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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宫廷、寺庙频频发生火灾，却烧出一堆奇闻。 一、烧出惨烈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二十三日深夜，东京皇宫就发生了一次大火。 火是从皇宫东北角皇子居住区“东宫六位”中的荣王赵元俨（太宗第八子，真宗弟，其时29岁）住所烧起来的。这里当时住着六位亲王，东行南起第一位是雍王赵元份（太宗四子）宅，第二位是相王赵元偓（太宗六子）宅，第三位是南阳郡王宅（北宋有多位南阳郡王，第一代南阳郡王赵惟吉此时已去世五年，而且他是太祖之孙，且在外任职多年，似不应住在宫中。第二代南阳郡王赵宗楚是雍王之孙，此时尚未封。姑且存疑）；西行南起第一位是兖王赵元傑（太宗五子）宅，第二位是曹王赵元偁（太宗七子）宅（曹王已于大中祥符七年去世），第三位是起火处荣王宅。“东宫六位”的西边连接御厨，密迩内廷。 当天晚上，大风从东北刮来，所以荣王宅中起火后，火势迅速蔓延，到五更时尤甚。参与修纂《册府元龟》的翰林学士钱惟演（吴越国王钱俶第十四子）闻讯起床，登楼观之，见皇宫方向火光冲天，因此彻夜未眠。 天亮后，皇子居住的“东宫六位”一区的宫殿已焚烧殆尽。由于火势过于凶猛，吸入大量新鲜空气，形成了类似“火焰暴风”一样的气浪。曹王夫人逃命时，几乎被吸入大火中，众人连忙拉住，方才获救。宫女们多奔上城墙，至东华门城楼避火。有百余人不及逃出，均被火烧死。天将亮时，数百名宦官拆毁御厨主廊，然后登上屋顶，用桶运水救火，望见宫女累累相压，死于煨烬中者甚众，尤有手足能动者。 二十四日天明后，皇宫左掖门、东华门都紧闭，上朝诸臣从右掖门进宫。宰相与百官并立于内东门的廊庑之下。此时火已烧到左承天祥符门，又向西延烧到仪鸾司。此时指挥灭火的官员下令烧毁朝元殿后阁，然后又向西烧毁东上阁，长春殿南廊，以及折向南北的主廊，以隔绝火势。于是火势转而向南，烧向内藏库、香药库。内香药库在謻门内，共二十八库，真宗曾赐御制诗“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玉珠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书笔”二十八字为库牌。库中存有沉香、檀香、龙涎香等大量上等香料，以及朱砂、珍珠等物，火焚之后，香味飘到数十里远的地方。火势又向东回烧到左藏库，西烧秘阁史馆。秘阁三馆珍藏的八万多本珍贵图书，包括后蜀宫廷藏书一万三千余本、南唐宫廷藏书二万余本，几乎全都焚烧殆尽。无数珍本书籍的书页在大风之中四处飞散，竟有飘至汴河以南者。 到二十四日中午，朝元门（即后来的宣德门，是皇宫正门）东角楼被烧毁，火舌向西扑向朝堂，官兵舍死扑救，方才遏止。未时，大火像一个站立起来的巨人一样，越过宫城城墙，接连烧毁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官院。到当天傍晚，已烧毁殿阁房屋二千余间，为救火而被焚死的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到夜幕降临，火势仍延烧不已，宰相和枢密官员当晚都留在宫中，指挥扑火事宜。 宋太祖平定楚、后蜀、南唐诸国后，将这些国家的国库财物都搬运到开封，存放在讲武殿后面的“封椿库”中，后来改名为左藏库。此后宋朝每年的国用盈余和各地奉献给皇帝的财物也都归入这座仓库。宋太祖说，这些财物将作为国家赎买幽云十六州的费用，如果无法赎买，就充作军费，用武力来收复。宋太宗即位后曾经到左藏库视察，看到堆积如山的财富后曾感叹说“什么时候能用完！” 二十四日全天，有数千人冒死抢救左藏库内的财货宝物，搬出的金银绸缎不计其数，全都堆积在宫城城墙上。当大火延烧朝元门角楼时，风势突然回转，大火烧向东北方向，扑上城墙，引燃了这些财物。一时烟焰冲天，救者不能措手，好不容易抢救出来的左藏库财物全都没于火中。宋真宗闻讯后，以足跺地，对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旦叹息说：“两朝所积，朕不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王旦安慰他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 当为了隔绝火势而烧毁长春殿南廊的时候，火势从廊屋内向西蔓延，忽然从相隔放火处数十间的地方喷薄而出，众人全都奔走回避。大火中幸存的只有真宗及后妃居住的大内陆区，以及中书枢密院以西的建筑而已。 二十三日晚上，崇王、相王二王没有住处，只好住在东华门城楼里，第二天天亮后，真宗将二人召入大内，然后令其明日前往上原驿居住。由于起火的荣王宅在“东宫六位”的西北，相王宅在东南，因此相王在二十四日凌晨四更时率领宿卫侍从拆破宅院的东墙，搬运自宅府库中的财物，竟保全十之七八。 到二十四日午夜，大风停止，火势也逐渐被扑灭。二十五日天亮后，真宗令勘察火场，寻找起火原因，很快查明火势起自荣王宅。起火的原因是荣王府的掌茶酒宫人韩小姐（小姐是对宫中贱役者的称呼，类似后来的“丫头”）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偷窃了几个金镯子，后来事情泄露，荣王的乳母将诘责，于是韩氏举着蜡烛，烤着了佛堂的前帘，准备放火后逃出宫。当时正刮大风，于是火就烧了起来。