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卦是一种古老的辩证法哲学，它也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奥概念，是一套用三组阴阳组成的形而上的哲学符号解释自然、社会现象。而现代遗传学是在西方生物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和研究而形成的现代科学，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文化，在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发现八卦文化中的某些内涵与现代遗传学上的很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易》八卦图与DNA的联系 人类对于生命的繁衍以及遗传所留下的疑问，都随着近现代对DNA的剖析逐渐地被解开，伴随着DNA奥秘逐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更多的生命之谜即将被我们发现。在生物界，除了RNA病毒和噬菌体以外，每个生命体上都有着自己特定的DNA分子，这些特定的DNA分子在生命个体差异上，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DNA是单体脱氧核糖核酸聚合而成的聚合体——脱氧核糖核酸链，中文译名为脱氧核糖核酸，有时被称为“遗传微粒”，它是染色体的主要化学成分，同时也由基因组成。DNA是一种分子，它所组成的遗传指令是建构细胞内其他的化合物，并且引导生物发育与生命机能运作。它的主要功能是长期性的储存信息，这些带有遗传信息的DNA片段称为基因，而其他的DNA序列，有些可以直接以自身的构造发挥作用，有些则可以参与到调控遗传讯息的表现中。人类在繁衍的过程中，父母亲一代会把自己DNA中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为一半，即DNA双链中的一条，复制传递到子代中，从而完成性状的传播。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有关生物两性到底由什么原因所决定的问题，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随着现代遗传学的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被揭晓。现代科学证明，两性是由一对特殊的DNA所决定的。如，在人类体内，雄性的DNA是XY型，雌性的是XX型。而两性在遗传的过程中，还有着严格的规律，如人类雄性的DNA是XY型，因此其产生两种精细胞，即带有一条X型的DNA和带有一条Y型的DNA，由于雌性的DNA为XX型，则其只能产生带有一条X型DNA的卵细胞。因此，在受精时，如果卵子得到了一个带有Y型的DNA，那么就会得到一个XY型的受精卵，生出的孩子也就是男孩；如果在受精之时卵子得到了一个带有X型的DNA，则会得到一个XX型的受精卵，生出的孩子也就是女孩。通过前面的常识不难发现，决定人类性别的那条X型DNA，其来源于女性，而那条Y型的DNA则来源于男性。 在对DNA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八卦文化中的有关内容。在《周易》之中，有“男女构精，万物生化”之说，而里面的“精”与DNA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在《周易》当中也记载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观点。其实，这从本质上指出，一个后代只要得到了象征男性的乾卦之中的那条阳爻，就孕育成了儿子，而得到了象征女性的坤卦之中的那条阴爻，就孕育成了女儿。而这与遗传学中，后代得到Y型的DNA后孕育成男孩；得到X型DNA后孕育成女孩的结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遗传规律中，决定生物最突出特点的这方面，性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其规律也就成为了遗传中最核心的规律。而在八卦文化中，不仅揭示出了这种遗传规律，并且告诉人们：遗传现象是有物质基础和规律的，生命的性别也由物质所决定。而在《周易》中所描述的由“男”与“女”（也可以理解为“阴”与“阳”）共同演化出生命的这一观点能够在科学文化尚不发达的几千年前提出，是十分伟大的。 八卦与DNA复制的神奇共同点 包含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生命体在内，脱氧核糖核酸分子长链的成分都由很多的脱氧苷酸组成。而每一个脱氧苷酸都由一个脱氧核糖、一个磷酸和一个碱基所组成，在所有的脱氧核苷酸之上的脱氧核糖和磷酸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其所含的碱基不同，有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和胞嘧啶（C）之分，从而组成了四种不同的脱氧核苷酸。这种由四种不同的脱氧核糖苷酸组成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被现代的人们将称为DNA。 1953年4月25日，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在英国剑桥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以一篇长达1000字的短文和一幅插图的形式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刊登出来，这一成果不仅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后来还被誉为了20世纪以来生物学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最伟大的发现。因在DNA研究上做出的伟大贡献——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学说，两位年轻的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于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DNA的双螺旋结构，是指DNA分子是由两条长链以一定的距离并排相互盘旋着，形成两条相互扭曲在一起的双螺旋形分子。