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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判别人性，但能给人性下定义的人很少。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用举例代替下定义，比如我们会说包容的行为是人性的，等等。 但这种对人性的界定只要深究下去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比如，如果包容是人性的，那纵容又该如何理解呢？包容与纵容之间不存在明晰的界限。 那就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有位西方哲学家（我记得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一个彻底孤独的人他不是天神就是动物”。 这句话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它准确的指出了人类的两种基本特性——神性与兽性。 人首先是动物，我们自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其次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天生具有领悟追求纯粹精神的本能，也就是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的极致就是神。 这两种本性几乎在每一个正常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它们一点不模糊、非常好界定。 但人类不能长久的依赖这两种本性中的任何一种生活。 人不可能像动物一样生活，这是由神性决定的，动物不追问和思考而人类会。 人也不可能像神一样生活，这是由动物性决定的，我们深邃的思想总是会受制于我们的动物本能，所谓感情用事。 现实中，一个人只要彻底追求两者之一，结果就注定会落到另一方——一个欲望从不受阻碍的人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如神一般无所不能；而献身于神性的人总是最终被动物性俘获击垮。 历史上看，东方独裁者的自我神化属于前者，而西方文明总是以追求某种绝对理念开始，最终沦为残忍的杀戮——他们追求科学但他们也更像动物。 今天的现实也可做充分佐证，中国的暴发户都有自我神化倾向，因为这几十年来很多人的获得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期；而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冷漠残忍，这是长期浸润在科学理性教育中的结果——科学就是源于对神性的追求。 人性的产生就是为了中和这两种对立的人类本能。 佛洛依德的三我理论基本就是这么个意思——自我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在神性与兽性之间能够平衡的那种能力就是人性。 人性不深究是非、不追求绝对，那是神性的范畴；人性制约动物本能，使人活的尽量区别于动物。 人性现实、灵活、温暖、易于理解，它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被我们称之为“人情味”。 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人情味，所以它长久不衰、可以轻易的被陌生的文化和族群所理解和接受。 我对如上对人性的理解始终坚信不疑，直到最近开始对天津文化的思索有了某些心得。 对天津文化的研读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 无论你对天津文化持何种态度，但天津文化有人情味是一种广泛的共识。 实际上，成熟的市井文化都是人情味满满的，所谓接地气。 但天津式的人情味给人的感觉却不都是正面的，受教育程度高点的天津人普遍厌恶自己的文化就是一个例证。大家如果都能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得到滋养，怎么会不爱自己的文化呢？ 很多人将之归结为地区经济长期不振而导致的自卑，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一来，天津经济长期以来都还不错，只不过发展略慢，而同等水平地区的其它族群都很认可自己的地区文化，比如成都、重庆、苏杭，乃至经济不如天津的西安。 天津的人情味首先表现为一种平均主义，其次在平均主义的前提下还有大量的斤斤计较——只是平均主义可理解为一种纯朴，只斤斤计较可以导致一种精致的文化，比如日本和上海。 当这两种品质集于一身时这种文化给人的感觉是窒息——谁也不能过好了，但我除外。 解决这种人际关系模式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家都不投入，因为谁投入注定被别人占了便宜——不投入是天津各个阶层最终达成的共识。 我相信在天津生活过的人大多可以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另一面，天津人的中庸之道也不是假的，不为天下先，差不多就得了——这些久酿的人生智慧的确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天津人，并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人以为天津很失败，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个城市的经营非常成功。 关键在于，我们对成功的标准如何界定。 