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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盆地“龙山时代遗存”再认识

 历史探奇 2019-08-02

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黄河流域兴起了空三足器,表征着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此次变革风潮中,地处南流黄河向东转弯处的运城盆地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对于这一阶段,或直接谓之龙山时代,或谓之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

  运城盆地这一阶段遗存的发现,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肇始时期便已露出端倪。1926年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掘所得的材料中或已包含有类似的遗存,但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未被辨识。199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的再次发掘,证明了西阴村遗址包含有庙底沟二期遗存。1931年山西万泉荆村遗址发现的陶器中亦有以空三足器为代表的遗存。

  1956∼1957年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发掘后,张忠培提出把先前见于仰韶村、不召寨和荆村的庙底沟第二期遗存划入龙山时期,为龙山时代的研究注入了新意。1979年张忠培提出属于仰韶时代的西王村三期文化早于庙底沟第二期遗存,且庙底沟二期是由西王村三期发展而来。为运城盆地的龙山时代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点。

  2002年,张忠培通过辨识东关文化,指出运城盆地的荆村文化经过东关文化发展为三里桥文化,进一步完善了运城盆地龙山时代的编年序列和文化谱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称的“荆村文化”最早在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仰韶文化”中便已出现,得名于1931年发掘的荆村遗址。黄河水库考古队将1956~1957年发现的与荆村同类的庙底沟第二期遗存严谨地“暂称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在学术史上,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起已使用“仰韶”指称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特定历史时期。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我们同意把此类遗存称为荆村文化的意见。

  可以看到,荆村文化、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产生于仰韶时代之后,植根于运城盆地并扩张至周边地区,对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特征与强烈的时代风格。本文所述的“龙山时代”包含荆村文化及其所属时期。

  近年来,学界的讨论仍在继续,在诸如荆村文化的内涵、东关文化的面貌以及三里桥文化部分遗存的性质等问题上还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相关研究的不断展开及资料的日益丰富,使我们有条件进一步讨论上述问题。

  一、荆村文化的内涵

  关于集中分布于运城盆地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的荆村文化,学界讨论较多的是其内涵。黄河水库考古队虽认为庙底沟二期“开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先声”,但也强调“它承袭着仰韶文化的若干因素”很可能为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荆村文化内涵的认识。张忠培指出,西王村三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相比缺少陶斝,且庙底沟二期的“小口尖底瓶底尖短钝”,二者区别十分显著。卜工发现,庙底沟遗址第二期H568出土陶喇叭口瓶、素面折沿罐、口部有花边的鼎不见于其他遗迹,且其他遗迹出土的陶斝和釜灶也不见于庙底沟遗址H568和H570,继而把庙底沟遗址第二期遗存划分为以H568、H570为代表的A群和以H35、H202、H558、H563、H564、H569等为代表的B群,将平陆盘南村H1,夏县东下冯H208、H230和芮城西王村H18等归入A群。并进一步指出,A群为西王村三期文化,B群器物组合才属荆村文化。

  学界就这一认识展开了广泛讨论,大体来讲存在庙底沟遗址第二期遗存“属同一文化”与“属不同文化”两种看法。

  认为庙底沟遗址第二期遗存“属同一文化”者指出,卜工列入A群组合的庙底沟C3式彩陶深腹盆(0∶13)与Aa8式鼎(0∶11)为同一灰坑中采集,并据发掘者所述“据其他共出的遗物证明确系龙山时期遗存”等意见,认为A、B两群的分期不成立。

  认为庙底沟遗址第二期遗存“属不同文化”者,基本同意庙底沟二期遗存A、B群的划分,但亦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确认“H568的陶片中确无釜灶、斝等典型B群陶片之前”不能将其划归A群,且“不能把平陆盘南村H1归入西王村三期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庙底沟二期遗存除包含A、B两群外,还存在与三里桥文化年代相近的C群,以T551出土的3件陶器和H572为代表。卜工指出,“庙二”属同一文化说者将庙底沟二期遗存与盘南村H1视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第二组,实际上承认了庙底沟遗址二期文化的年代存在区别;而庙底沟H568、H570是否存在陶斝、釜灶和小口尖底瓶及“庙底沟二期C组”的划分是否合理等,均不能影响庙底沟二期遗存可划分为A、B群的正确性。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鉴于喇叭口平底瓶与小口尖底瓶在河津固镇第二期H18等中有共存现象,故暂不应强调陶小口平底瓶在荆村文化初现中的指示作用,也不应将陶釜灶作为荆村文化出现的标志,而“斝的出现,尤其是小口尖底瓶的消失作为标准更为确切”。

