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上，孙皓晖教授作了题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精彩学术报告。报告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从研究中西文明差距的目的、研究中西文明差距的基本观念及中西文明差距的表现特征等方面做了精彩的演讲。今天我们将演讲内容进行整理，分两期予以播发，使大家更能深入了解孙皓晖教授的思想。 主讲人：孙皓晖教授 演讲大纲 一、前言：研究中国文明史的轴心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二、世界文明史的四大阶段 三、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差异 四、结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历史方向和话语体系 前言：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轴心问题——土地问题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这个大题目，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研究项目。 我讲一些基本思想与大家对话交流，希望大家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首先要讲得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西文明的差异。我们都知道，文明研究这个领域大体上是由西方人开创的；西方人开创的文明研究领域形成的普遍理念，是把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特殊文明来对待的。自从西方新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我们也大体上接受了西方人的中国文明特殊论。在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展开深入的文明研究的时候，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作出的特殊化定位，我们表现出了普遍的接受。就历史过程看，这种研究和接受是匆忙的，是比较浅层的。事实上，中国文明系统从来都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它以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在独立地发展，而且在各个阶段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系统性与独立性；东西方文明各自成为独立系统，没有谁是中心谁是周边的问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多元化的正常道路。西方国家长期以文明中心自居，这是不符合历史实践的。 将中国文明系统的独立性这个特点研究清楚，有利于说明我们中国深刻的历史传统是什么，也有利于说明我们民族文明里面的核心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继承的是什么，我们相对应该摒弃的那些陈腐和落后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做，虽然是在说历史，但是它对于现实具有强烈的意义。 我相信，很多东西对于中国人，一说起来都会牵扯到一个问题的历史根基。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土地问题，是深度研究与重新解读中国文明的基本切入口，也是中国文明史的轴心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夏商周，是土地完全国有制（王制）；第二阶段，自战国商鞅变法开始以至新中国之前，是土地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最重要的商品；第三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以土地国有制为主轴的多元所有制，并杂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试探形态。那么在今天，中国能不能重回商鞅变法开创的土地私有化，从而让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进入经济市场，进而成为最重要的商品。中国能不能、敢不敢、需要不需要，在理论上怎么去认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的探讨还都很不彻底。 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有两组矛盾在起着障碍作用。 一种是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则，它本身的要求是什么。按照商品经济的法则，所有可以交换的东西，包括重要、重大的生产资料等，商品经济时代都可以成为商品；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商品领域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不是是商品经济社会。我们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大体上一般人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实际上远远没有。为什么没有？就是我们的土地还不是商品，我们的土地出让的都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在农村造成了很深刻的问题。 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社会本身的发展，要求土地进入商品领域成为商品，但是事实上在中国没有。商品经济社会本身的规则要求，和中国的现状存在是一对矛盾。中国的现状是什么呢？我相信中央领导和中央的决策班子，甚至是更普通的学者，都有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能说清楚。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实现彻底的真正的土地私有化，使土地所有权成为商品。为什么不能？因为根据我们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腐败现状、官商勾结现状，以及对土地的强烈需求，这种种现状结合，我们要是真的实行了土地所有权的商品交换，那么，我们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历史上重演了无数次的、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因此，我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完全实现土地商品化，就是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则和中国当下的国情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 另外一组矛盾是，中国历史上土地交换的程度和我们今天土地交换程度的巨大的落差，这是一个道德的落差。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土地制度如果从大禹治水我们进入国家时代算起，那么夏商周三代，我们都是土地国有化；从商鞅变法、战国初中期开始，才真正开始民田买卖。所谓“开阡陌、废井田”，这个“开”字，宋代的朱熹考证，是“开买卖之禁”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的土地就真正成为了法定的私人生产资料，实现了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土地作为商品真正进入了商品的领域。