形成DNA分子的这种双螺旋结构的复制机制，已经被现代生物科技证实，人们也将这称这种复制的方式是样板式复制。 DNA分子的这种双螺旋结构的复制方式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和过程。科学研究表明：在复制时，原来的DNA分子两条并列的脱氧核苷酸单链从中间的氢键处散开，每条单链分别以自己为模板，利用周围相应的脱氧核苷酸为原料，严格地按照原单链上的碱基数量和排列次序为原则进行配对，复制一条新的多脱氧核苷酸长链与其相对应，然后这一新一旧两条长链在氢键的联合下生成一个呈双螺旋形的、完整的DNA分子，使得原来的一条DNA分子复制成了两条。 从DNA分子从单链到双链，由模板到复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与《周易》之中提到的宇宙自然万物的生成是由成象到效法的过程是相似的。《周易》认为“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那两条分开的DNA单链不仅是以后复制得以顺利进行的“模板”，又好像是一个卦的“象”，而复制出的新链则可以看作这个“象”的“效法”。 纵观宇宙间的生物体，或多或少的都会将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生物特性和生理特征遗传给自己的后代，而这也是生物体能稳定地代代相传的原因。经过现代科技的研究发现，生理特征上产生遗传的原因是：当体内的生殖细胞在成熟分裂后，所有成对的DNA会两两的分开，并且让每一个成熟的生殖细胞里只含有一条DNA，成为单倍体；而新一代的生命只有在父母双方的生殖细胞融合以后，也就是在两个单倍体细胞完成结合之后才能孕育。而父母双方的DNA要实现两两成对，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由于只有同源染色体才能配对，所以DNA的配对还是要严格地按照数的一致，以及位的对应的要求下来进行。这样的要求也就让DNA分子的两条单链上碱基的排列呈现了一种对立的状态，即两者表现出了一阴一阳之态。因此，复制后所生成的一条双螺旋DNA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在《周易》中用“男女构精”来形容生命之精在生成法则上“成象”与“效法”的具体表现，也能作为DNA“样板”与“复制”的又一表述形式。由此可知，现代生命科学中所谈到的DNA“样板”和“复制”和两千多年前《周易》之中所提到的乾坤卦的“成象”与“效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我们回过头来看八卦中的乾、坤二卦，其成象法和效仿法与一个受精卵中形成的双倍体DNA的形成过程，以及DNA可复制的生成法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乾》卦由三条阳爻相连，这让它看上去既像是一条处在生殖细胞里的单倍体DNA，又像是一条处在体细胞内因双螺旋的氢键从中断开后散开的单链DNA，虽然靠它们本身都并不能孕育出生命，但是它们承载了一个生命的所有信息，这就决定了一个生命的“象”，也就是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其一切特征，得由它们来决定。 《坤》卦由三条阴爻相连而成，当象征了处在生殖细胞中的那条单倍体DNA的乾卦与其对应之时，就好像形成了受精卵之中的一对双倍体DNA；当它对应于象征处在体细胞中的那条单链DNA的乾卦时，就又像是一条双螺旋的DNA。在这里，前者具有能孕育出生命的意义，而后者可以将DNA的复制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但无论是哪种现象，《乾》卦与《坤》卦两者保持着数的一致与位的对应的规律，不仅成功地演示了DNA的复制，也演示了“男女构精”。  《易经》六十四卦与DNA64个遗传密码 1996年，绘制着1.6万个基因染色体所在位置的首幅大型人类基因图谱发表了。在这幅图中，在14个碱基之中任取三个构成的64个密码子基因控制着人一生的确定性和遗传性程序。在现代遗传学中，因为复制后DNA的那条新链上碱基的数与位与原来的那条DNA单链上碱基的排列是严格对应的：原链上如果是A，新链上必须以一个T与它对应；原链上如果是T，新链上就必是A与其对应。而另两个碱基C和G的对应方式也如此，由此形成的类似于八卦中三爻的碱基三联体组成了遗传密码。实质上来说，遗传密码可以看作是DNA核苷酸顺序和蛋白质中氨基酸顺序之间的关系，这些密码可以在DNA分子中按照顺序读出，并且不会出现重复。 由于《周易》之中使用的是建立在二进制数码基础上的程序化方法，因此，我们也能从其中找出其与遗传密码的某些联系。《周易》遗传密码这两个系统都有着深刻而又丰富的原理，一方面是阴阳二级，另一方面是对称DNA的双螺旋链。如果我们将“卦”的顺序用二进制来表示出来，用太阴、少阴、少阳、太阳分别表示胸腺嘧啶（T）、胞嘧啶(C)、鸟嘌呤（G）、腺嘌呤（A）四个碱基的遗传密码表，将会惊奇地发现其竟具有相同的密码关系。 如果将《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看成一个符号，那么每个符号也是由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四个符号之中的三个所组成的，其依赖于阴阳的基本规律，将人生命中生存和发展的64种可能状态表现了出来。在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态中，又有着六种可能的变化。 如果我们用《易经》来表示遗传密码，用T=C=G=A的卦象符号分别表示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腺嘌呤。则通过对比，我们能发现，把DNA的三联体密码相重叠，则可以形成于《易经》六十四卦之中相对应的符号体系。这些由《易经》推演出来的遗传密码不仅整齐有序，还发现了原密码表示的缺陷，以及对高等生物密码辨易的情况，也都可以给出解释。《易经》六十四卦和遗传密码这两个符号系统具有的一致性可以给人一种合理的假设，即有一种通过物质和非物质的信息表现出来的密码体系，宇宙间的所有生命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之中的64个符号表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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