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进《三顾茅庐图》，绢本墨笔，172.2×107cm，明 戴进是明朝早期的著名画家，天赋异禀的他同时也是我国浙派绘画的创始人。但就是这样一位颇负盛名的才子在生活中却屡屡受挫——遭奸佞之人谗言、明中后期又被指责“气格卑下”，难道这就是大家口中的天妒英才吗？ 被金饰“耽误”的画家 戴进虽从小就有着极高的绘画天赋，但事实上他并非从人生伊始便踏上了绘画的道路，古籍中关于他生平的记载也不完全相同。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以下这两个故事看起。 戴进《岩壑孤舟图》，纸本水墨，101×39cm，明 据记载，戴进在年少时是一个锻造金银配件的首饰工匠，无论是人物、花鸟还是钗钏，出自他手的物件全都精美绝伦、巧夺天工。他认为无论是谁拿着自己做的工艺器物，一定都会好好珍藏。 戴进《踏雪寻梅图》，绢本设色，150×90cm，明 可谁知有一天，戴进在市场上看到一位熔金者，所熔之物竟全是他精心制作的首饰配件。这时戴进非常惊讶，大受刺激的他回家便和朋友倾诉道：“我在锻造金器方面付诸了如此多的汗水，呕心沥血于此并非只想糊口度日，而是想将其视作能使我名垂千古的艺术品，可如今竟然有人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样看来此技不做也罢。可是若不继续锻造饰品，我该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戴进《观日图（登高远眺图）》，绢本水墨，121×33cm，明 听到戴进如此言谈，朋友安慰：“你将心血全部付诸于金器之上是非常不值得的，因为它们只能被当做玩物受到小孩与妇人的喜爱，而这些人岂能懂得你的用心良苦。你若能将这番才能巧智用于绢素之上，今后必定留名青史。”戴进听后仿佛如梦初醒，于是就此改学绘画。 戴进《春山积翠图》，纸本墨笔，141×53.4cm，明 而另一个故事则提及戴进的父亲戴景祥是一名职业画师，他之所以有如此才华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惠于家中环境熏陶所致。但无论从哪个故事出发，都可以看出戴进是一位出身凡尘的“草根画家”，而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其坎坷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戴进《雪景山水图》，绢本设色，144.2×78.1cm，明 然而戴进是否有绘画天赋不能仅听信其朋友的一面之词，还得有真凭实据加以证明才行。而这一则故事便能很好地加以印证：据说在永乐初年，戴进跟随父亲到京师（今南京），由于携带的行李众多，一到金陵便寻了一位挑夫帮助其背负重担。 戴进《蜀葵蛱蝶图》，纸本设色，115×39.6cm，明 戴进除了拿着几支画笔和几张纸之外，其它物件全部交给了那位挑夫。可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发生。当时金陵城内人头攒动、车马拥挤，戴进稍不留神便与挑夫走散了，接连找了许久也并未发现线索。 戴进《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图》，绢本设色，33.8×220cm，明 戴进《灵谷春云图》（部分），绢本设色，31.6×124.2cm，明 而戴进这时想到自己虽然不知道挑夫的姓名，但却大致记得其模样，于是便凭借记忆将他的样貌画了出来。随后，戴进拿着这份“寻人启事”到挑夫集中之地打听询问，谁成想挑夫们看后便立即认出了画中之人，并带领他前往其家中要回了行李。
戴进《溪边隐士图》，绢本水墨，137.9×75.1cm，明 这件事发生时戴进至多只有十七八岁，但他却已然对人物外形、神态有了极强的感知力。若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印证了其从小跟随父亲学画，此时已然累积了深厚的造型能力。
戴进《南屏雅集图》，绢本设色，33×161cm，明
戴进《长松五鹿图》，绢本设色，142.5×72.4cm，明 是金子总会发光，戴进这匹“千里马”后来自然也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宫中一位姓福的太监。经由这位“星探”发掘，戴进由名扬钱塘的地方画家摇身一变成为了“入驻”宫廷的御用画师。不过正如一句老话所说——伴君如伴虎，戴进的宫廷生活事实上并没有表面那么光鲜，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戴进《溪堂诗意图》，绢本设色，194×104cm，明 当时，宫廷画院中最为受宠的画师是谢环、李在、石锐等人，但若论及绘画水平，戴进都在他们之上。所以这些人便心生妒恨，想找个合适的时机拔除这颗“眼中钉”。 相传有一次明宣宗召集每位画家各献上一件画作，戴进便呈上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秋江独钓图》。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用红色对绘画技法的要求极高，唯有戴进一人独得古法，而这幅画主要描绘的就是一位穿着红袍的人在岸边垂钓的场景。
戴进《风雨归舟图》，绢本设色，143×81.8cm，明 但也恰好是这一袭红衣让谢环看到了机会，他谗谏到：“这画虽好，但含义却非常鄙野。当朝大臣皆身着红袍，而画中渔翁也是，这难道是在讥讽朝臣不务正业吗？”听到这席话，本来暗自赞许的明宣宗竟勃然大怒，即刻勒令戴进离开画院。
