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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刑法志》中记述了唐太宗时的一个案子：根据旧有的法律及其解释，兄弟分家后，不再适用有关“荫”（俗语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法律规定，但仍适用连坐俱死的法律，祖孙适用连坐配没的法律。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有同州（今陕西大荔）人房强，弟弟在岷州做统军，因为谋反伏诛；按照其时的法律，房强应依律适用缘坐被处死。唐太宗录囚（皇帝亲自视察监狱中在押囚犯，以防止冤狱的制度）的时候得知此案情，怜悯其将死，因此动容，于是对大臣们说：“因为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庶人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施重刑呢？这岂不更显得君主不德。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之以刑罚。怎么能不察其缘由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而且法律规定的反逆之罪，其行为表现为两种：一是指兴师动众而欲造反；二是指出恶言而犯法。这两者轻重有别，但是按照既有的法律却都要连坐处死，这使我心中不安。”因此，唐太宗请百官从详商议。于是房玄龄等人重新研究评议后上书皇帝：“如今法律应当规定：祖孙与兄弟缘坐，应当处以配流。其中，以恶言犯法但是没有造成危害的，犯罪情节较轻，兄弟免死，止于配流。”唐太宗以皇帝的名义准许了这一变革。从此，自古代传承下来的法定死刑，除去了大半。 该案主要涉及了《唐律》中有关十恶的处罚以及“坐”的发展变化。 房强之弟触犯法律定罪谋反。谋反为唐律中“十恶”之一，是指谋危社稷，即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根据《唐律》规定：犯谋反大罪，要处以重刑。按照法律规定，房强之弟应判处死刑，同时房强受株连依律缘坐，同样应被判处死刑。 但是，在唐太宗审核该死刑案件时，出于对“德礼”及“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兄弟不应连坐俱死，从而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修改后的《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本案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起了司法上的一次不小的改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不断走向文明。 本案中的谋反罪，属传统法典中的“十恶”之一。而所谓“十恶”，则是一个在古代传统社会，在广大民间影响甚广的一项刑法专门制度。其中的“十恶不赦”更成了广为流传的一句成语。具体地说，“十恶”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把“十恶”置于法典的第一篇，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唐律·名例》疏议即载：“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中的十恶规定具体是：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十恶”，源起于西汉。正如《唐律疏议》所言：“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这就是说，西汉时期所谓的“不道、不敬”等犯罪，就是十恶的萌芽。及至曹魏统治时期，有关大逆不道、不敬之罪的立法继续沿袭下来，但比之汉朝有所改进和发展。根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魏律）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到了两晋时期，关于大逆不道的立法，又进一步缩小了处罚的范围。《晋律·刑法志》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同时强调加重对违反封建礼教的处罚。其时，张裴注《晋律》，对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又在理论上加以阐述。 到了《北齐律》中，首次规定的“重罪十条”标志着“十恶”的初步形成。《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此重罪十条，都关系到君主权力地位和封建政权的最高利益，所以传统刑律将此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维护皇帝专制制度。但是，北周修订法律时，曾一度删去了“十条重罪”,“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其实也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其名目。南朝梁、陈的法律基本上与北周相同。 据《隋书·刑法志》讲：隋开皇定律时，正式于法律上确立了“十恶”之目，“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据《唐律疏议·名例》载：唐律中关于十恶的立法，全部继承了隋律的内容，所谓“仍遵开皇，无所损益”。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律典中的十恶，起源于西汉，形成于北齐，至隋唐律中则达到完备阶段。 比较隋唐时期的“十恶”与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可以看出，在隋唐时期，加重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处罚。北齐律中的“反逆”“大逆”“叛”，在唐律中修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所谓“将有逆心而有害于君父者”，就是将要产生反对皇帝的动机，并不是已有反对皇帝的行动，就构成了犯罪，实质上只是犯意的表示或预备行为，从而加大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防范。同时，隋、唐律中删去“降”罪，而增加“不睦”罪，说明其时加重了对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保护。 在唐律中，对十恶所规定的刑罚，比其他一般犯罪的刑罚严厉很多，谋反、谋大逆、谋叛，不仅犯罪者本人要处以死刑，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等亲属也要缘坐受罚，有的也要被处以死刑。而且，有的还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同时，根据唐朝法律规定，犯有十恶重罪的，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还不得享有法律所规定的赦免刑罚的优待方法。唐律规定，凡犯有“十恶”重罪的，不得享有“议”“请”等。 以上内容来自清华大学出版社《传统司法的智慧——历代名案解析》，本书依次选取了自夏商至民国的三十多个典型案例，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案例的评析，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传统法律发展脉络，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 书名：传统司法的智慧——历代名案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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