琵琶伎人王大赛事先知道此事，受韩小姐贿赂而不言。韩小姐和王大赛两人均被处死，其中韩小姐的处死方法特别残酷，是先斩断手足，示众三日，然后再凌迟处死。五月三日，真宗降旨罢免荣王武信军节度使的职务，将其贬为遂州节度使，降封为端王，移居宫外。随后真宗任命丁谓为大内修葺使，重建皇宫。 这场大火后来被钱惟演记录在《玉堂逢辰录》中。火灾之后，钱惟演把宋太祖在开封为钱俶建造的豪华府邸“礼贤宅”献给真宗，作为诸王的安置之所。真宗下令向钱惟演赐钱五万贯，令其在钱氏六房中均分，另仍各赐宅一区。 有意思的是，史载钱惟演曾与欧阳修争夺一妓女，欧阳修未得此妓，怀恨在心，因此在主持官修《五代史》时，在《吴越世家》中极力贬损钱氏吴越，称“……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诋毁钱惟演的祖先，以公报私仇。（在《归田录》中，欧阳修也对钱氏吴越多有贬斥，但对钱惟演有褒赞之辞，以向天下展示其并非睚眦必报之人）  频频大火烧出我国最早的专职消防部队，其组织之严密,器械之众多，制度之完善，在世界消防史上属史无前例。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废掉后周皇帝,癫痫患者不能吃什么，建立北宋王朝,广州治疗癫痫病最好的医院，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久乱得治，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城郭广阔，人口稠密，富甲天下，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的开封城内，各种店铺多不胜数，供娱乐的勾栏、瓦舍比比皆是；宫殿民房栉比鳞次，毗连无隙。 由于汴京城内屋宇接栋连檐，风烛之患甚多，每有不慎发生火灾时，蔓延难灭，贻害无穷。据史料记载：京师的 相国寺 、 建隆观 、 月华门 等均发生过火灾，且 燔舍数百区 。最为严重的是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4月，荣王元俨宫中起火， 延燔左承天祥符门、内藏、朝元殿、乾元门、崇文院、秘阁、天书法物内香藏库 （《宋史 五行志 火》第1377页），损失极为惨重。因此，如何防火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北宋统治阶级的面前。公元1023年，仁宗皇帝赵桢登位后，即制定了严密的防火措施，降旨在京厢军中，挑选精干军士，组成队伍，建制为专事消防机构 军巡铺。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中， 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房一所，铺兵五人 。这些军士都经过严格训练，技精、艺高、胆大、责任心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 夜间巡警 ，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除火灾隐患。为及时发现火警，军巡铺还在 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 。铺兵轮流更替，昼夜值班，风雨寒暑不避。发现火警，及时报告，并奔赴失火地点扑救。 《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即由“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这些负责扑灭大火的士兵，便是“潜火队”的“潜火兵”，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消防官兵。 宋仁宗朝时，枢密院副使狄青家举行“夜醮”（祭拜鬼神），大举烛火。望火楼的瞭望兵见狄府“骤有火光”，以为发生火灾，不敢怠慢，立即“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很快一大队潜火兵赶到狄府，才知道原来是一场误会（魏泰《东轩笔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汴梁消防系统的反应之快。 北宋的这套消防体系，也为南宋继承下来。《梦粱录》说，“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火灾警报一响起，“潜火兵”就必须“听号令救扑，并力扑灭，支给犒赏；若不竭力，定依军法治罪”。京城之外，地方州县城也设有“潜火队”。 宋朝的“潜火队”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梦粱录》）。我再介绍几种比较“现代化”的设备：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可以用于高层建筑的救火；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取水”，这大概是最早的消防泵；水囊，“水袋以牛马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放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武经总要》）。 