有一种成功的标准是不计投入只看产出，事情做大做精就算成功；而另一种成功的标准是核算投入产出比，天津文化追求的是这一种成功。 当投入产出比求最大值时，一种价值观就应运而生了——零投入的价值观——我可以得到很少，但我投入的更少直至没有，所以我仍旧是成功的。 今天人们对天津发展水平诟病的理由就是国家巨量的投入没有获得相应的产出，几百个亿的城市基础建设投资、曾经大量的一流国企、能倾斜的政策中央基本都给了（比如高考分数全国最低）。但从天津人的角度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失败，说白了，能混到今天这副模样我们没吃亏——这就是天津人“潇洒”“知足”风度的由来。 吉利汽车当初是夏利汽车的学生，夏利汽车这样高起点的企业能被天津人干黄了，难道是没赶上好时候？难道是北京夺走了？难道是政府不想干好？ 能不干就不干，能不投入就不投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自诩知足常乐——这就是天津人的总体风貌。 天津人这种零投入的价值观逼迫我们重新审视关于人性的定义。 如果人性是对神性与兽性的不偏执，那么天津文化做到了，事实上在天津人身上你很难看到神性和兽性——前者的精致和后者的淳朴在天津人身上几乎绝迹。 一般意义上，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人性是对神性与兽性的平衡，但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处理方式——将两者抽空从而实现了不偏执。 随后的问题是，这两种基本的人性要素被抽空了，人性又如何得以运作呢？这有点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答案是：表演。 工具本来是用来处理材料的，但当没有材料时可以用工具继续比划。 天津人的演艺水平无疑是居全国前列的。 但要说明的是，天津人的表演不是欺骗，欺骗是有意识的，天津的形式主义文化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沉淀。正因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主义，所以集体主义团结一致的正面品质难以得到发扬，而个人主义的负面品质却层出不穷——这就是天津人让别人随大流，自己打小算盘的缘由。 天津人的表演和北京上海人的装×也不同。 装×比较狭义，就是装美好；天津人的表演不止于装美好，还有装傻、装穷、装粗鲁——北京人称这种装叫“装孙子”。但北京人装孙子一般有意识居多，为了某个目的；天津人下意识居多，认为这种收敛乃至自贱更加安全。 我个人觉得天津文化的形成是某种形式主义在先，而非原著居民自然演绎出了一种文化模式，中国的都市文明基本都是如此。 当一种模式确立了权威的地位，随后对个体而言基本没什么选择，你只能随大流。 因为对一个共有模式的解读和演绎是依据大多数人的水平，大众无法变成精英，但是可以把精英变成大众——所有集体主义文化的劣币淘汰良币基本都是这个原因。 当大众掌握了一个文化模式的主导权，个体向这个模式所投入的精力必然受到限制——因为你投入越多个性化的东西越多，这是群体禁忌。 久而久之，零投入的价值观就被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了下来。 读到这里，诸位可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就是整个中国的阴影。 在这种天津式的人情味文化中，个体意识越强的人越痛苦，相反它是自我意识薄弱个体的天堂——所以对天津文化的正反评价往往依据评论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推而广之，精力充沛的人遭遇到这种文化挑战会非常之大；但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这种文化真该是首选。 这是给举棋不定该不该选择天津的外地人的一个建议。 之前的文章里我说过，天津文化是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一个选项）。 让我们依据天津人对人性的演绎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国家层面的反对形式主义已经提到了战略的高度，说明形式大于内容的作风已经很普遍很严重了。以往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城市和中老年人群，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城镇乡村和青年人之中——做任何事情都不投入，全社会进入低欲望状态，文化作品形式大于内容缺乏思想性，人与人的交流除了逗乐就是攻讦少有严肃内容（这很像天津人说话风格——除了逗乐就是骂街）。 人与人之间的善仍旧存在，但停留在细节，一点小善可以通过网络广为宣扬，人人在这种低水平的善中完成自恋找到自我认同（这也很像天津人，吝于奉献的同时乐于展现善的姿态）。 所有这些形式主义的泛滥无不提示我们一个问题——真正的人性是什么？ 真正的人性该是在充分拥抱我们身上动物性与神性的同时一种不懈的平衡努力，它是一种自我战斗，唯有这种战斗才能保证我们的人性不会堕落——纠结说明你还像一个人。《浮士德》最终一章里天使们合唱“灵界最尊贵的灵魂升上来了，无限飞升；这是上帝因他永不停止战斗而赐他的奖赏”——浮士德是现代人性的缩影，他一生都在神性与欲望之间挣扎，他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但他从没有放弃自我战斗。 做一个高级的人并不难，只需要永远的实在永不逃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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