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

寻梦向天歌 201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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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东西南北人

当汉语小说穿上西方小说的外衣，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幽灵，一个欧洲或拉丁美洲的文学幽灵在身边游荡。而我们所看到的影子或许就是影子的影子，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声音的声音。于是，就有人忧心忡忡地发问：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回归传统能否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汉语小说与西方小说最终还会在某个顶点汇合？显然，汉语小说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我们这一代的探索者还在路上（不过，已经有人泣而返，有人咏而归），作为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如果余勇可贾，我就打算把东、南、西、北都转上一圈吧。

所谓东，即东方精神。精神这东西，难以表述，只能感受。从小说形态来看，东西方有别，东方的美学形态是注重含蓄、简约的。在欧洲人眼中，“中国式”几乎就是复杂的同义词。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东方文化而产生的错觉。方块汉字（尤其是正字）貌似复杂，但运用起来却很简单。复杂是其表象，简洁是其内核。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认知。在诗歌方面，中国历来是多短诗，少有长诗，即便有之，也没有《神曲》那种鸿篇巨制。但我们的优势恰恰是以少许胜多许。中国小说（尤其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笔记小说）向来就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质，有时故事讲透了，意思尚在朦胧惝恍间，这就是贾岛诗中所说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时作者会流露个人情趣，故意在某个细节处留点什么，自己把玩，不让猜破，这就是陶弘景诗中所说的“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温州的林斤澜先生谈小说时有个著名的观点：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他的小说常常在无话可说处开始小说的叙述。每回发生地震，我总会想起林先生写的一篇有关母爱的小说。这个小说极短，不到千字，它取材于蒲松龄的一篇关于地震的小说。蒲松龄写到房屋仆而复起，里面似乎是没有故事的。但林先生却抓住了这一点加以发挥。在蒲松龄不说的地方他开始讲故事了。他说，房屋仆而复起的时候有个男子跑了出来，接着，又有个女人跑了进去。女人进去是为了救孩子。然后，房屋又仆，再也没有起来了。小说中没有一句赞美母爱的话，但母爱就是在“无话”处出来的。东方的文字之美，东方的精神，有很多让人深味的地方。

所谓西，即西方现代派。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的现代文学起步时间要早于中国。这是不争之实。鲁迅的年龄大于芥川龙之介，但创作小说的时间则要晚于芥川。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即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发于一九一八年的《新青年》月刊。但在那之前四五年时间里，芥川就已经写出《罗生门》《鼻子》等让鲁迅佩服不已的小说了。再进一步说，芥川还不算日本现代小说的先驱人物，之前已有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等大师级作家出现了。再到二十世纪，我们的现代小说与日本的差距就越来越小了。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第二年，日本最早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新感觉派”问世，代表人物有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

同一年，法国青年诗人、作家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等，发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东方和西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选择东京与巴黎掀起两场最重要的现代文学运动，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巧合。当年李金发从法国带回了那么一丁点儿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剩菜残羹，生拼硬凑，弄成了几个拼盘，虽说让中国读者开了一次“洋荤”，却难免落下“食洋不化”之讥。毕竟，法国现代派文学还没有作为整体被介绍到中国，因此只有一部分浸润其中的人略得几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大部人还是相当有隔膜的。相对而言，中国作家对于东邻作家所倡导的“新感觉派”倒是有感觉的。

流风所及，影响了在日本留学的刘呐鸥，他回到中国后，也发起了所谓的“新感觉派”运动，随后就出了穆时英、施蜇存等。事实上，他们跟日本作家一样，都是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尤其是波德莱尔以后的法国文学)的影响。横光利一早逝，川端康成超迈侪辈遂成东西方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独臂》《睡美人》既有日本元素又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味道。在同时代，我没见过哪位中国作家写过这样的作品。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融合方面，日本人（包括川端）一度比我们做得更好，就像他们当初处理文学创作中的“和文调”与“汉文调”一样。

回望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的洗礼，并且在写作中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训练、翻译体语言的异化操作。尤其是，当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学时，就有一种陌生的兴奋。我们的皮肤认同了它。我们的文字也呈现出白皮肤的质地来。更为可笑的是，我们自以为学到了家，而且很老练地用博尔赫斯或卡夫卡的口吻说话。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作家虽是用汉语写作，却是用英语思考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有一种已然陌生的语言一直长在我们嘴边，就像胡子一样，刮了还会长。而这种陌生的语言居然就是我们祖传的东西。不能不承认，我在西方文学里面浸淫既久，但我的叙述视角、思维以及趣味还是偏于东方的。在某种意义上，我通常被人归类为南方作家，因此有必要在下面谈谈我所理解的南方叙事。