宋朝的消防作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当火灾发生后，“潜火队”赶往现场救火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路让道，“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弛过”（《庆远条法事类》卷八〇）。在古代，路上相遇，有民让官、贱让贵先行之礼，但“潜火队”可不受这一礼法约束；“潜火兵”救灾，不允许半点违慢，“如有违误，定行军法治之”；如果“潜火兵”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若救火军卒重伤者，所司差官相视伤处，支给犒赏，差医诊治”（《梦粱录》）；“潜火兵”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保养，“仍以官钱量置救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补”（《庆远条法事类》卷八〇）。  宋朝真宗年间，皇宫失火，大片宫殿变成一片废墟。真宗皇帝令曾经做过宰相的丁谓负责建造新皇宫。 丁谓到现场一察看，发觉有三大问题最难办。一是建房用土量大。若到郊外取土，路途太远。二是运输难。大批建筑材料，从外地只能由水路运到汴水。若再运到皇宫建筑工地，只能靠车马了。三是大片废墟垃圾，要运到远处倒掉。这样不知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 丁谓再三思量，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举三得的办法。他先让人从施工现场到汴水之间挖几条大深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旁，作烧砖瓦用。这样解决了用土的问题。接着，他把汴水引入沟中，使它成为运输的河流。等到工程结束，它将水排掉，把所有垃圾倒在沟内，重新填为平地，又成了良田。 丁渭修复皇宫的措施很巧妙，当解决一个问题时又为下一个问题的解决做好了铺垫，这使他用了很少的时间和经费就修好了皇宫。他充分把握了各个要素之间的相生关系，运用“大道变河道”、“挖土来烧瓦”、“废墟填河道”这三个事件之间互相关系，使整个工程系统向有序并且理想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修复皇宫按期完成圣旨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彼此之间相连，破坏了其中任何一个事件，整个工程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从“丁渭修复皇宫”可以看出，三个难题“取土困难，运输困难，清墟排放困难”，如果把每一个难题都当作是一个孤立而存在的问题的话那么需要解决的就是三个独立的问题，可想而知要找地方挖土、修路解决运输还有最后的废墟运出排放是个多么庞大的工程，解决这个工程恐怕他要完不成圣旨了。但是他把这三个问题互相联系起来，合并成为一个大问题，从一开始的大道变河道就开始为后面的解决问题做好了准备工作，把挖河道出来的土用来烧纸砖瓦解决了挖河道出土的问题，而挖河道又为工程的材料运输解决了难题，河运既省时又省力，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而工程结束后剩下的建筑垃圾又回填至河道，把河道又变成大道。平整了当时挖的河道，每一个做法都不是单独为了完成本项任务，而是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做好准备，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便利。  四、烧出宫廷奢侈 范雍，北宋大臣，虽然名声远不如他的本家范仲淹，但还是很有作为的。此人敢于直谏，甚至不惜说狠话。公元1029年，玉清昭应宫因雷击起火被烧，朝野震骇。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时期修建的，规模宏大，共有3610间房。  花费了北宋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给北宋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到宋仁宗的时候，玉清昭应宫被雷火所烧，残破不堪地摆在那里，很刺眼，该怎么办?章献太后召集百官商议。 章献太后哭哭啼啼地说：“先帝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很不容易，如今却毁于一场大火，只剩下一两间小殿。”就在太后难过的时候，范雍却说：不如一把火烧个精光，留着是个祸害。  范雍的案例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说假话不如说真话，说真话就要说狠话，否则，起不到提醒和警戒的作用。玉清昭应宫被烧了，还剩下一些建筑残骸，这种状况也就留下了重建的借口。 但重建劳民伤财，因此绝对不能给重建留下任何余地，否则口子一开，贻患无穷。在这个时候，堵死重建口子的唯一方法就是说真话、说狠话，而放一把火全部烧掉既是最真的狠话，又是最狠的真话。 