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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知否?在唐史学术圈混出名堂有多难

 alayavijnana 2019-08-04

顺时针研习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

微信公众号:历史研习社

原创-NO.1206

作者:路茫茫

 审核:喵大大     编排:风晓暮

最近《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在唐史研究的圈子里刮起来一阵旋风。
 
作为一名不算资深的唐史研究青年,追了几集剧,不觉有点郁闷。
 
不是因为这剧不好,而恰恰是因为这剧好的超出了我的意料,才更觉得抑郁。

马伯庸非唐史科班出身,就能对唐代的典章制度、服饰文化、社会心态把握的如此精细,更能够通过抽丝剥茧的叙述,将一段历史故事讲的海内震动,实现了多少唐史学者未能实现的夙愿。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说真的,要在唐史这个领域混出点名堂太难了。
 

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受制于学科方向划分和学会的组织模式,学术共同体多以断代为单位划分,研究每个断代的学者也就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圈子。

而由于史料情况、研究历程、方法背景迥异,不同断代学术圈的情况其实天差地别,对于刚刚迈入学术圈的年轻学人来说, 从事不同断代的研究,其难度也随之大为不同。
 
而如若“不幸”选择了唐史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对于新人来说,堪称直接选择了噩梦难度。原因就在于,唐史研究从初生到现在,一直都盛产猛人、大神,他们把能研究的都研究完了,留给新人的空间太小了。

 
01 大师云集,研究起点太高
 
历史研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追寻更高。然而如果前人站的太高,不要说想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可能爬都爬不上去。很“不幸”的是,研究唐史的前辈大师云集,使得现代历史学出现以来,唐史研究的起点就很高。

在国内,位列“四大史学家”之一的泰山北斗陈寅恪,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就是以隋唐史为中轴,提出的“关陇集团说”,作为坚实的研究框架,更是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唐史学界。
 
前辈大师中,从事唐史研究者更是可以排出长长一串名单。在中山大学与陈寅恪齐名的岑仲勉,毕生致力于唐史和唐时期民族史研究,特别是对于文献考订贡献卓著,有《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不朽之作传世。
 
以“南王北唐”并称的王仲荦、唐长孺二人,虽然同时驰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段,但对于唐史本身都有着宏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唐长孺晚年提出的“南朝化”一说,更是成为解释唐代后期变革的有力解释模式。
 
其他如向达、程千帆、傅璇琮、韩国磐、胡如雷、史念海、黄永年、张广达等一系列前辈大家的辛勤耕耘,使得唐史一开始就以高原之姿屹立于中国史学界诸断代研究中。
 

另一方面,日本史学界中的唐史学人同样群星璀璨、光彩夺目。
 
日本汉学大师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更与“关陇集团说”并驾齐驱为对唐史研究最大的理论假说之一,更由此开启了日本史学界持续几十年的论争。
 
无论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都涌现出一大批唐史名家,如谷川道雄、砺波护、仁井田陞、日野开三郎、池田温、堀敏一等等,使得隋唐史成为日本汉学界中最惹人注目的时段,更大大拔高了唐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前辈学者对唐史研究的高起点、广耕耘,使得唐史研究的很多基础性问题,在一开始就已经拥有经典而不可撼动的解释,直接占据了后辈学子填补空白的空间。
 
而这,只还是一个开始。
 
02 青年才俊扎堆
 
在前辈学者建立扎实基础之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即现代历史学界的中坚一代中,唐史学者同样不乏名震史坛的大家。
 
如北大的荣新江、王小甫、陆扬,清华的张国刚,人大的刘后滨、孟宪实,社科院的孟彦宏,北师的宁欣,民大的李鸿宾,首师的郝春文、金滢坤,南开的王利华,复旦的韩昇,浙大的冯培红,武大的冻国栋、刘安志,陕师大的于赓哲、兰大的郑炳林等等。

对于历史学的年轻学生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很多专著,皆可位列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不朽之作,成为年轻学人研习的经典文本。
 


这一代学者的工作,是真正站在了前辈学人的高度上,寻找尚未被填补的研究空白,并做出高质量的填补;

同时,在前人的研究上与时俱进,对大量唐史问题做出更深层次的研究和解释,使得唐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成为一片蔚为壮观的高原。


而在目前风头正劲,最为媒体所关注,日益成为学界中流砥柱的三十四岁一代青年学人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最为光彩夺目,譬如仇鹿鸣、李碧妍等皆以治唐史为业。
 
此外能力出众而活跃于学术圈的唐史青年才俊还有如清华的孙正军、武大的吕博、南开的夏炎、北师的徐畅等等。
 
更为可贵的是,这些青年学者拥有着高度的学术共同体意识,不仅时而能见到《问彼嵩洛》这样集体行动的有趣读物,他们还依靠《中国中古史集刊》等刊物与各种频繁举行的高质量的工作坊和会议,保持着高水平的学术对话。这使得唐史的研究生态在中国断代史研究中更显出众。
 

唐史研究,老中青三代皆能保持强劲的势头和不中衰的连续性,这在断代史研究中是颇为难得的。

 
03 留下的空间不多了
 
唐史史料比起后世可称稀少,一位研治唐史的学人,如果足够勤勉,完全可以读完绝大多数唐代的传世文献,文献量级小的特点使得唐史不存在那么多“研究空白”来等待后人耕耘。
 
而由于唐史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研究态势,现在在唐史领域内,基本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研究空白”,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已经有着相关研究,这就使得刚刚踏入唐史的年轻学子,一开始就要面对在高峰上继续向纵深推进的挑战。


前文已经勾勒过唐史研究的深邃,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所需推进的,不是一般的研究,而是直接与一大批优秀的先贤直接对话。

其中很多大家的史法难以捉摸,没有相近的功力和语言能力,跟是连这些研究的影子都摸不到,遑论更进一步?
 
这同时也使得对唐史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要求很高,同时,每一位致力研究唐史的历史学子,都被要求要掌握不错的日语语言能力,才能有效掌握各类已有成果。学术以外需要付出的相关精力,并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的。
 
与同辈同侪、以及稍长一辈的老师的角逐,同样残酷而困难。
 
中国年轻历史学人中的青年才俊在中古时段井喷,你所直接竞争的可能就是此刻讲台前那些意气风发、年纪轻轻已经拿到顶尖教职的老师们。

本来前辈学者已经没留下多少自由施展的空间,而这些深化研究却又都是这些天才般的青年学者们做出的。

想要在整个学术圈出人头地,就必须做出能与他们并驾齐驱乃至更出色的研究,这样的“同辈压力”无形中又增加了一大层乌云,可见这条路实在是难走。
对于那些跌跌撞撞闯入唐史圈的年轻学子来说,前路注定是艰辛而充满挑战的。然而尽管如此,唐史仍然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新鲜血液。

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是珠穆朗玛峰,而每一个登山者心里,都藏着一个站在珠穆朗玛峰的梦想。

参考文献:
1.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4.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6.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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