的亲人。进了屋，使我看到了别的职工家不一样的景色，屋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整洁舒适，如我们在上海看到普通人家的摆设和生活方式。李颖说，她退休后的生活是每周抽时间到山上看一看育林的老头，给他送点吃的，帮他洗洗衣服。再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小孙女。“新站人”李颖说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眉宇间写满了笑意。 我想，李颖可能和那位已经当了党委书记的“站人”的后代一样，在这个古驿站上，一辈辈一代代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来到了这片祖国边塞的土地上，他们毕竟在这里流过汗流过泪，这里还埋着他们的亲人。当然也是他们生死相依的家乡。 ——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黑龙江，孙吴，红色边疆农场，原兵团三团48连，路边。当天，会有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知青回访车队经过。 一个孤独的身影，举着一幅“热烈欢迎战友返回第二故乡”的横幅，静静地候在那里。 这横幅做得太过粗糙，废纸箱拆开的硬纸壳连起来，上面贴上写着字的彩纸。彩纸颜色，有多有少，横幅也就显得更加的不规整了。并且，横幅还是一头是用木棍固定，一头则是由这孤独的人用身体举着。一切都显得仓促，但也让人觉出这窘迫中的真诚。 这是2008年的夏季，京津沪哈等城市的知青回访团。车子驶过欢迎横幅，孤独的欢迎者，用微笑迎着车队的掠过。好像并不在意车子是否会停下、是否有人会关注他。车上的人以为是当地的老职工在欢迎他们，兴奋地朝车下观望着。 突然，车上有人认出了欢迎者，他们叫出了这人的外号，急忙喊停车! 车下这个老农般模样的欢迎者，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的。几十年后的相聚，他的这个孤独简陋的欢迎仪式，他的这种静静地守候，打动了所有的在场知青的心。车上没人知道他会出现在路边，也没人通知他今天知青们到达这里。甚至，他们与他在几十年前分别后，就中断了联系。 见到这般光景，不等与他见面，车上的上海知青早已是心酸落泪了。那是他们的同学、一个没有随返城大潮回到城市的孤独的候鸟。汤学华，这几十年，你过得还好吗？
这里不是计划中的停车地点，车子还要继续前行，到45连。让人没想到的是，本想在活动后，回头来请汤学华一起聚餐。可是，汤学华已经骑车追了过来。就像一只掉队的鸟，会坚定地尾随着任何一群鸟一样。 数年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让人心酸的“尾随”。那次，我们48连知青再次回访，车下来迎接的，已经是一个拄着拐的汤学华了，他已经举不了横幅了——他得了脑梗。
但是他还是来路边欢迎我们，还是一直一瘸一拐地追我们到山上中学。我们在那里聚餐，叫他吃，他不吃，只是站在那里守着一群上海知青，没有更多的话。或许，他就是想在上海人中间，听他们说家乡话，感受一下“回上海”的感觉。尽管，他自己的上海话已经严重退化，说起来已经生硬了。 恋群，追随群体，是自然界的现象。一个与群体分别了多年的候鸟，会从从候鸟变成留鸟。但是，一旦遇到同类，它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遵从着它心中原始的、本能的呼唤，重新回到久违的群体，哪怕明知只是短暂的瞬间。
这种归属感是辉煌而幸福的，会在瞬间燃爆，让人忘记所有的孤独与寂寞；但也会在短暂之后，重又让人跌落、重又归于空寂。因为，鸟群终究会离他而去。留下的，又是无尽的孤独。随着知青们的离去，汤学华也会再次走过这无尽的失落与煎熬，就像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样。此刻，他能够安慰自己的只能是，盼着知青们的再一次返回。但这种企盼又是无限渺茫的——没人知道下一次会是在什么时候。就像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但是，又不知这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发芽、开花、结果一样。守望这这样一颗种子，心境之苦，是没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想到几十年来，汤学华会是这样的境况，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酸楚…… 而现在，孤独的候鸟走了，没有知青的探望，也没有知青参加的送别。不是大家不去，而是因为谁都没听到消息。原因只能是汤学华不愿让大家知道。 在我们再次回访黑土地是时，那里，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一个站在路边迎送我们的上海知青。斯人已去，留给了我们的是解不开的思考？ 汤学华为什么没有随返城大潮回到上海？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了黑土地？娶了当地妻子是一个不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人家也都双双回到了城市。或许是他太老实，没能力跑关系？那么，在这之后，按照政策，他也可以把子女办到上海。像许多这种情况的上海知青那样，自己退休后，也可以回到上海和子女同住。这一点据说办了，但是，中途子女又因为某些原因重又返回了黑土地。在这些关键的当口，曾有同学和好友为他着想、给他指点。但是，他最终还是走了一条无奈的路。 雁南飞是规律，如果候鸟留下，只能是因为它受了伤，不能远飞。
然而，汤学华不走，却不是因为他“受伤”了走不了。而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妻子受伤——这是最合理的推断。同样的考虑，他的子女没有坚持留在上海，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不愿意给上海的亲属造成额外的负担。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过得不管多艰苦，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甚至在他病重住院直至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向同学、战友透露自己的信息。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汤学华，却有着常人没有的坚忍！
除了坚忍，汤学华也有着最柔软的情感。依照上海的政策，没回城的知青有一定的补助。上海知青中的老大哥严陆兴牵头帮他办好此事，但汤学华却从未领过这笔钱。后来问及，他说留给母亲了。他说，他的状况，对母亲无以回报，只能用这些钱来孝敬了。 汤学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只有一颗平常的、但多半是为着别人着想的心。然而，他的离去，让他的同学、知青战友感到巨大的悲伤和无尽的感慨与思念。
游离于知青群体之外的孤独，可能是伴随汤学华一生的精神状态。现在，这种状态终于解脱了。汤学华虽然走了，但是，他却永远地被他的知青群体所怀念，如同他又回到了知青群体。如果天国有知，相信他也会满意地微笑，就像他在那张举着横幅的照片上一样。 来源：知青博物馆、震亚博客、山丁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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