  这些讨论为认识荆村文化提供了重要启发,我们也有条件进一步认识相关遗存的性质,从而讨论荆村文化的内涵。

  首先来看被划入庙底沟遗址第二期的3件采集陶器。诚如卜工指出,在庙底沟遗址同一灰坑中采集的0∶13深腹盆(图一,3)、0∶11鼎(图一,5)酷似盘南村遗址H1出土的同类器(图一,4、14),0∶11鼎的腹部与西王村遗址H18∶2∶24罐相似(图一,12)。庙底沟遗址采集0∶12陶尖底瓶(图一,1)侈口、底尖短钝的特征在西王村遗址H18出土同类器中亦可见到(图一,2、7),盘南村遗址H1出土陶折沿罐侈口、圆腹等特征(图一,8、13)分别与西王村遗址出土同类器(图一,6、10)相似。这些均说明庙底沟遗址0∶13深腹盆、0∶11鼎、盘南村H1均属于以西王村H18为代表的西王村三期文化的判断是正确的。庙底沟0∶12陶尖底瓶亦应为西王村三期文化器物。

  其次根据出土陶器(图二,4、6、8、10、13∼16、18、19)看庙底沟遗址H568和H570的年代与性质。庙底沟遗址H568∶21小口罐的“喇叭口”特征(见图二,10)在西王村三期文化有发现(见图一,7)。年代晚于西王村三期文化的案板遗址H7∶35罐(图二,11)和白燕遗址F2∶47长颈壶(图二,12)的口部均呈喇叭状,且案板遗址H7∶35在颈、肩交界处饰附加堆纹与庙底沟遗址H568∶21“颈肩间有一道凸棱”的做法相似。庙底沟遗址H568∶35鼎口部饰花边、腹有鋬等特征(见图二,4)在白燕遗址F14∶40鼎的口部(图二,1)亦有发现。庙底沟遗址H570∶21罐侈口、鼓腹的特征(见图二,6)与案板遗址H7∶33罐(图二,7)相似,庙底沟遗址H568∶29罐侈口、下腹斜收、通体饰绳纹和附加堆纹、唇缘压印绳纹等特征(见图二,19)与白燕遗址F2∶70夹砂缸(图二,5)相似,庙底沟遗址H568∶36罐折沿、近口部素面的特征(见图二,8)与白燕遗址F14∶31深腹盆(图二,17)相近。

  案板遗址H7出土遗物的年代为案板三期(图二,2、3、7、11)。学界对该类遗存的性质仍存在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属荆村文化的地方类型,有的认为是渭河流域龙山时代早期与荆村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独立考古学文化。可以肯定的是,案板遗址H7∶29斝足部使用泥条盘筑法制成(见图二,2),年代应早于使用模制方法制成足部的白燕遗址F2∶30斝(图二,9),系渭河流域形制较早的鼎形斝。案板遗址H7∶29斝应为用预制的足插入斝身制成,制法与案板遗址H20∶37的联裆特征相似,二者年代应相近。