商鞅变法时代，秦帝国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商品。所以，中国统一的大王朝每到一百余年以后，土地兼并就越来越严重；两百年的这个时段上，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就到了非常尖锐、非常激烈的程度。所以，一般两百多年农民起义就爆发了。 从土地成为商品的历史来说，我们两千多年都没有改变，我们国家一直是土地商品化比较充分、典型的一个文明古国。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古典社会没有中国的土地私有化实现得充分、彻底。我们现在出让的是土地使用权，所有权是不能动的，就好像又回到古老的那种历史状态中去了。 我们目前的历史目标，显然是相对全面化的走向商品经济时代。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根基、一个磕绊，却解不开、迈不过去。这就是土地真正成为商品，我们始终不能实现。这个历史落差非常大。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悖论的现象，但是我们仍然停留在这个现状上。这个现状要打破，可能将对中国的社会带来更深刻的变化。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深化，深化的方向在哪里？最要害的深化，就是在创新土地制度上探索出路。土地所有权能否成为商品，这个改革深化所带来的动荡我们国家目前能不能承受，这是改革策略问题和战略问题。 如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央准备开放改革的时候，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重调整、缓改革”的战略。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中国当时的经济面临几乎崩溃的边缘，我们从崩溃的边缘正在缓慢地走出，在这个时候立即实行相对彻底的改革开放，其本身带来的重新的利益分配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动荡，中国当时无法承受。所以，中央当时立即接受了这个战略理念，采取了重调整、缓改革的战略方针。中国的改革始终摸着石头过河，先有局部的、实践的实验，取得经验，然后逐渐地走向综合、走向普遍、走向深入，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现在，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就我们取得的跃进步伐、整个世界民族文明之林中我们国家地位的跃升等这些基本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一些最本质的障碍仍然没有克服。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太古老，我们很多的制度障碍，是历史给我们形成的。另外，我们国家自近代史以来在转型的过程中间，在这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人又历经了几次跨时代的大变化，和救亡图存的大潮夹杂在一起；所以，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来不及清醒地思考、来不及从容地分析、来不及客观地定性，都是匆忙地通过接受某种既定革命主张的形式解决的。 近代史以来，我们解决所有问题，都带着救亡图存的紧迫的革命焦虑。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马克思主义把西方欧洲社会的全部发展史，划分为五个历史时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本来是分析西方中世纪社会所得出的一个范畴。我们中国的翻译家翻译得非常好，对应词找得非常准，用中国的“封建诸侯”概念，来对应西方马克思思想体系里对中世纪的定位定性。我们的历史错误在哪里呢？我们的错误是：采取了张冠李戴的方式，把这个帽子拿来戴在了中国秦之后的社会形态头上，认为从秦以后或者从战国某个年代开始以后，我们也是封建社会，这完全搞反了。 为什么要这样张冠李戴？为什么一定要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形态等同？为什么要把中国秦之后的统一文明定性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当时整个社会都在紧迫地寻找一种革命理论，来使中国获得巨大变化，来使国家强大起来抵御外侮。在这种革命焦虑症的催促下，我们来不及深入思考、来不及中西文明历史的深度对比，就把它匆忙地运用在对中国历史实践的认知上，以求我们的社会形态与西方保持同步，拥有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用了这套概念之后，我们就有了发动革命的理论依据。 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责备历史，因为历史是有条件发生的一种社会实践。 但是，当现在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变化，当我们有条件来清醒地平衡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沉重的历史包袱，历史足迹中给我们留下的坎坷隐患，我们都没有从本质上解决，没有从本质上清理，而且还无法回避。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史走过的社会形态，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已。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文明研究中的大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根本支点。现在，中国人文学界研究中国历史，基本方式一，都是人物史与事件史；基本方式二，则是缺乏分析发现的笼统的通史、断代史，或各个专业史。我们缺乏的，是整体文明史意义上的深度研究，不重视对整体的、脉络的、理论的、社会形态定性等这些基本方面的研究。因为没有这些研究，我们往往被西方理论牵着鼻子走。我们整个社会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无法达到与新的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高度。 这是我们社会目前整体产生出来的一种现状――理论的贫乏性。 我们的衣着逐渐光鲜了，可我们的精神依然贫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再加上老一代革命家的辞世，在理论发展的深度上、从革命意义重视理论体系的研究上，慢慢的都有所减弱。那么，新时代对社会发展如何作出说明？对我们国家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索和解释，我们都没有相对成熟深入的思索与回答。我们当下的人文学者总结出了中国当代社会有八种思潮，如新左派、各种主义等等。但是，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诸多主义的语言谱系对中国所有问题的说明都是浅层化的。 上面说的所有问题，都是当下很多理论体系说不清楚的问题。 下面简单说一下我在文明比较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念。 二、世界文明史发展的四大阶段 第一个基本理念，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途径来看文明发展。 我把世界文明格局的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阶段。所谓世界文明，指得是人类各民族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的文明。前国家时代也有文明，也有人类的文明存在，但是从更清晰、社会整合力量的强度以及人类飞速发展的步伐等方面来讲，国家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的跨越。 