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华夏文明究竟有没有断层》一文之时,当写到“南明亡”一节之时忽然想到,最终守护南明的并非当年大明的官军,这些官军早已倒戈变成了清朝的官军,而为大明流完最后一滴血的竟然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因为这些大明的朝臣大半都做了贰臣,唯有将大明灭亡之日放在公元1644年,方能重新视李自成和张献忠为大清的流寇,方能为剿灭南明、勒死永历帝找到一个遮羞布。 清初入关的兵力非常有限,其实单凭八旗兵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征服整个大明,孔有德、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这些人的军队才是最终征服大明的主力。 公元1644年,清初入关后,李自成的大顺军迅速失败,并非领导层变质,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质成为官绅阶层的代言人,因此无法联合原来的大明官僚抗清,也无法驾驭明朝降将,当山海关之战败后,明朝降将全部叛变成为清军,大顺军只能一路败退回陕西。
南明初期的弘光政权,执行的是“联虏平寇”的国策,这与当年宋朝“联金灭辽”“联元灭金”如出一辙。 如果说大明初年曾经展现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雄姿,那么到了末年则与软弱的宋朝没有两样,甚至亡国都如此相似。
南明继承了明朝所有的弱点,尤其是党争和内耗,最著名的便是何腾蛟、瞿轼耜的楚党和堵胤锡的吴党。 南明从未建立一个真正的统治中心,最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公元1645年,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的“忠贞营”与当时南明隆武政权联合,成为南明抗清的主力。 公元1649年,大西军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归顺大明。 瞿轼耜的楚党以大明正统自居,排斥农民军,堵胤锡的吴党则主张联合大顺和大西,并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中兴大明。 朝廷的党争使南明的联合农民军从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大西军的李定国确实曾是大明唯一的希望。 至公元1651年,大西军的孙可望完成了对南明永历政权的整合,从此南明的主体便是大西军。 同年,孙可望和李定国出贵州,攻入湖南,并占领湖南大部。 公元1652年,李定国攻破广西桂林,城中的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随后广西全境光复。 公元1653年,清顺治帝急派谨亲王尼堪南下,衡阳一战,李定国击毙尼堪。
这是当时黄宗羲对当时局势的评价,既指出了李定国“两蹶名王”的战绩,也写明了南明功败垂成的原因——孙可望的妒贤嫉能和膨胀的野心。
李定国的节节胜利换来的却是孙可望认为其“功高震主”,孙可望密谋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拘捕李定国,李定国得知消息后远走广西,从此大西军决裂。 之后,飞扬跋扈的孙可望阴谋篡位,永历帝密诏李定国救驾,李定国和刘文秀保护永历帝进入昆明,孙可望投降清军。 李定国和郑成功是大明最后的名将,但与李定国以中兴大明为己任不同,郑成功最想做的是“依朝鲜例”割据一方。 当李定国邀郑成功共同北伐之时,郑成功并不积极,二人若能联合,大明或许仍有希望,但事与愿违,共同北伐只是李定国的一厢情愿。 孙可望挑起内讧后兵败降清,使清朝对南明洞若观火,加速了南明的覆亡。 公元1662年,吴三桂在云南昆明用弓弦勒死永历帝。 同年,李定国病逝,临终叮嘱其部将“宁死荒徼,无降也!” 同年,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病逝。 永历帝、郑成功、李定国逝于同一年,是历史的巧合,表明南明中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李定国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明清之际的李定国无疑是不世出的名将,其它任何人包括郑成功都无法望其项背。
农民军中,与大西军掌控了南明政权不同,大顺军在李自成死后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但却是战斗到最后的大明军队。 至公元1664年,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大顺军将领或战败自杀,或被俘而死,从此大陆的抗清力量全部被灭。 曾经的农民军成了大明官军,而曾经的大明官军却变成了大清官军,官军确实最终打败了农民军,但明朝已经变成了清朝,每每读史至此,总会叹息良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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