  案板遗址H20与白燕遗址F2、F14的年代分别属于荆村文化第二、三段,因此,庙底沟遗址H568、H570的年代应为荆村文化时期。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遗物为荆村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发掘者指出,东关四期遗存的相对年代晚于庙底沟文化而早于遗址中的荆村文化遗存,年代“大体与王湾二期相当”,约为半坡四期文化至西王村三期文化时期。东关遗址ⅡH41∶11尖底瓶口(图三,7)、ⅡH40∶2尖底瓶底(图三,8),ⅡH34∶8(图三,6)、ⅡH34∶7(图三,11)、ⅡH40∶7(图三,15)、ⅡH41∶23(图三,16)的罐,ⅡH41∶16瓮(图三,12)分别与西王村遗址H18出土的同类器(见图一,2、6、7、9、10、12)形制相似,东关遗址ⅠH129∶2鼎口与腹部(图三,2)、ⅡH38∶3豆柄部(图三,9)分别与庙底沟遗址0∶11鼎(见图一,5)和盘南村遗址H1出土同类器(见图一,11)形制相似。因此,上述遗存应属西王村三期文化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垣曲古城东关遗址ⅠH263∶8应为口部有“花边”的陶鼎(图三,10)。根据ⅠH263出土陶器特征(图三,4、13、14),发掘者认为ⅠH263的年代稍晚于ⅠH129的意见可从,ⅠH263应为东关遗址西王村三期遗存中年代最晚的遗迹。

  以东关遗址ⅠH251(图三,1、3、5、17)、ⅢH11、ⅠH172为代表的东关遗址荆村文化早期遗存中陶斝(见图三,1)的形制应晚于案板遗址H7∶29陶斝(见图二,2)。张忠培将ⅠH251∶62陶斝的年代定为荆村文化第四段。如是,该组荆村文化遗存的年代应晚于庙底沟遗址H568、H570及白燕遗址F2、F14。

  可以看到,庙底沟遗址H568、H570出土陶鼎(见图二,4)、盆(见图二,15、16)、瓶、器盖(见图二,13)、罐(见图二,6、8、10、14、19)、圈足器等与东关遗址荆村文化早期遗存中的同类器(图四,1∼11)形制相近,陶器组合相同,因此庙底沟遗址H568、H570的年代应为荆村文化时期,其性质应为荆村文化。

  张忠培指出,荆村文化“是有斝无鬲和以釜形斝和盆形鼎为特征的遗存”,深刻地概括了荆村文化的特征。部分平底陶鼎的特征(图五)可以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补充。首先,庙底沟遗址H568、H570属荆村文化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花边”口沿鼎不仅存在于西王村三期文化中(图五,9),在荆村文化中亦有发现(图五,2、6)。其次,荆村文化平底陶鼎不仅有腹壁较直的盆形鼎(图五,3、4、7、8),亦有鼓腹罐形鼎(图五,1、2、5、6),且罐形鼎亦至少有折沿(见图五,2、6)与无沿(见图五,1、5)两类。

  综上,虽然目前在考古发现上运城盆地自西王村三期文化发展为荆村文化的过程中或仍存在一定的年代缺环,但我们可以借助周边地区的相关遗存进行补充,并由此发现运城盆地陶鼎呈现出的荆村文化的指征性特点,从而为荆村文化内涵的讨论提供参考。

  二、东关文化再认识

  运城盆地出土陶鬲最早见于以东关遗址“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东关文化中,东关文化系“介于荆村文化和三里桥文化之间的承前启后的有着自身特色的遗存”。除新出现的宽弧裆陶鬲外,东关文化仍在使用陶斝和釜灶。

  东关遗址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包括29个灰坑和2座墓葬,共有25组叠压打破关系,其中ⅠH96→ⅠH109、ⅠH103→ⅠH187的两组关系中的遗迹都出土有陶器。

