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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过无锡(2)：谒钱钟书故居随想  李 嘉  钱钟书故居 此次在无锡最遗憾的是没能进入钱钟书先生故居里面拜谒。 到无锡的第二天，去教育电视台办事，查地图时发现旁边有条钟书路，这才记起钱先生是无锡人。怀着万分景仰，顶着正午骄阳，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沿学前街寻到故居，却吃了个闭门羹一一闭馆维修。好在发现大门上面特意留了个二维码，站在门前，对故居扫码虚拟现实了一番，聊以安慰，以示诚心。钱府以书香传家，钱先生可说家学渊源，学贯中西，他1947年初版的小说《围城》，一度被学人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钱先生亦被尊为文学昆仑。 钱先生和他的《围城》，与湖南、与我父亲当年求学的国立师范学院有着一段割不开的缘。 《围城》1982重版，我应该算是文革后有幸读到《围城》的第一批人。其时，我在常德市一中教书，亦混过一段时间的文艺青年，与戈文兄等一帮朋友自办诗刊《流火》，天天耽于谈诗论文，过着快乐而颠倒的日子。某天，文艺世家的戈文一脸神密而庄重递过来几本簇新的书，“拿去看看，好书。记得不准折页”，我拿过第一本看看封面“围城？什么意思！”引来戈文一脸鄙视。天啦，我一理科生，哪里知道《围城》。可见当年文化之匮乏。哪知翻开一读，就再也不能丢手，硬是通宵达旦一口气读完全书，第二天早餐也没顾上吃，直到上午第三节响铃才匆忙拿上教案赶到教室为学生上物理课，也不知都说了啥。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我们虽然是恢复高考的头一、二批大学毕业生，却仍然陷于一片文化的沙漠，如饥似渴都不足形容我们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求。《围城》好似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并不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情节已然足够吸引当时的我们，看到解放前那一群“旧”知识分子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但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我们对人生、对生存状态的一些思考，虽然很幼稚很浅表，用时下青年的话来说，就是一些“然并卵”的问题和答案，但毕竟开始了真正独立的思考。这种反省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尤为重要，不再是愚昧盲从，也不是盲目的思想暴动，而是一种理性和知性的思考的起始。当然这种启蒙不只有《围城》之功，当时常德市一中文革封存的大量图书正逐步解禁，我业余时间大部分是泡图书馆，读了不少外面找不到的好书。《围城》对我影响很大，反复读了多遍，差不多二十天后才还给戈文，要知道那时能借书给你看几天可不容易，何况这种“神书”。呵呵，戈文兄对我够大方的。  钱钟书和父亲钱基博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这种心理倾向不止对婚姻，其实可以扩大到“人生万事”，这仿佛是一种人类逃脱不了的“存在”困境。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事业、爱情、家庭三座围城进进出出，最后象作茧的蚕被死死缠住。《围城》重版以后兴起了一股'围城'讨论热，以至造成了这个词的滥觞。《围城》的主旨一直饱存争议，学人圈里什么“游戏说”、“玩世说”、“犬儒说”、“冷漠说”莫衷一是，外围喷子们则莫名其妙口水大战，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人物肆意对号入座，甚至对钱先生及家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围城》的神秘莫测、气象万千。钱先生对人性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初版序中他含蓄地说了一句话：“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甚至预言了“考据癖”们的附会。瞧瞧，钱先生把 《围城》留在了身后，更多的人却试图冲进《围城》的“围城”。 好作品对人的影响是不同层次的，因人而异，《围城》是不是被拔高其实并不重要，其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和幽默高超的语言艺术却是不争的事实。《围城》的那些精彩句子常常让那时的我目瞪口呆，原来语言可以这样运用！“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张太太讲上海话时时流露的本乡土音“仿佛罩褂太小，遮不了里面的袍子”， 写唐晓芙“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是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形容曹元朗“圆如太极的肥脸” “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等等等等，即接地气又富哲理，还不乏嬉笑怒骂。最近，在网上有看到调侃钱先生为“民国第一毒舌”，怎么就“毒舌”了？无非是入木三分。  国立师范学院创办于安化县蓝田镇李园 （摄于第二次开学日）  我父亲李仲麟在国师与同学合影 （1939年入学当年） 《围城》的创作背景中有相当成分是当时的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书中的“三闾大学”原型其实是因抗战转移后方，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1938年创建于此地的国立师范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院，也是现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当时迁来安化一带资水流域的大、中学校有二十七所之多。1939年，钱先生应他父亲钱基博和院长廖承世之邀，辞去西南联大教职，在国师创办了英文系。钱先生在国师任教二年后，回上海探亲而不能再回国师，滞留上海期间写下了《围城》，书中自然而然留下许多国师的影子。 我父亲李仲麟是国师理化系第二届毕业生，当时就读于此，离休后闲暇时他和我们谈起钱先生，话语中充满钦佩。“父子系主任”在国师传为美谈，二钱父为国文系主任，子为英文系主任，风度翩翩年轻的钱先生更受学生拥戴。其时国师的学术氛围开明，常开讲座、演讲，钱先生上场必场场爆满，许多学生挤不进去就围在教室周围听，台上妙语连珠、引经据典、学贯中西，台下如痴如醉、醍醐灌顶，碰撞出无数思想火花。我父亲虽为理科生，却场场必听。父亲的进步思想以及文理兼通与国师的学术养成有莫大关系。  国立师范学院筹委及办事员 （右三中间为第一任院长廖承世） 说到国师就不得不提院长、教育心理学博士廖承世先生，这位留过洋的著名教育家受命于危难之中，靠超人的人格魅力，将众多知名学者拉到山沟办大学，其中除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还有皮名举、孟宪承、陈传璋、高觉敷、储安平、张舜徽等著名学者，可以说国师当时是“名家荟集，多士景从”。“三闾大学”的政客校长高松年当然不可能是廖院长，《围城》人物都是虚构的，而一群来自三吴之地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学者教授，满腔热血在山沟施行教育救国却是真实的存在。 没有廖承世就没有国师的学术自由昌明。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廖先生的办学思想和担当：学生社团排演当时被禁止的曹禺话剧《雷雨》，在与当地警察冲突中学生下了警察的枪！了得！当局闹到中央拿出了要逮捕的学生名单，廖先生自己却承担下全部责任，云：正常娱乐，不涉政治。保住了学生。在当时政治迫害异常的中国，这需要多大勇气！ 无独有偶，解放前我父亲在益阳信义中学（现益阳市一中）教书时，为保护进步学生，面对军警枪口据理力争，帮学生乘机逃离。不久后军警又来学校抓我父亲，有机智的学生溜出学校半路上拦住父亲，让他逃过一劫。这就是薪火相传！这就是国师精神！这也是父亲极为感叹也极为骄傲的一件事。父亲去年过世后，他的一些学生还和我们说起那些往事。父亲一生从教，解放后在益阳、常德两地若干学校担任校长，到一校就办出一所名校，大家由衷地尊他为教育家。父亲的品格，父亲文理兼通的学识，还有他的豁达和教育理念，一直为他的学生所敬仰，我们难望其项背。  益阳市一中（原信义中学）纪念墙浮雕 我父亲李仲麟（右）为建国后第一任校长 教育是有人格的，有人格魅力的教育才可能薪火相传。国师培养了许多像我父亲一样的教育笃行者，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今天诸多的教育困境，我们的教育人是不是该仔细想一想，你的教育的人格在哪里？恐怕这又是一个“围城”现象。 钱钟书先生把《围城》和“围城”这个词留给了我们，现在这个词语我们用起来相当顺口。 （2018.7.30 益阳）   欢迎赐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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