戴进《溪桥策蹇图》，绢本设色，137.5×63.1cm，明
戴进《云林仙馆图》，纸本设色，185×95cm，明 除了这则旧闻，甚至还有人讹传戴进呈上的“四景山水图”其中一幅有“祸乱世事”之嫌，如此罪责险些令其掉了脑袋，只得削发假扮僧人连夜出逃。可谁知此后，谢环还“念念不忘”地持续搜寻戴进的下落，致使他只好隐姓埋名，后辗转旅居至云南，依靠售卖门神贴画为生。
戴进《春游晚归图》，绢本设色，167.9×83.1cm，明 虽然关于戴进在宫中时常被谗的故事众多，各家史料文集也有着各异的记载，但恰恰正是这种嫉妒排挤，才更从侧面显示出戴进拔群的绘画能力。 因为其生平经历坎坷，所以戴进的画风是随着居住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着的。譬如其早期主要在杭州、南京一带生活，致使他的水墨作品几乎都带有南宋宫廷苍劲的遗风，善用水墨浓淡表现山水的空间感。
戴进（原误题许道宁）《风雪归家图》，绢本设色，145.6×80.3cm，明 而人物方面则承袭了李唐、马远绘画的雄健挺拔之感，行笔变通却顿挫有力，并工笔、写意兼长。除此之外其人物画的题材也非常广泛，既包括神佛，也涵盖隐士樵夫，无论何种主题都能做到特点鲜明、别具格调。
旧传戴进《抚松观瀑》，绢本水墨，155.3×81.2cm，明 此后，随着进入宫廷受到皇家品位的影响，戴进开始了反映帝国大好河山的主题画创作，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它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道德意味。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戴进便离开了皇宫。此后的风格则因与文人墨客交往甚密，而呈现出博采众长之感。
戴进《渭滨垂钓图》，绢本设色，139.6×75.4cm，明 作为明朝最有才华、成就最高的画家之一，戴进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十项全能型选手”。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走兽，无一不能且无一不精。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戴进也是一位“偏科”画家，画面美但多数没有诗词题跋，而这一点其实是非常致命的，以至于此后许多人只将其定义为出色的职业画家。
被后世“谪贬”的画家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剧变的重要时期，绘画方面亦然。其风格大致承袭了唐、宋、元三代的绘画体系，经发展后自成一家，且总体偏重于人文画派。
戴进《墨松图》，纸本设色，29.4×148.2cm，明
戴进《海水旭日卷》（局部），绢本设色，24×156cm，明 由于此前元代的政治环境对画家来讲相对宽松，他们多能较自由地直抒胸臆。又加之此前“元四家”——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以至于明朝初期的山水画还留存有较强的元代遗风。
戴进《锺馗出山图》，绢本设色，190×120.4cm，明 直至明朝迁都北京后，明成祖试图仿效宋代宫廷的书画体制建立画院，但几经尝试却未能实施。只有在后来将文华、武英、仁智三殿视为与宋代翰林书画院同等性质的机构，以供侍奉内廷的书画家活动创作。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明中叶后吴门画派“长势喜人”，大家的喜好也逐渐向其倾斜。而在此时的文人画评画者中则非常恶劣地出现了按照画家身份、地位评判其作品价值的舆论倾向，致使浙派绘画日益遭到冷眼，地位每况愈下。
戴进《洞天问道图》，绢本设色，210.5×83cm，明 而被奉为“浙派创始人”的戴进这时便因其出身低微、文化水平较低而被指责“气格卑下”，就连其作品也无法逃脱被“申斥”的命运。 不过话说回来，此种对浙派绘画的攻击大多出于低浅的门派之见，仅从文人画注重文学书法的角度评判浙派画家之作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
总体来说，浙派绘画能在艺术风格上更加贴近生活，也正是因为其中许多画家来自市井，这种与人民的羁绊正是文人们所无法了解和体察的。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画家值得冠有一个更加恰当、公允的评价。
戴进《聘贤图》，绢本设色，132.5×71.5cm，明 纵观戴进的一生，即使其才华无限，但却好似一匹迷途的千里马，在望不到终点的旅途中历尽艰险，仿佛应了那句“天妒英才”的老话。不过好在时间是万能的良药，得以濯洗后人蒙尘的双眼，让大家看清了戴进真正的样貌——明朝绘画的一代宗师。 [编辑、文/赵子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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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进《关山行旅图》，纸本设色，61.8×29.7cm，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