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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对于知识及其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所抱持的态度的转变，是对自然知识与政治经权力之间关连影响最全面最深远的变革。 这个新的态度是：获得自然知识是一回事，利用自然知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科学与真理是去人化的、客观的、中立的、无私的，它说的是这个世界里是什么，而不是这个世界里应该有什么，后者是价值、道德和社会的范畴。科学是理性的，可以达成共识，而道德和价值则是任性的、主观的、有私的，不是用理性可以统一的。 如果让价值、宗教或政治考量潜入了知识制造及其确认的过程，那么科学便无法客观地描述世界，它就不再是科学。因此，探究人类意图的方法与探究自然存在的方法必须分道扬镳；当科学进行的时候，社会必须被搁置在角落里。科学与社会的切割，真理与道德的分离，是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发展最重要的特征。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论科学家认为，人体就是一台机器。但我们有人性，我们的活动中充满了意图、意识和道德责任。我们无法以对待机器的方式对待自己。现代科学把作为人的自己与自己捏造的自然机器分隔在了两个世界，其结果是：我们成功地了解了自然，却不知道该把自己摆在自然的什么位置。我们在了解人性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因此人类进入了科学巨人和道德矮子的时期。 如今，科学可以很自信地说知道或终会知道关于自然界世界的一切，但现代哲学对于我们怎么可能正确理解这个世界的看法却充满争议，对如何利用科学知识也众说纷纭。为了制造出科学的良好秩序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我们文化价值领域的混乱与无序。这个混乱和无序蕴藏着巨大的不良后果。 科学是客观无私的，但人们的活动却充满了主观、情绪和利益考量。因此，当今世界一个巨大的悖论就产生了：一种知识类型越是被理解为客观无私的，就越可能成为道德及政治行动的宝贵工具。反过来说，这种知识类型之所以能对道德及政治问题作出宝贵贡献，正在于我们认为它并不是因为特定人类利益而制造出来的。这是因为中性的知识是最能说服他人的工具。 由科学而来的资讯、技能，甚至还有态度，都是人类生活中各种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源。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和发现运用这些资源可获得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 20世纪以来，我们文化中最强有力的价值仓库，就是我们认为最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已经成为对其他国家或人群经济和政治控制的最有效的工具。 关于医学，1982年美国社会学家在Paul Starr《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型》一书的开篇也曾写道：“年轻的理性在做梦时，却忘了身后站着现实、老道的权利。 “这个梦是：通过艺术和科学，理性将会把人类从自然的匮乏和无常、无知和迷信、独裁和暴政，以及身体和精神的病痛中解放出来。 “然而，理性并非一个最终必然引向幸福和自由的客观抽象的力量。理性的形式和应用取决于这个世上无数男男女女的狭隘的目的，他们的兴趣和理想甚至决定了什么是知识。理性的成就的确消除了无数饥饿和悲痛的负担，但是理性也重新划分了权利世界的格局。在这个新的格局里，一部分人以知识和权威的名义，并通过控制由此产生的庞大的组织和机构，站到了另一部分人身上。 “现代医学正是理性的杰作之一，已成为一个专业知识、技术程序和规范行为的精致系统。但这绝不意味着医学是纯粹理性的，我们关于疾病和对付疾病的理念上，毫无疑问，都刻着我们独特的文化印记……？” 因此，不难看出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所提供的无私可靠的关于微小疗效的证据，以及客观、敏感、可靠的仪器发现的人体内部微小的无关紧要的异常现象，正在成为一批人影响政治和医学并赚取金钱的有效方法。 在科学客观公正的面纱之前，面对科学的巨大进步，人们开始忘却一个真理：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是政治和利益的一个仆人。 英国现代科学方法的领袖人物弗朗西斯·培根，曾是英国皇权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顾问，他极力主张知识和公权合为一体，并说：人类知识及人类权力将合二为一。这种理念的支持者认为，任何放弃其管控人民信念之权利的国家，都会把自己的权威置于险地。 知识是客观的？但是，什么是适当的知识？谁能担保它是真的？这些知识的确定性为何？我们是否应该期待确定的知识？谁能拥有知识？在什么条件之下？有可能让每个人都相信同一件事情吗？如果可能，得靠什么精心设计的方法？既然社会秩序源于共识，我们可以展现并实行何种正确思考的标准来确保这个共识？ 解决这些有关现代科学早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必然需要庞大的权力，庞大的权利必然连接着庞大的利益。由此可见，知识产生的前提条件里已经满满地加注了主观和价值。 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107篇文章撤稿事件并不惊奇。科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也并非一项纯粹追求真理的事业，虽然它仍然是人类探索自然世界最可靠的方法。 作者：唐金陵/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2017年4月23日于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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