所谓南，即南方叙事。南方叙事很容易被人们狭义地理解为本土言说或方言写作。我绝无此意。南方叙事源自南方地域，却可以超越地域本身的限制，至于广大。小地方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也许会有这样一种不无强烈的体验：有时候，语言会影响我们的记忆。那些在我们蒙童时期发生的事，我们事后通常能用方言把它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当我们把它转换成一种雅驯的书面语时，其实已经遗漏了很多东西。因此我们可以不无偏执地说，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汉语写作本身，其实已变成了一种在艰难的转换过程中遗漏的那一部分（这种想法源自于某位外国诗人对诗歌翻译的看法）。我无意于强调方言（南方话语）写作。而是说，很多方言其实就是汉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只是从某个历史时期的某种主流话语中疏离出来，年代湮远，让我们见了反倒感到几分陌生。而陌生带来的是隔膜和唾弃。现在重拾回来，我们同样需要几分勇气和胆气。许多年前，我们或许还可以指责北方话语霸权的统治与我们的政治气候有关，而现在我们似乎毫无必要担心来自这一方面的诸多禁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各种话语的大汇合：北方话语、西方话语以及放逐太久的南方话语。我们应该像拉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在东方举起一杯水，让所有角度的光永远不停地聚合（大意如此）。

我自身也有这种体会：那些浸透在我血液间的方言，一旦带进写作，就会让另一些与之相匹配的词语不断地涌现，向它聚合过来。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实上，我是不主张方言写作的。如果我在小说尝试用方言，我会慎重考虑。比如我在《洪素手弹琴》中用了温州方言“醉”字：听醉了、睡醉了、看醉了。这一“醉”字不能解释为陶醉，读者大致可以意会。除了尽可能创造性地使用一些没有隔膜的方言，我还汲取了中国文言小说省净、简练的特点，至于有没有达到文白相间、庄谐杂糅的效果只能有待修炼了。因此，有人说我的小说创作就是典型的南方写作。这个我也承认。南方写作者就应该有南方写作者的气质。同样是汉语写作，在用字、语调、气质等方面，南北写作者存在差异是不足为怪的。

所谓北，即北方话，亦即普通话（有人开玩笑说是“胡普”，章太炎称之为“金鞑虏语”）。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写作几乎覆盖了（古代）文言与（南方）方言。汉语词典里多北方方言，体现了一种词汇的单一性。直到现在，我们南方作家的北方腔仍未消除。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学生的发音方式好像都是一个模式里出来的，有些作家的发声方式也如此，他们的写作受到了一种规范的普通话的影响，已丧失了很多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与忧虑的。一些优秀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共名”的状态下选择了独立化书写，发出一种不同于“北方腔”的独异的声音。

我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小说境界应该是这样的：在北方语系（普通话）写作之外，不失南方叙事的特色，其内在精神是东方的，外在的表现手法则兼有西方现代派的元素。

——2013年发表于《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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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家的访客（节选）

文| 东君

卡夫卡曾在他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中谈到一位来访的中国人。在这位身高一米八二的奥匈帝国作家的眼中，来访者的穿着打扮无疑有几分古怪，加之言语不通，见面之前照例会有一阵等待彼此可以适应的沉默。卡夫卡不清楚他为何会来造访，在他看来，中国人大约就像外星人一样神秘。卡夫卡的描写不免带几分夸张、幽默的成分：“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把来访客吓得够戗，接着便向门口走去。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这件事后来又被卡夫卡铺衍成一篇短文《中国人来访》。文中他除了把中国访客（一名既瘦且小的学者）的外貌略略描述了一番，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彼此都谈了些什么。

巧的是，跟卡夫卡有过交情的威尔弗先生在他的日记里也曾就此记了一笔。那天上午，汉学家威尔弗从教堂回来，便在客厅里接待了这位游学欧洲不到一年，却喜欢到处拜访地方名流的中国学者。这番会面，是经人介绍的，彼此间的会话用的自然是中国话。我叫杨补之，那位中国学者介绍自己时，顺便递上了一份个人简历（前面还缀有若干头衔）。寒暄间，威尔弗的小儿子溜了进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中国人，然后俯下身来，摸了摸他的白底黑面布鞋说，不是小脚。杨补之似乎猜得到这话的意思，就说，我们中国的男子是不裹脚的。威尔弗微微一笑，就把小儿子与猫一并赶到外面的小花园，把杨补之带到二楼的书房，跟他聊了开来。让威尔弗微微吃惊的是，这位中国学者居然也喝咖啡，也懂一点英文。威尔弗听说杨补之在天津做过幕僚，就告诉他，自己在那座城市做过三年的寓公，也是在那里学会了汉语、古琴、围棋、水墨画，回到欧洲后，主要从事翻译，兼及语言修辞学的研究。二人聊到中午时分，威尔弗留饭，之后，又带着杨补之去拜访一位小说家。小说家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兹·卡夫卡先生。我们现在通过威尔弗日记大致可以知道：威尔弗与卡夫卡同为犹太人，恰好也住在布拉格城堡附近的一条小巷；他很早就认识这位以寒鸦作为店徽的布拉格商人的儿子，并且跟他聊过中国的老子、长城和丝绸。那天，卡夫卡与中国访客交谈时，威尔弗先生就在一边充当翻译。