五、烧出领导责任制 宋朝发生大火灾，致数十人死亡，政府会如何处理?拿相关官员问责是少不了的。今人念兹在兹的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其实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也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在宋代，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干旱等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责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古代的建筑物多为竹木结构，极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对于火政尤为重视，不但在京城与各州设立专业的消防队，而且订立了很严密的火灾问责制。制订于南宋的法律条文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这一法条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意思是说：州城失火，都监是救火的直接责任人，通判为监督人，二人必须立即组织消防员扑灭火患，否则都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都监与通判即使尽力救火，也要处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烧掉房屋300间以上，负有领导责任的知州也必须受罚;县城的火灾问责依照州法，问责顺序为县丞、县尉、知县。  以南宋孝宗朝为例，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泸州、严州、鄂州、合州、温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过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随后他们的职务便被罢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兴州有一场大火，烧掉了三百余间房屋，知州杨绛因“宴饮，不亲救扑”而受弹劾，被朝廷罢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赵大人却“不行赈救，刻剥百姓”，很快便有“监司奏劾”，赵知州当然也被撤了官职。 再来看北宋的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不久，领玉清昭应宫判官的翰林学士宋绶被免去学士职;负责打理昭应宫的内侍亦被停职或降级、处罚金;昭应宫的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的处罚更重，“编管陈州”，即押送陈州看管，因为有御史检举：昭应宫起火之前，李知损“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轻漫神明，违反清规，可能因此触犯天怒，引来雷火。 如果是单纯的天灾呢?是不是也要问责?没错。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纯粹之天灾的，古人相信天灾乃是人事的感应，是上天给予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与惩罚。因此，当天灾降临时，政府首先要惕厉自省。如果灾害长久不得缓解，或者灾害太严重时，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辞职。如天圣七年的那次昭应宫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后罢相出守青州。王曾当宰相时候，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她的一些姻亲想走后门跑官，都被王曾挡住了，所以刘太后对王曾有些不满。这次王曾引咎辞职，可能正中刘太后下怀。 六、烧出状元 据清代《太平府志》和《繁昌县志》记载，从宋朝至清朝，安徽繁昌出了36名进士，但仅有两位高中状元，焦蹈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关于焦蹈中状元还有一段佳话，在民间被传为美谈。 焦蹈，北宋时期庐州无为（今安徽无为）人，字悦道。他还在乡校读书时就有“神童”之称，小小年纪便通览了经史百家。在乡试中，焦蹈获得第一，可在礼部主持的会试中，却每每不利。他并不灰心，仍然刻苦学习，继续备考。 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焦蹈又打点行装，带着书童前往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当他匆匆赶到京城时，会试已经开始，他又错过了时间。他心里沮丧极了，正准备收拾行囊返回家乡时，礼部官员传下话来，说南宫失火，将另选考试场地，考期顺延。听此消息，焦蹈喜出望外。几天后，他在考场上发挥极佳，一举夺魁。 