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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沉默后，作家阎连科新作《速求共眠》于今年年初出版。7月14日下午，阎连科来到四川成都文轩BOOKS书店举行了他的新作《速求共眠》分享会。 阎连科说，《速求共眠》是他写作过程中感到最愉快的一部小说。 阎连科的写作速度极快，一本小说从动笔到完成很少超过半年，差不多也就是持续一个NBA赛季。对他来说，足球太野蛮了，而看篮球比赛则是最好的写作调剂。他说自己喜欢的不是那种强壮到无所不能的完美先生，而是相对柔弱的，先天资质平平，甚至有缺陷的球员，出人意表地爆发出璀璨力量和光辉。 简单粗暴地概括，《速求共眠》围绕一段扑朔迷离的恋情展开，一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学历年轻女孩，一方是在她母校建筑工地“搬砖”、年龄差点可以做她父亲的农民工，两个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搭界的男女，如何产生联系？这个故事有没有可能拍成电影？如果拍成电影，有没有可能他自己演男主角，由蒋方舟演女主角？ 有一天，作家阎连科约上与他相熟的朋友，包括为大家所熟知的大导演顾长卫、青年作家蒋方舟，一起到他家附近的酒店，讨论将自己的一篇旧作续写成剧本、最后拍成电影的可能性。为了强调《速求共眠》是“非虚构”，阎连科把朋友们聚会的所有细节都放到了作品中，事无巨细，包括酒店名字、哪个包间、点了什么菜、自己拿了剧组多少钱…… （我：“真找顾长卫拿了五十万？” 阎连科略略有点赧然：“二十万，考虑到写五十万有气势一点，小说里还是稍微夸张了一下。” 阎连科说，因为充满如此之多的真实细节，这本书出版之前，谨慎的编辑让小说里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一人写了一份许可声明给出版社备案，以防万一有纠纷可以用于免责。顾长卫、蒋方舟们为了《速求共眠》能够顺利出版，每个人都很仗义地出具了声明绝不因自己被阎连科写进了这本书里而扯皮拉筋打官司。） ” 回到《速求共眠》一书，从剧组预支了经费（五十万）的作家阎连科，尽职尽责地展开了田野调查，采访当事人，寻求真相，拼贴情节，写作剧本。文本在传统方言小说、公众号网文、采访记录、警局笔录、电影剧本、微信聊天记录、书信等虚构和非虚构文体之间游弋，构建出“罗生门”式的众声喧哗。 作家阎连科一人分饰两角，既在书里又在书外，既是探究写作意义的写作者本人，又是小说里想通过“自编自导自演”来玩噱头和博眼球以求名利的叙事者。 如果说传统的写作每一环都在建构，环环相扣，老老实实打好基础，一砖一瓦地建造起高楼，那《速求共眠》恰恰就是反其道而行，每一环都是在拆解：人物A说真相是这样的，B说不对是那样，C有C的版本，而D说别信ABC信我……整个就是一“罗生门”，层层否定、否定、否定，最后不仅把高楼一砖一瓦拆光，连地基都给拔掉——你想知道真相？真相真的存在吗？好比我们在网上围观某著名购物网站CEO扑朔迷离的案件，你可以选择相信CEO的版本或者女孩的版本，但哪个版本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谁也没法打包票。 “真实永远被真实层层掩盖，即使是彻头彻尾的非虚构写作，也绝无可能带我们抵达真相。”阎连科说，生活在20世纪的作家更强调虚构和非虚构的分野，用波伏娃的话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她黑白分明地反对在虚构的小说里加入非虚构因素。“如你我所知，波伏娃一生最大的成就还是非虚构作品《第二性》，而不是她拿了奖的小说《名士风流》，我们也不好评价她的这一观点对今天的小说写作者有多大的指导意义。” 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所有有进取心的写作者都试图打破一切的疆界，诸如“严肃”和“通俗”的边界，“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扬·马特尔就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里煞有介事地现身说法，用“事实与谎言并存”回应波伏娃们“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传统观念认为，（虚构和非虚构）二者必须分开。我们对生活的知识及印象就是这样在书店和图书馆里被分类摆放的——不同的过道，不同的楼层——出版商也是这样准备图书的：这包是想象，那包是理智。但作家不是这样写作的。小说（虚构）并非全无理智，散文（非虚构）也并非全无想象。人们也不是这样生活的。人们不会严格区分自己思想和行动中的想象和理智的成分。事实与谎言并存——这些是超越类别的东西，书中如此，人生亦然。” 和扬·马特尔一样，生活在21世纪的阎连科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他说，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们（无论是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还是英国的狄更斯、格雷厄姆·格林，或者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其伟大一定是建立在冒犯现实和冒犯他们所处时代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伟大的作家（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米洛拉德·帕维奇们），冒犯的不仅仅是生活现实，还有文学本身。 阎连科问：“为什么今天的小说家，还要用19世纪作家的写作方法，去写19世纪的故事呢？” 也许其他作家可以，他不可以。阎连科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野生的作家”，希望自己的写作不受一切规则、边界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写作本身是越界的事情。没有对于冒犯的尝试，文学就不会往前走。” 到成都文轩BOOKS作新书宣传，出版社给他的题目是《冒犯生活的作家与冒犯作家的生活》。越琢磨，阎连科越喜欢“冒犯”这个词。《速求共眠》有意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就是要冒犯既有的文学秩序本身，在这里，“冒犯”既意味着挑战读者的接受能力，也是挑战写作者自己的舒适区，对于小说家来说，语言、结构、节奏、叙事手法，一切构成都可以不断变化，无拘无束。 “写作和阅读紧密相连，我们的阅读史不一定等于写作史，但一个作家的写作史必然就是他的阅读史。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从来没有变化，那一定是他的阅读停滞或者僵化了。为什么作家到了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要在小说写作上有变化特别难，我是过来人，可以告诉你，那是形成了既有的阅读定势，很难改变自己对于文学经典的标准。”相反，如果一个小说家的写作能够不断翻新，模糊一切给定的界限和秩序，说明写作者在持续地阅读和吸收。 阎连科用下棋作比方，让我们想象写作者的面前有一个看不见的棋盘，摆满了浩如烟海的前人佳作，不断阅读的过程同时是在挪动棋子，将之放置到心目中文学经典的位置。（所以千万不要问一个作家心目中的文学经典TOP3、TOP10，要知道榜单本身处于千变万化之中。） 欧美作家对于创意写作课颇多吐槽，比如大卫·米切尔就在《骨钟》里调侃说：“作家如果不改变观点，就只能没完没了地写着同一本小说，或者沦落到纽约北部大学教那些好命小孩无创意写作。” 和他们不同，阎连科很享受在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的工作，原因是年轻一代写作者阅读面非常广，不像他直到20岁才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学。 阎连科至今记得他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是《飘》，惊为天人，才知道小说还可以那样写。他说自己从跟蒋方舟、张悦然、双雪涛等年轻写作者们的交流里获益很多，像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就是张悦然推荐给他的，他特别喜欢，“每个人都需要读一点冒犯和打破自己阅读定势的书。” 用他的话说，只有敢于冒犯这个世界：生活、时代、经典、读者、自己和一切，作家才能走得更远。文学实践的了不起也正在于此。 文_本刊主笔 侯雯雯 图片由文轩BOOKS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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