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造银元探究

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省份。到清代时，山西对全国金融影响力最大的是它的票号，各地的汇兑乃至于官方的解饷都仰其办理。而各地银两平法及习用成色不同所造成的差别，是汇兑的主要收益来源。1909年山西省造宣统元宝一钱四分四厘银币

在晋商影响下，山西省惯用银锭，没有设局的必要，因此山西的宣统元宝“二角”小洋的由来，值得探究

山西省唯一的龙银——宣统元宝

在存世的龙银中，有一种币面标示“山西省造宣统元宝”的一钱四分四厘小洋，是唯一标明由山西省制造的银元。由于山西并未设有近代机器造币厂，即便后来阎锡山扩充太原兵工厂，顺搭生产铜元，也是民国时期的事了。此币工艺粗糙且背面英文为“MANCHUIAN”(东三省)，因此一般都认为系民间所造。

当对此币稍加观察，即可发现其与东三省“二角”小洋极为相似，连背面英文也有“FIRST YEAR OF HSUAN TUNG.MANCHUIAN PROVINCE”及“MANCHUIAN PROVINCE.I MACE AND 4.4 CANDAREENS”的不同版本，明显仿自东三省小洋，但未见可信的考证。早期的钱谱尚语带保留，如蒋仲川著民国二十八年6月上海出版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上记载“此币不知由何处铸造，尚待考査也”，施嘉干编印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则是“出处待证”。其他一些钱刊书籍也不予收录或将其列入私造，总而言之，连“待考”两个字都免了。

1917年(民国六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年刊》中，载有罗斯《中华民国钱币》一文，这篇专论民国时期钱币的文章，却收录了这枚宣统年号的小银币，而且说明了纳入的原委。

罗斯是这样记载的：“我被告知，在革命后不久，山西都督即核准在太原府生产这些小银币。革命后山西宣布独立，领头者自任都督，上台后却发现省府公库一无所有，在竭力收集银铜后于太原府兵工厂生产了上述银币。使用宣统年号的原因是让民众误以为是已经流通多年的银币，因而不会对其产生怀疑。在中国，新钱币发行时都会被怀疑……有一位省府官员向我保证，这枚被质疑的钱币是山西总督在宣统二年时委托天津所制，但我认为这是对天津造币厂的诽谤!”《克劳斯世界硬币目录》即根据此文，将此币收录在山西省部分，即认同此币系军阀在1913年左右制作的。

罗斯文中的太原府兵工厂即山西机器局，开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山西最早的近代机器工厂和近代兵工厂。光绪二十年甲午败战后中国丧失了制海权，沿海兵工厂极易受外敌攻击，清政府决定把军火工业的重心移向内陆，山西机器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筹办的。开办时占地38亩，初期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大刀、戈矛，后来逐渐制造步枪。民国三年7月改称山西陆军修械所，民国七年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为厚植实力，扩建厂房增设铜元局后方开始制造铜币。

山西票号在清末的势力极大，以各地习用银两平发及成色的不同来获利。光绪末年最为发达，尤其是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仓皇中缺乏现银，路过票号所在地的太谷、祈县、平遥三处时，与票号有往来的虽无汇票仍可提款，解决了许多皇亲贵族的急难。事平后大受信任，国库汇解的大宗款项均归票号代理，几乎包办全国的汇兑业务。

机制银元因其成色、重量较为一致，日渐普及，加上交通日益便利及外商银行、大清银行陆续的设立后，小笔的汇兑或大宗的官款都逐渐减少，不再是独占事业。银行纸钞的通行也减少汇票的需求，且银行存款利息高于票号，导致营收降低。然而票号却墨守成规，未随时代的变化改进，如官方筹组户部银行时邀票号入股被回绝。辛亥革命时各地动荡，票号业应对无方，存款的急于提现加上放出去的却收不回，吃下大批倒账后纷纷歇业，不数年即全军覆没。因票号股东负无限责任，在债权人到总号登门索偿时部分股东只得变卖家产,有些人晚景十分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