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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文博界流行的传世汝窑的数量之说有多种，最早的精确之说是67.5件，后来有大约之说为70件，最新的是马未都之说是93件。上述传世汝窑数量是对分布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上海博物馆和世界各地零星公私馆藏的统计。或许该数量说都是有前提的，即上述传世汝窑的传承之序都与清宫遗存有关，应归结到乾隆典藏。目前传世汝窑的统计数量还有增加的趋势，新的发现都是在海外，其理由显然是与1860年的二次鸦片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清宫廷珍宝散失有关。 乾隆典藏基本可分为两部分，即宫廷旧藏，是指明代宫廷（含宋、金、元宫廷旧藏）遗留的，另一部分是指乾隆在位期间朝中进贡。乾隆的前辈顺、康、雍三代君王虽也都有很高艺术的修养，但他们在位期间似并没有大肆收罗民间奇珍。其后代诸位君王也几乎没有在民间收罗的记载。乾隆帝则不同，仅据宫中档案记载，乾隆十年到乾隆十五年间，是乾隆学习瓷器鉴赏，精研汝、官、哥、定、钧等瓷器的主要时期。据载，曾有数位精于瓷器鉴赏的臣工经常出入宫中指导乾隆。此后朝中持宝觐见才蔚然成风，清宫也由此聚集了来自民间大量的古代书画、典籍、古玉、青铜、瓷珍等奇珍异宝。乾隆也效仿舜陶河滨遗范，大量琢刻诗词、序跋和分类序号于瓷上，以效法圣人之楷模，并借鉴前朝宋徽宗和明宣宗的模式，编绘了大量的陶瓷、范金、金石、古玩、书画图册或图录。乾隆时期的清宫造办处是满清最大的百工作坊，督造了大量的极致古玩杂项。仅据故宫有关人员对宫廷档案统计，清宫现遗存的宋代官窑共340件中，前朝宫廷旧藏173件，而当朝进贡为167件，即收罗民间官窑瓷珍的比例约占49%，从相当数量的宋瓷也是土沁满满看，其来自出土都是不用怀疑的。同样，从两故宫和大威德基金会所藏的汝窑器实物看，也有相当数量汝窑是有明显出土痕迹的。可见传世汝窑的传世二字是要打折扣的。 据有关记载，1860年的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抢劫和烧毁的皇家园林达十几处，如著名的圆明园是康熙起名，赐给雍正的花园，乾隆在位60年也是岁岁营建成为最大的皇家御用花园，清廷的文物精华几乎都集中于此。静明园原是金、明两代行宫，康熙十九年重建，是康熙帝的主要居住场所，直至其逝世，乾隆时期又重新扩建，是佛教文物最丰富之地。清漪园于乾隆十五年修造，二十九年建成，是乾隆的典籍、书画、吉金、文房古墨等最集中的场所。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烧毁时，文物损失也是巨大，仅次于圆明园，清漪园于光绪十四年挪用海军经费重修并更名为颐和园。畅春园位于北大校园旁，基本与圆明园连为一体，最早是康熙次主要的行宫场所。后为雍正帝的行宫，雍正逝世后由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居住，英法联军洗劫时畅春园与圆明园一并被洗劫烧毁。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景山、中南海、后海等皇家花园都被洗劫过。唯紫禁城能够保留是个奇迹。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北京时，咸丰帝巡猎热河避难，北京是六爷奕䜣在与联军周旋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和作为补充的《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据说签约期间英法联军就多次威胁要洗劫紫禁城，可见上述条约的签订不知饱含了多少屈辱和无奈。1900年的八国联军司令部就设在紫禁城内，当时的谈判大臣是李鸿章，但真正让联军不屠掠百姓，保留紫禁城的人是清末名妓赛金花，人称“议和人臣赛二爷”。据说事后北京各界名流都耻于论及赛金花的功劳，但北京的老百姓对赛二爷还是感恩怀德的。