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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后继者清朝，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传到咸丰一代，已是内忧外患摇摇欲坠。曾国藩乃咸丰时扫除太平起义的最大功将，在事关军政大局的问题上，对咸丰的瞎指挥从不盲目听从；无论在朝还是在外带兵，与咸丰之间的争执所在多有，比较突出的与咸丰“掰手腕”就有三次。
1850年3月，道光殁，咸丰登基。为体现新朝新气象，3月20日，咸丰登基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求言：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7天后的3月27日，咸丰接着由内阁明诏求贤，令各省督抚保举“才德兼优、诚信任事”之人。曾国藩饱读圣贤之书，以天下为己任，为新皇帝的求言求贤令所鼓舞，连上数道奏章，却久等不见回音。
既不见被召见，也并没有下旨。曾国藩只能于咸丰二年四月，向皇上上了一道奏折，奏疏核心的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虽措辞委婉，但明白无误地指责了咸丰的行为。这还了得！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
这可以算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一次“掰手腕”。曾国藩能够在惹怒咸丰之后不仅全身而退，而且加官，祁寯藻的“主圣臣直”起了关键作用。祁寯藻的四字看起来是“顺毛捋”，实则绵里藏针。“臣直”二字，表明祁寯藻是认同曾国藩见解的，只不过直言说出的是曾国藩而已。而“主圣臣直”四字，可以解释为“有圣主，才有直臣”，也可以解释为“容得下直臣，才是圣主”；咸丰“深嘉国藩之敢言”未必为真，但祁寯藻确实抓住了咸丰想做圣君、明君的心理，如果连臣下的直言都容不下，咸丰不就有昏君之嫌了吗？
此后不久，曾国藩就因母亲去世而回湖南湘乡老家丁忧守孝了。而咸丰的麻烦，却才开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宣布起义，组成一支号称有两万之众的太平军。1853年3月28日，自立为王的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定南京为太平天国首都，改名天京，与清朝成南北对峙之势。
按照传统礼制，曾国藩为父守孝须期满三年。但咸丰深知前线军事离不开曾国藩，只给曾国藩赏假三月。三月期满，咸丰命曾国藩赶快赴任。此时的曾国藩，为了荡平太平军的大志得以伸展，为了取得地方官的财政权力以便于湘军筹饷，打定主意要向咸丰争一个名位了。于是，曾国藩于1857年6月16日上奏，以尽孝道之名请求在家守孝期满，奏折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江西军务“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这话当然只是假意，真正意思是要咸丰看看他曾国藩有多大分量。而无知的咸丰奈何真的以为曾国藩一心为了尽孝，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由实缺改为署理，以顺应其孝子之心，然后一再催促他尽快出山。
咸丰一再催促，曾国藩以为火候已到，7月26日上奏亮出底牌，意思是，咸丰你要我出山，就得给我巡抚实缺，否则拒不从命。我已经受气受够了，不再奉陪了。这下咸丰明白了，曾国藩闹来闹去，原来是争巡抚之位。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的人和事是最为敏感的，绝不手下留情。你曾国藩不是要做孝子吗？那好，就循照旧制的规矩，连曾国藩的其它官职也除去。曾国藩虽身在他处，心里没有一天不担心着前线，咸丰假戏真做，让曾国藩有苦难言。
但到咸丰八年( 1858)，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势大变，太平军经天京内讧所造成的低迷之后，由于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再次攻城略地声威大震。咸丰只得再请曾国藩出山，但在职权上毫不让步，让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衔领兵征战，1860年，清军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咸丰手中再无可用的国家军队，权衡轻重，灭太平军重过防湘军，随后任命其为钦差大臣，陆军、水军皆有其管辖。 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二次“掰手腕”，历时三年有余，曾国藩先输后赢。总的来说，咸丰还算识时务，最终选择了信任曾国藩。作为一代帝王，咸丰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曾国藩虽非为私，但伸手要权是明白无误的，咸丰的退步，是有一定气魄的。
正当曾国藩率率军与敌人浴血奋战之时，咸丰因为在与英法列强的交涉上举措失当，导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居心叵测的胜保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一日上奏进言，“若能假奴才川、楚勇数千，奴才督之，刀砍矛刺，直进横冲，即不能杀尽逆夷，亦必大加惩创”。咸丰是病急乱投医，当即谕令曾国藩“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德胜管带，兼程前进，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是老道的统兵将帅，都深知其理。曾国藩以自己或胡林翼带兵擒王为由，拒绝了鲍超、张德胜带军的钦命。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三次“掰手腕”。身为誓死守卫国家荣辱的士大夫，曾国藩知道，在国家有难，作为大臣有责任救国于难，必要时唯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所向无敌一路扫荡直至定鼎南京，并派出劲旅由林凤翔、李开芳统带北伐直抵京津一带时，咸丰备极忧惶，颇有末日将临之感。
但从曾国藩与咸丰三次“掰手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咸丰不是崇祯：与崇祯的刚愎自用相比，咸丰还算能听进人言；与崇祯无论是在与清朝议和、给李自成封王，还是迁都南京上都不敢担当相比，咸丰虽愚至与英法列强构衅，但还不至于委过于人，并在兵临城下之前果断避走热河；与崇祯用人多疑以致戕害良将自毁长城相比，咸丰最后还是信任了屡屡与他较劲的曾国藩……历史是公平的，咸丰强过崇祯，清朝就没有亡于咸丰。 咸丰差一点杀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出生入死，他在和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数次跳河自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咸丰元年，曾国藩差点被杀。
大清朝自嘉庆，国力衰退，内外忧患此起彼伏，内有白莲教起义，外有西欧列强虎视眈眈。而后道光皇帝继位，更有鸦片战争的惨败，南京屈辱条约的签订。更严重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不思进取，安于享乐，只想保住自己头顶的乌纱帽，不敢向皇帝说真话，渐渐的，社会形成了“不黑不白，麻木不仁”的风气。道光年间的重臣宰相曹振墉谈及自己的为官之道时，更是说自己少说话，多磕头。为保功名，圆滑弥缝。 咸丰继位，他也觉察到了许许多多的朝廷官员尸位素餐，不办实事。于是下诏求谏，曾国藩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官，自己对咸丰帝求谏非常高兴。于是挺身直谏，写下了那篇差点让自己被杀头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咸丰帝
在疏中曾国藩直言咸丰帝直言纳谏只是做做样子，没有诚意；皇帝对国家大事毫不体察，导致太平天国的崛起；年纪轻轻，就发表自己的诗文集，有点不务正事。没想这篇谏言还真让咸丰帝勃然大怒，立刻对周围的军机处重臣说曾国藩迂腐至极，不知变通，我要砍了他的头。幸亏周围的军机处大臣大喊“主圣臣直”，苦苦哀求，曾国藩才免于被杀。 咸丰帝名为纳谏，但也听不进那些批评自己的话语，曾国藩的耿耿忠心在皇帝看来依然一文不值。事后咸丰帝也稍稍褒奖了曾国藩，但并没有落到实处。曾国藩知道了实情后，也直冒冷汗，随后也向咸丰帝自责，他从此再也不敢妄议朝廷之事了。咸丰帝日后也记了曾国藩的仇，只有在非用不可之时才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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