一百多年后，当我与威尔弗的后人见面时，他就把高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指给我看，然后就赠给我一本德文版的中国诗集。一位结伴同行的翻译家朋友随口把书名译为《俊友集》，我觉得不失雅切。曾问威尔弗的后人，原书是否还在？他说，原书是手抄本，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父亲访华期间作为礼物送给北京一位学者，后来那位学者不能幸免地卷入一场政治风波，家里的藏书都被人一车一车拉出去烧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父亲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拜会那位年事已高的学者时，顺便问起了当年馈赠的《俊友集》。学者说，那本书的命运跟别的书一样，都接受了火刑。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杨补之的中国学者把一部手抄本《俊友集》送给了威尔弗先生。威尔弗先生一直想着手翻译此书，其间二人曾多次通信。威尔弗是用钢笔写信，而杨补之依旧是用毛笔（威尔弗曾赠他一支钢笔，但杨补之称自己不会使用钢笔）。若干年后，威尔弗跟学生合作，把书中的全部诗作和那些发生在东半球的故事译成德文，俾得流传。至于原文如何，我们至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书中写到了九位晚明以来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后面还附录了每个人的诗作。杨补之在跋文中说，给人写小传，循例是要写明字号、籍贯、履历（包括功名、官职）、著述之类，但在这部书中，大部分诗人都是平民出身，没有功名，也没有一官半职。杨补之又说，他读过历朝诗集、诗选数千部，很多诗人都是当过官的，好像没当过官就不算是诗人了。事实上，有些人的诗之所以传世，仅仅是有赖于这种特殊身份，与诗本身无关。与之相反的一种现象是：有些平民诗人，虽然有着可与唐人比肩的诗才，但在世的时候只是被少数人所赏识，死后身魂两丧，更是无人纪念了。杨补之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的诗作公之于世，垂之久远。这些人虽然与他不是同代人，但他说自己每每读他们的作品，就感觉与老友晤谈。书名叫《俊友集》，就有这个意思。

两位翻译《俊友集》的德国人在后记中说，如果记忆是像古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向上觉醒”，那么遗忘就意味着“向下堕落”。中国民间那些最优秀的诗人遭人遗忘之后，杨补之先生所做的事就是像从海底打捞沉船那样，搜寻整理他们的作品。

若干年后，我的翻译家朋友把德文版《俊友集》翻译成中文。翻译家朋友发现：这部书其实是由杨补之、威尔弗及其学生共同完成的。杨补之完成了编注诗歌、撰写小传的部分，威尔弗作为一名汉学家完成了点评的部分，而威尔弗的学生则在翻译的过程中又添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样一句诗“一只手和另一只手交换信物时，一颗星的移动似乎已有所暗示”很有可能是从“物换星移”这个中国成语中衍生出来的），但那些臆改、误读的成分反倒使这部书充满了奇趣。翻译家朋友明知书中存有谬误，仍然照译不误。因此，这是一部由理解与误解构成的书。书中录有诗七百七十七首，因为无法找到原诗比对，因此他也只能用白话文翻译出来。此处我就把这些平民诗人的行传照录如下（诗略）。

沈渔，字伯溪。家住嘉兴府石臼漾边上。三间瓦房一例白墙，有花有树环绕。除了桂花，还有两株三百年的老梅，枝干如铁，腊月著花。沈渔的书房便在梅边，因此就叫“梅边小筑”。沈渔没打过鱼，延续的是祖上那种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种田养猪之余，能吟点诗。他的诗极少用典，多用口语，偶尔也夹杂一些方言，显得活泼生辣。他最重要的一本诗集是《石臼漾集》，写事状物，口吻清淡，近于白描，但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经他一写，就带上烟火气。在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刻，他的诗曾接近过南方几位屈指可数的前辈诗人。