  Ⅰ H 9 6 、Ⅰ H 1 0 9 均出土有陶斝。其中的3 件斝为分裆, Ⅰ H 9 6 ∶ 1 斝为口沿较窄,腹部近罐形且较深(图六,1);ⅠH109∶24、49斝为口沿较宽,腹部近釜形且较浅(图六,2、13)。它们均为自罐或釜形器腹的底部接入空足制成。从斝腹与空足的接合位置来看,ⅠH109∶49斝足与腹底部边缘存在一定距离,腹底与腹壁转折明显,ⅠH109∶24、ⅠH96∶1斝的空足接近腹底部边缘,腹底与腹壁的转折较圆滑。第一组打破关系中,ⅠH109∶49斝的特征不见于ⅠH96出土陶斝,而ⅠH96∶1罐形斝亦仅见于ⅠH96,表明ⅠH96∶1斝或于ⅠH109∶49斝之后仍延用一段时间。有趣的是,ⅠH198、ⅠH103均出土有腹底与壁转折明显的釜形斝(图六,9、10),且未见与罐形斝、腹底与壁转折较圆滑的釜形斝共出的现象。可以推断,ⅠH103∶1、ⅠH198∶11腹底与壁转折明显的釜形斝出现比罐形斝早,且单独使用了一段时间。因此根据斝的特征将东关遗址东关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ⅠH198、ⅠH103出土陶器(图六,4、6、7、9∼12)为代表,晚段以ⅠH96出土陶器(图六,1、3、16)为代表。

  ⅠH103和ⅠH187没有出土同类陶器,无法提供直接的分期依据。我们根据两个灰坑出土陶器,并参照上述分段结果,把ⅠH187划入早段。

  ⅠH109∶24釜形斝的年代如何呢?我们发现,被原报告划入“龙山文化晚期”的ⅠH141打破了ⅠH96和ⅠH109,ⅠH141仅见1件陶釜形斝(ⅠH141∶5),其腹底与壁转折较圆滑的特征与ⅠH109∶24陶斝相近。据此推断,至少在以ⅠH96为代表的时期应亦有与ⅠH109∶24相同的釜形斝。无独有偶,ⅠH21仅见与ⅠH109∶24斝相似的同类器(ⅠH21∶60)(图七,2)。所以,ⅠH21的年代应属晚段(图七,1、2、4、6、7、9、14、16),而ⅠH109的年代当介于早、晚段之间或属于晚段(图六,2、5、8、13∼15),并可将ⅠH109∶24、ⅠH21∶60作为东关遗址东关文化晚段釜形斝的代表。另外,ⅠH103∶1斝腹部的转折较ⅠH198∶11更明显,因此ⅠH103∶1斝出现的时间或较ⅠH198∶11斝更早。

  还应注意到,东关文化陶斝腹与足的接合方式在部分陶鬲上亦有发现,如ⅠH83∶1鬲(图七,3)显系ⅠH198∶13瘦长型釜灶(见图六,4)与空足相接而成,ⅠH83∶1鬲的足、腹部保留有较明显的接合痕迹,ⅠH198∶20鬲足、腹部虽残损严重,但亦可见到接合痕迹(见图六,7)。从出土陶器特征(图七,3、5、8、10∼13、15、17、18)看,ⅠH83应为早段。

  东关遗址ⅠH83∶1为运城盆地发现最早的东关文化陶鬲。但由于东关遗址东关文化晚段遗存中未出土陶鬲,因此仅依靠东关遗址出土陶鬲很难了解东关文化陶鬲的演变情况。

  近年来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掘为全面认识东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周家庄遗址2004年的发掘中,北区遗迹及出土遗物为认识东关文化晚段遗存提供了重要资料,北区第5、14、15、18层均出土有陶鬲。从陶鬲鋬或把手的形制及位置来看,有正装鋬(图八,14)、侧装鋬(图八,3、11、12)和单把(图八,1、2)三类,裆部有宽平裆(见图八,14)和尖角裆(见图八,1、3、11、12)两种。依据裆部形制不同陶鬲的出土层位可以判断,由于相对年代最早的ⅠT4第21层没有发现陶鬲,ⅠT4 ∶5正装鋬宽平裆鬲(见图八,14)和ⅠT4 ∶4侧装鋬尖角裆鬲(见图八,11)出现的年代应最早,年代较晚的第15层出土的侧装鋬陶鬲均为尖角裆(见图八,3、12)。第14层和第5层均出土了单把鬲,而ⅠT4 ∶5因残无法判断裆部特征(见图八,2),ⅠT4⑤∶3为尖角裆单把鬲(见图八,1)。北区地层出土陶鬲为宽平裆正装鋬鬲和尖角裆侧装鋬鬲、正装和侧装尖角裆鬲及尖角裆单把鬲的发展时序。