焦蹈进士及第那年，宋神宗赵顼病逝，年仅9岁的赵煦继位。皇帝在殿试时要面对天下俊彦，还要出题考问诸生，这对9岁的赵煦来说，显然是做不到，所以当年殿试特别赐权给礼部，让礼部按照460名进士的会试成绩进行排名，焦蹈名列第一，成为当之无愧的状元。 哲宗皇帝接见状元焦蹈并赐宴，宰相手持试卷，高声唱名：“殿试第一焦蹈。”阶下的卫士们皆应声传呼：“殿试第一焦蹈！”这便是胪唱，被唱名者十分荣耀，且终身难忘，曾有诗吟此光景，“胪唱曾叼殿上传，末班遥望御炉烟”。接着，皇帝派侍卫清道引从，状元换上新官服，挂上鲜红的彩带，骑着高头大马，在京城游街，道路两旁站满了人，争先恐后地一睹状元风采。 焦蹈衣锦还乡，父老乡亲们更是早早地守候在路边。他骑着马，由知县牵马导引，穿过五彩绚烂的彩门，唢呐声、鞭炮声和锣鼓声不绝于耳。正所谓乐极生悲，焦蹈或许是沿途鞍马劳顿，精力和体力过度透支，回到家后6日便得急病而亡。朝廷此时正准备授其官衔，闻其去世消息，既为失去英才而痛惜，又怜悯他的刻苦勤勉，特拨发一笔丧葬费。 焦蹈的命运可谓诡异，参加进士考试误了考期，本已无缘及第，可考场突然的一场大火，又改变了他的命运。关于焦蹈赴会试迟到之事，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夷坚志》中有详尽记述。焦蹈赶考路过金陵，走到一条小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珠江路西端）时，突然从一间阁楼上倒下一盆水，水溅街面，铿然有声，透过晨曦，只见湿地上有一个黄灿灿的物件，焦蹈的书童俯身拾起物件，揣入怀中。 回到驿馆，书童拿出一看，竟是一只沉甸甸的金指环。书童瞒着焦蹈，一直到第三日才拿出指环，告诉他事情经过。焦蹈听罢焦急地说：“这可是童婢的过失呀！主人丢了金指环，还不知怎么鞭打童婢呢？性命攸关，我们要赶快还回去。”书童苦苦相劝：“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怎么罚我都认。但考期已临近，我们万万不能耽误了行程。”焦蹈却说：“功名事小，性命事大。”他不由分说，拉着书童返回金陵，将金指环归还失主。这家人深受感动。 焦蹈离开金陵赶到京城，果然延误了考期，可没想考场一场大火，朝廷又把考期推迟了。正可谓好心有好报。《夷坚志》中写道：“及到京，已迟二日，场屋正值火灾，时为之语曰：‘不得场屋烧，那（哪）得状元焦。’” 当焦蹈以状元的身份途经金陵时，金指环的失主一眼就认出了焦蹈，焦状元拾金不昧、金榜题名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金陵城。时间久了，这条巷道也就被称为状元巷。1992年，状元巷还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可惜只过了两年，此巷便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建设中被拆除了。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百一十一载： 时宦者置狱治火事，得缝人火斗，已诬伏，下开封府使具狱。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图火所经处，且言：“后宮人多，所居隘，其锅醦近板壁，岁久燥而焚，此殆天灾，不可以罪人。”监察御史蒋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应变，今乃欲归咎宮人，且宮人付狱，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帝为宽其狱，卒无坐死者。 公元1032年，即宋仁宗明道元年，北宋皇宫发生了一场大火。本来在这一天，刚刚修好了文德殿，当天夜晚却发生火灾，火势很猛，一路蔓延到崇德殿、长春殿、滋福殿、会庆殿、崇徽殿、天和殿、承明殿堂、延庆殿这八处宫殿，宫室基本被烧毁。当时已经就寝的宋仁宗和皇太后慌慌张张跑到御花园避火灾，“上与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火灾后，皇帝没了处所，只好移居到延福宫。 事后，为了追究失火责任，大内临时成立了火灾事故追查小组，查来查去，得出一个结论：是裁缝的熨斗失火所致。该裁缝不知道是不是屈打成招，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案件和嫌疑犯都下达到了开封府，等着判罪，开封府的权知府事程琳却执不同意见，出于科学负责的态度，他画了一张火灾路线图，分析说：“后宫人口密集，御厨里的锅碗瓢盆和灶都接近宫殿的木制建筑，时间久了，质地又干燥，很容易起火，这是天灾，不是人祸。” 除了科学的分析，监察御史蒋堂则从天意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场火灾没有明显的缘由，说不定是老天爷惩戒陛下呢。陛下您应该加强道德修养，以应付这场天变，而不是一味归咎于后宫的人。他们都是弱势群体，一旦投入监狱，吓得什么都会招供，如果你再进一步赐死，那简直是加重天谴。” 在两人的劝说下，宋仁宗宽大处理了此事，没有人因为火灾而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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