迄今为止，全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国家，产生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是苏美尔，下来就是埃及等等。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八、九百年左右，这四千余年是世界国家文明的进入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国家，总数是十六个大的国家。在这四千年进行到最后的时候，16个国家里面有11个已经灭亡了，只剩下5个种子国家。 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前700余年、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时代开始到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大的历史时段，我们很难用过分精确的数字去划分它。这个时段是什么，是中国文明的大创造期，也是世界文明的大创造期，被世界史学界认为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期。 第三个阶段大体上从中国西汉开始，也就是公元前二百年上下或者公元前一百年左右，一直到中国唐末，也就是公元十世纪初或者九世纪末。这一千年左右是世界文明也是中国文明的衰弱期。 第四个阶段，大体从宋到鸦片战争，实际还到不了鸦片战争，只是到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也就是人类古典社会结束的一个时间。 这四个阶段的总体途径是什么呢？ 第一时期的四千余年，总数产生了16个国家，这16个国家西亚地区集中了12个。西亚地区的国家以古巴比伦为代表，然后北非有一个埃及，欧洲有一个希腊，南亚有一个印度，中亚有一个中国，总共有16个国家。这16个国家在到达中国的西周社会末期的时候，11个国家灭亡了，只剩下了5个了。 而进入第二时期以后，虽然只有五百多年，但是它在整个人类国家文明的发展中，是一个枢纽期。这个枢纽期最大的标志就是在世界各个地区凡是进入国家时代的民族，都在这个时代创造了自己的政治制度，独特的真正文明和整个社会新的文明形态，所以这个时代也被学术界称之为“轴心时代”。第二个时期从基本发展来说，也是人类不断进入国家化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12个国家，加上前面的五个国家，大体是17个国家。 第二时期，有一个必须说明的基本现象。这个时期大量的游牧族群形成了前国家时代的氏族政权或部落政权，它们在世界特定的大范围区域甚至是全世界范围横冲直撞，但是这种政权我们没有把它列入国家序列里面，可以当做准国家。这个时候，全世界出现了大批这样一些前国家时代的政权，我们把它不算做国家序列。提出这个问题，是要让大家注意，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国家数目在广阔的全球范围内只有十六七个国家，就认为国家竞争的程度很微弱，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仍然有一大批不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氏族政权或部落政权、联盟政权，在全世界横冲直撞，争夺生存空间。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政权在国家文明上没有创造，而且国家文明时代所出现的很多基本历史元素在这些政权中都没有出现，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算作国家序列。 在第二个时期，以中国文明的高度发展为标志的世界文明进入了最强大的创造期，在中国就出现了统一了中国的秦帝国，同时在西方，希腊的贵族民主制也相对成熟了，罗马共和国也出现了。罗马这个国家的文明史和发展史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共和制、一个是执政官独裁制、一个是皇帝制，最后终于走向全面的皇帝专制。所以这第二个时期的总途径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枢纽时代，中国的历史坐标就是中国的春秋时代到秦灭亡或者秦末战乱这段时间，大概是六百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个时期，从中国的汉到唐末，这个一千余年左右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衰弱期。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衰弱期，就是在这一千年里，人类各个地区、全球各个地区出现的国家文明、首先是政治文明方面，全部都没有了新的创造，全部都是在既定的政治文明的形态下不断地向下滑。比如我刚才说的罗马的三个历史阶段，至少后两个阶段都是在第三个时期完成的。罗马我们是我们所熟知的，进入共和国的罗马是公元前六百年多年，此后是苏拉、庞培、凯撒这三个所谓的前三杰，这个时候的古罗马基本进入了执政官独裁时期，甚至像凯撒、庞培这样的执政官都是终身制的。但是后来罗马又进一步下滑和沉沦，这些执政官开始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理解为沉沦期，如果叫做发展的话，也是沉沦式的发展。我们既往对像罗马这个国家的下滑趋势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著作里面都没有进行过明确的定性，像翦伯赞先生、齐思和先生等三人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他们都把这叙述成一种发展。实际上这不是发展，它就是一个沉沦，或者我们假如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它看做一种发展的话，沉沦式也是发展，而且希腊也一样，是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奴隶制基础上的共和制等等，这都是不断的下滑。 从第四阶段也就是从中国的宋一直到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人类古典文明时代至此结束。这最后的一千多年里面，世界更是陷入了僵化，古典文明进入了衰落和停滞阶段。这个阶段，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在技术上都获得了某些突破和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像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文明史》，或者我们中国把它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它上面这种观念就很明确，就是在技术方面最后一个一千年是有很多突破，也有很多发展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里至少有两个在宋代。但是最核心的政治文明在这个时期处于僵化和停滞的阶段，而我们知道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或者说国家文明形态的发展最核心的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是每个时代的火车头，是每个时代的核爆炸动力。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旦能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就标志着这个国家走向了全人类的最前列，而且它的发展速度无异也是全球最快的。所以，制度是什么，就是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所以在最后的一个千年里面，我们的世界政治文明是僵化、停滞的，中国的政治文明也是一样。 这是我说的四大阶段的总体途径。 反 / 馈 / 征 / 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