沈渔饮食有度，注重养生，年过半百，看上去仍然像个三十多岁的俊朗男子。他的脸虽说很光润，但他生平最郁闷的一件事就是脸上不长胡子。因此，有位画师在他五十大寿那天给他画肖像时，特意给他添上了几笔胡须。因为高度近视，他平素几乎不出州府，至多就是绕着石臼漾走上几圈。这是他向往的一种生活：蓬蓬花树，孤鸿往来，人影在地，酒杯在手，老伴最好是别跟在后面唠叨。沈渔平常总是低着头、散着双手走路，只有别人跟他打招呼时，他才会猛地抬起头来，先是“啊”一声，继而立定，拱手相唤，无论男女贫富，他都一律磬折身子，极尽礼数。这种“相唤”的古风，之前在石臼漾一带是不曾有过的，人们觉得别致，也就学会了。每回有人在路上遇见沈渔，也都会毕恭毕敬地相唤：啊，我家先生出来散步了。

他的诗文，有大半是写石臼漾这块地方。在他眼中，天地也就石臼漾这般大。他关注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天空。他常常望着壮丽而寂寞的星空，想象无尽的宇宙。沈渔终生未离故土，也未曾登上星空半步，但他却编纂了两部与遨游有关的集子：一本是《卧游集》，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山水诗；一本是《汗漫集》，收录了大量研究天文的诗文。沈渔说，天比地大，我认识了头顶这片天，也就认识了天底下的万物，又何必出远门？曾有人请沈渔出来，做一位知州的幕宾，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时被人称为“文坛祭酒”的王世贞曾委托永嘉诗人何白给沈渔带口信，邀请他去南京鸡鸣山参加一次暮春雅集，他没去。

某年冬天，华亭陈眉公写信邀请他到小昆山看梅花与鹤，他没去。

山阴张汝霖（张岱的祖父）邀请他去龙山、快园一游，他还是没去。

沈渔去得最多、最远的地方是桐乡（当然是要有人陪同）。每年三月三日，他总要坐船去那儿，参加一年一度的诗会，在曹老爷家吃一顿饭，跟他的幺妹（一个会写诗的小寡妇）聊一会儿天。那个时节，曹家庭院里的海棠生花结露，非常娇艳。沈渔来了，是一定要为海棠写一首诗的。

沈渔很少同官员来往，他的父亲早年因为卷入某起政治事件而瘐死，这就导致他后来远离官场、不谈国事的性格。曾经有几位落第秀才在他面前议论宫廷秘史，他没听上两句就拿着蒲扇走进自家后院那座鸟声和蝉声相杂的园子，解衣纳凉去了。

湖州某盐课司大使经过石臼漾，听说沈渔的诗名之后，特意登门拜访。大使坐在沈渔家的庭院里，读着沈渔的诗，读完三四首，忽然站起来，拢着袖子退到一席之外的地方，向沈渔施了一礼。在沈渔有限的读者中还有一位嘉兴府的知州。真好，真好。知州读完一卷，连连称好，然后就对身边的同事说：每每读完一篇，心底里就会兜起一股悠然气韵，像秋千在院子里轻轻摆荡。有人把这句评语带给沈渔，他也只是淡淡一笑。沈渔与知州，终生没有见过一面。

沈渔晚年的活动半径更小了，索性闭门不出。有人来访，他聊不到几句，就一言不发了；书读几页，就放下了。他刻了一方印：敬亭山下客。意思是说，他希望有一座山就像敬亭山那样，可以让他相看两不厌。但沈太太说，他有一天即便住到敬亭山下，也会厌烦的。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沈太太。沈太太出自嘉兴名门，个子很小，脾气倒很大，动辄摔碗、怒吼。沈的朋友说，每回沈太太大声呵斥时，虫子就会惊惶逃窜，老鼠三天不出洞。沈渔以惧内出名。他说，家有悍妻也并非什么坏事，这些年来，虽有内患，却无外忧。沈渔这一辈子从未被外人欺侮过倒是事实。

沈渔六十岁后戒酒，开始吃素、念经，自称“小乘客”。七十岁那年的某个春日清早，他对着一株刚刚绽放的海棠（曹老爷的幺妹去世后，曹家后人持赠一株，移至沈家后院的天井），梳理自己的一头白发时，梳齿忽然折断，他就把梳子愤然甩掉了。之后他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有人说，那天黄昏曾看见他绕着石臼漾走了一圈，后来就不见了；也有人说，他在杭州府仁和县鼓楼一隅的测字摊边见过沈渔的身影。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6期

选自《山花》201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