  周家庄遗址2007~2012年发掘的W23、H39各出土了1件带鋬宽平裆陶鬲,W23∶1腹上部鋬残,安装方式不明(图八,9),H39∶4为侧装鋬(图八,4)。这两个遗迹中不见宽平裆陶鬲与其他形制陶鬲共存的现象。W53中亦仅有1件宽平裆陶鬲,不同的是这件鬲没有鋬或把手(图八,8)。原报告没有提及W53、W23和H39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遗址应有一段单独使用裆部宽平陶鬲的时期。依据2004年北区地层出土陶鬲的发展时序,以W53、W23和H39代表的时期应在以北区第18层为代表的时期之前。

  周家庄遗址H39出土的3件陶器(图八,4、22、23)与东关遗址出土东关文化同类器(见图七,3、5、8)相近,因此,H39当属东关文化范畴,W53、W23和H39的年代亦应在东关文化时期。北区第5~18层均出土有带鋬或单把的尖角裆陶鬲。我们曾专文讨论三里桥文化的判定及相关遗存的性质,这里不再赘述。应当指出的是,据陶尖角裆鬲、斝、杯、罐、瓮、豆、盆、盘等器物(图八,1∼3、5∼7、10、12、13、15∼21)的特征可以断定,北区第5~18层的年代应属三里桥文化时期。这就再次说明,宽平裆陶鬲产生的年代早于尖角裆陶鬲。

  周家庄遗址北区ⅠT4 ∶5正装鋬鬲的裆部宽平(见图八,14),ⅠT4 ∶6斝(见图八,13)与东关遗址东关文化晚段ⅠH96∶1斝(见图六,1)形制相近,说明这两件器物的形制具有东关文化的特征,属出土于年代较晚遗迹中的早期器物。相同的情况亦见于周家庄遗址2004年发掘的北区ⅠH4出土陶器(图九,1∼4、8、10、11)和2007∼2012年发掘的H223第6层出土陶器(图九,5∼7、9、12∼14)中。北区ⅠH4叠压于第11层下打破第12层,年代应属三里桥文化时期,但其中出土了宽平裆侧装鋬鬲(见图九,1)。H223第6层出土的单把鬲(见图九,5)、斝(见图九,14)、甗(见图九,6)、罐(见图九,9)等器物具有三里桥文化的特征,而H223⑥∶4侧装鋬的宽弧裆鬲(见图九,7)与H223⑥∶6(见图九,12)、H223⑥∶7(见图九,13)釜灶的组合为典型的东关文化特征,H223⑥∶4宽弧裆的特征与东关遗址ⅠH83∶1陶鬲相似,鬲足与鬲身接合较规整的特征则与周家庄遗址H39∶4陶鬲相同,显然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

  东关遗址东关文化早期陶鬲具有较原始的“宽弧裆”特征,晚于东关文化的三里桥文化则多见尖角裆陶鬲。因此我们可以把周家庄遗址出土的具有东关文化特征的宽平裆陶鬲的年代大致划入东关文化晚段。

  周家庄遗址出土的东关文化遗存以及部分具有东关文化特征的器物丰富了我们对东关文化晚期遗存面貌的认识。运城盆地东关文化陶斝有釜形(图一〇,1∼4)和罐形(图一〇,5∼7)两类。陶鬲有侧装鋬(图一〇,8∼10)、正装鋬(图一〇,11)和无鋬(图一〇,12)等三类。东关遗址ⅠH21∶54在原报告称为大袋足斝,上腹部有鋬及袋足接至颈部下的特征与陶鬲相仿,而使用高领罐作为斝身的做法与罐形斝相类(见图一〇,7)。ⅠH21∶54或为东关文化中融合了陶斝与鬲特征的一类器物,虽将其归入罐形斝,或可称之为“罐形鬲式斝”。

  三、余论

  通过对运城盆地荆村文化遗存的讨论,可知荆村文化的指征性器物除陶斝与平底盆形鼎外,还应有与西王村三期文化一脉相承的陶平底罐形鼎,从而深化了对荆村文化内涵的认识。庙底沟遗址第二期的3件采集陶器、平陆盘南村H1属西王村三期文化,庙底沟H568、H570应归入荆村文化的认识,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荆村文化平底罐形鼎的演变顺序。

