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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困扰四川多年的军阀战乱和匪患等被一扫而空，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唤醒三星堆文明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953年，为了兴建天成铁路（即后来的宝成铁路），政府在成都设立以考古学家冯汉骥带队的“天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派出工作队沿拟建的铁路沿线驻扎，进行实地考察，而广汉月亮湾、三星堆等地，自然是工作队考察的重点。工作队成员王家祐、江甸潮不辞辛苦，四次奔赴三星堆，不仅发现了石斧、陶片以及多处遗址，还多次走访已年过七旬的燕道诚，和他秉烛长谈，坦诚交流，最终感动了老人。 1956年，燕道诚一改以前“所有器物均已送人”的托词，颤颤巍巍地带领王家祐来到月亮湾田野中间，从一段田埂下挖出他在田野中埋藏了20多年的玉器，包括玉琮、玉瑗、玉钏、玉磐等，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据考古工作者鉴定，老人最后捐出的这批玉器文物，是新中国成立前三星堆所有出土器物中最有价值的。  ／经过回填恢复原样的祭祀坑之一，摄于2005年4月。 随着田野调查的逐步深入，王、江两人发现，三星堆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所有人的预估。他们调查得知，这里出土的陶片和四川各时代墓葬出土的陶器都有明显不同，而且遗迹的断代时间可提前到殷商时期。在他们的推动下，四川的考古工作者也多次对三星堆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以1963年冯汉骥领队，会同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联合考古发掘规模最大，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之中，冯汉骥教授富有远见卓识地指出，三星堆一带遗迹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80年到1981年，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数月准备，对三星堆遗址中部东侧120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挖掘，发现房屋遗迹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挖掘出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余件以及陶片10万余，确定陶器种类有豆、罐、盆、杯、碗、壶勺等，石器种类有锛、凿、锥、矛、刀、杵等。更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此处不仅发现了具有浓厚蜀地特色的房屋（“木骨泥墙”，并有穿斗夹壁的厅堂），还初步确定了三星堆遗址东、西、南三条的笔直走向的土埂是人工叠筑而成，可能是城墙遗迹。至此，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三星堆发现的这个文明遗迹，是“一种在四川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并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三星堆高度评价道：“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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