赛金花逝世安葬于陶然亭公园香冢旁侧，葬礼也是文化界人士张罗的，甚至齐白石曾有在赛金花墓侧选择墓穴愿陪伴赛爷的意愿。总体来看，经清末1860年和1900年两次联军的洗劫，紫禁城虽没有明确被抢劫过，但被太监内外勾结偷盗之类流失不可避免。还有热河避暑山庄虽能算稍完整的皇家庄园，但从避暑山庄的文物现状质量看，基本也是不匹配的。在抗日战争期间，避暑山庄先是由东北军驻扎，后被日军完全占领，该皇家园林精华内涵已经基本尚失殆尽。最完整的北京故宫的文物在抗战前夕与台北故宫分拆后，其水准与康雍乾盛世比能保留十之二三已经很高估了。 事实上，1860年和1900年的联军士兵多并不了解文物的价值，他们掠抢的重点是金银珐琅玉器和华丽的瓷器，大量的家具、皇家御用品杂项都在北京就地拍卖换取白银而大量流落到了民间，除北京本地外，还大量吸引了山西、山东、天津、上海等地富绅涌入到北京参加竞买，这极大丰富了京、津、沪等地的古玩市场。当年八国联军回国后，携带回去的大量财宝也极大的刺激了欧美诸国的艺术品的拍卖业，也不断的有人来中国淘宝，更加激发了国内的古玩市场，如北京琉璃厂就是在清末民国期间达到了鼎盛。以大维德模式最为经典，大维德因偶然机缘参与了故宫的文物清理，之后即以故宫遗存为标准进行大肆收集，其最成功的一次是购（赎）买了溥仪质押在盐业银行的宫中艺术珍品中的40余件宋代为主的瓷器精品，而一举成为可与台北和北京两故宫相媲美的最著名的私人收藏。当时的古玩界也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倒卖文物的行家，如仇焱之、卢芹斋、孙瀛洲、夏锡忠、岳斌等。他们有的以古玩店为依托，有的建立中转站，成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重要掮客和掌眼人。这个期间很多国外的博物馆极为重视我中华各时期文物的系统性收藏，甚至如康熙的五彩瓷等某些名贵品种也都脱销，一时洛阳纸贵。即使这样，像汝窑这样的瓷珍重器藏于民间仍不在少数。因为那时，在清代御窑的华丽的反差下，真正看得懂汝窑（包括官窑和哥窑）的人寥寥无几。建国初期，全国范围的大量的旧知识分子纷纷兴起文物捐赠潮，很多省、地甚至县级博物馆像气吹似的一下子装满了艺术品。孙瀛洲捐献给故宫的数千件瓷器中就有数件是汝窑器。那个时期的琉璃厂稍微著名一点的古玩店若没有几件汝窑镇店每天都不好意思开门！那个时期就没有什么人敢像今天这样藐视或大肆贬低民藏。 有两则著名的宋代文献足以说明当代文博人士贬低民藏的荒谬和浅薄。据宋人周密《武林旧事》：“高宗幸张府节次略，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说明了徽宗时期的即使一般性官员手中也收藏有大量的汝窑器。另据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也有：“维供御捡退，方许出卖。”说明了汝窑贡窑的性质，经皇家选择分级后落选的汝窑是可以流通民间的。考古界所谓“汝窑不可能成为陪葬器”的定式是荒谬的结论。最近，2019杭州西泠春季拍卖的一件汝窑圈足洗就是以典型的例子，从图片看，该器满身土沁，说明了该洗是出土的事实，但无论怎样，该汝洗落锤价格也不该只达到起拍估价的上限即180万，与上一次香港拍卖接近3亿元的价格相比是何等巨大的落差！是什么影响了买家的认同？是品相不佳、真伪疑问、品级低下、还是流传有序的故事不生动？甚至其是否真实交易也是值得怀疑的！也许缺乏了不问出处的自信才是价格悲剧的所在。 文博界应该反思的是，源自乾隆典藏的传世汝窑的数量说究竟意义何在？汝窑的窑址考古和清宫传世汝窑在型、色、工、疵等方面作为标准器的对应已经是客观存在！压制、贬低、否定民间汝窑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同理，人为夸大汝窑的存在范围，一下子又乱点出六个汝窑窑址也同样是没有意义的！“汝窑为魁”钦定后必然会有参与竞争的窑址同时出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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