  还应注意的是,东关遗址荆村文化早期遗存中的ⅢH11等没有出土陶斝,而ⅠH251则出土有陶斝。有学者将东关遗址荆村文化早期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ⅢH11等为代表,晚段以ⅠH251等为代表。依据陶鼎、小口平底瓶等器物的形制,可以看到这两个单位的年代应不超出荆村文化第四段。

  张忠培指出,最早自颍河上游兴起的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风潮,发展至陕晋豫地区陶斝的出现,已是第二个波次的事件了。运城盆地目前发现的陶斝亦不是陶斝发展序列中的最早形制。从此地各类陶鼎的演变来看,运城盆地的荆村文化遗存虽可能存在一定的年代缺环,但该地区荆村文化时期的陶鼎亦表现出了与本地西王村三期文化遗存一脉相承的特征,与周边地区泉护二期文化向荆村文化的演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通过对东关遗址与周家庄遗址出土东关文化及三里桥文化相关遗存的讨论,初步梳理了东关文化陶斝与鬲的种类和演变顺序。古城东关、周家庄等遗址出土的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遗存显示出三里桥文化在运城盆地承袭并取代了东关文化。

  东关文化陶鬲中,有侧装鋬的鬲出现年代较早,演变序列完整,并对后继的三里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三里桥文化陶鬲的主要形制之一。东关文化晚段出现了部分正装鋬和无鋬陶鬲,这或是分别来自运城盆地北方的晋北和华北平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当然,东关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不仅限于接收外来因素,如洛阳西干沟遗址龙山第二期遗存中便有与东关文化形制相仿的陶鬲(H305∶15)和斝(H2015∶5),说明晋南地区的东关文化通过黄河谷地向河洛地区的文化渗透。

  东关文化的后继者三里桥文化中除了侧装鋬鬲外,还存在大量的单把鬲,张忠培认为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当为抄袭客省庄文化的产品。可以看到,三里桥文化继续向东边的河洛地区发展和迁徙,向嵩山以西地区输出了侧装鋬鬲、单把鬲、斝等后与当地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流,成为了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东关遗址发掘者根据该遗址8组较可靠的荆村文化经树轮校正的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2400年。此外还有3组荆村文化高精度测年数据,即案板遗址T6H7下(ZK-1378)为公元前2866~2487年,白燕遗址T33F2 (ZK-2217)为公元前2898∼2615年,庙底沟遗址H558第5层(ZK-0111)为公元前2890∼2581年,与东关遗址的测年结果相符。东关遗址发掘者根据东关遗址4组东关文化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断东关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为公元前2400年。这些均与我们的研究结论相契合。

  周家庄遗址发掘者根据25组碳十四测年数据,将周家庄遗址龙山期遗存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2300∼1750年。这亦证明了我们关于周家庄遗址“龙山早期”遗存属东关文化晚段的判断。田建文根据陶寺遗址ⅡH1101(ZK-1103)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即公元前2183∼1959年、东下冯遗址T208第3层(ZK-0387)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即公元前1925∼1705年(经树轮校正)研究了三里桥文化的绝对年代,据此我们认为东关文化的年代下限与三里桥文化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200年前后。三里桥文化在经历了龙山时代之后进一步向前发展,进入了以芮城南礼教H116等遗存为代表的“进入夏纪年”的阶段,成为了东下冯文化的重要源头。

  仰韶时代之后的运城盆地,相继产生的荆村文化、东关文化、三里桥文化遗存见证了黄河流域次第产生的各类空三足陶器掀起的时代风潮中的文化传承和交流。运城盆地龙山时代同一谱系的诸文化为进一步考察同时期的临汾盆地、河洛地区等周边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时间标尺和可供参照的文化背景。

  附记∶此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KG020)、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项目(2016FRLX10)资助。

(作者:段天璟、董霄雷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19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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