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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 明洪武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间的某一天，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明朝皇太孙朱允炆问自己的老师黄子澄：“诸王尊属拥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答道：“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这段文字颇长，惜字如金的《明史》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当然是认为它非常的重要。这段文字也的确耐人寻味。饱读诗书的朱允炆不可能不知道，汉初景帝一朝的七国之乱，平灭得虽然迅速，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要一直等到武帝一朝，借由主父偃《推恩令》的实行，才最终在许多年里渐渐化为无形。朱允炆不大可能没有想起主父偃，却好像并没有对自己的老师追问下去。
黄子澄的回答就更让人多少有些意外。七国之乱前力主削藩的是晁错，晁错的下场之惨，是贩夫走卒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他黄子澄难道不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晁错么？似乎只能有一种解释，他相信自己面前的这位皇太孙，绝不是汉景帝，不会拿自己做了舍车保帅的牺牲品。以后的历史表明，他对皇朝未来继承人的信心，终于没有落空，但他的建议与构想，却是完全彻底地落空了。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劳累了一辈子的朱元璋再也撑不下去了，只能叹口气，把挑了多年的皇朝重担交给时年二十一岁的朱允炆。临死，他发下一道多少有些奇怪的旨意，要在外面的所有的儿子，都在封地好好待着，谁也不许进京。所谓“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
遗旨大于天，正在星夜兼程赶往京城的各位王爷，只好各自打道回府，其中当然包括正带着兵马向着京城急驰的燕王朱棣。各位王爷的不满自不必说而且不加掩饰，一时间议论纷纷，竟有些朝野为之震荡的感觉。朱允炆问自己的老师：“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谋——这里的“泰”，是指齐泰。此后数月间，削周、齐、湘、代、岷五王。这五人中，周王的“谋反”是被十岁的儿子“告发”，相当荒唐，这个宝贝儿子后来在宣宗一朝还曾试图陷害自己的兄弟，被贬为庶人了事，当然这是后话。削藩拿周王开头，是因为他是燕王的一奶同胞的兄弟，齐王、代王、岷王据说都性格横蛮乃至有些残暴，后来在成祖治下也一个不漏地闯祸惹事，但这时被建文帝拿下，却与他们的性格无甚关系，而是受了周王牵连。同样受到牵连的湘王口碑最好，结局也最惨，《明史》不无同情地记录了下他以死抗争的自焚。对于此时的建文帝来说，这些叔叔们人品好坏冤屈与否都已不重要。他的下一个目标，已经指向实力最强，才略最为出众的四叔，燕王朱棣。朱棣画像 此后发生的事情，已是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实在无需也无法在这篇短文中重述一遍。四叔装病装疯争取了时间，甚至争取到了皇帝放回在京城做人质的三个儿子的意外之喜。建文元年七月，朱棣以清君侧，为国“靖难”为名，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在三年后结束的时候，建文帝的下落成了千古之谜。《明史》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意思是说建文帝不知道哪去了，然后燕王让人从灰烬里扒拉出了皇帝皇后的尸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笑，心说原来正史是这么写的，真的言简意赅。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采信了很多说法中的一种，说建文帝在成祖有生之年被胡潆找到，两位皇帝达成了某种谅解。《明实录》里记录了张居正向神宗皇帝说起的另一种传说，说是建文帝直到英宗朝才被找到，并被接回了宫中，之后不知所终。其他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包括谁和他一起出逃，最后如何埋在祖坟附近的一座无名之墓中云云。
世事如白云苍狗，到了神宗朝，当年莫大的禁忌，已经成为皇帝和首辅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靖难之役中阵亡的数万将士，朱棣入京后残杀的数千男女，更早已化作江南江北的尘泥。小时候，听过一个说法，说“朱元璋痛心朱标的死，痛得糊涂了，要不然把帝位传给朱棣，就不会有这一番杀伐。”朱棣是朱老四，大哥朱标死后，他上面还有二哥秦王，三哥晋王。《洪武三十二》中的朱棣 他们都还活着。 这两人中，秦王就罢了，晋王据说“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并非等闲之辈。虽然在胜利者修改过的史书里不免要被燕王压一头，朱元璋对二者的器重，却极可能是不相伯仲的。受二人节制的是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这样的顶级悍将，给二人的权限，也同样是“军中事大者方以闻”。被老朱看中的人，别的不好说，本事是一定不差的，更何况是放在为国守边的位置上。这样就尴尬了，不管让三兄弟中的哪一个上，都很难摆平另两个，兄弟相残的事情，大概率都要发生。这是朱元璋能接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大前提。立皇孙，既与宗法相合，又可以由他在强悍的三叔、四叔间居中平衡。《穿越时空的爱恋》中的燕王朱棣 这个账，其实是蛮算得来的。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二秦王于洪武二十八年去世，走在了老父亲的前头。老三晋王于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去世，只比老爷子本人早走不足百日，这玩笑，就真的开得有些大了。在朱标去世那年性格大变，由无法无天变得谦虚谨慎的老三，临死不知道会不会替自己觉得有些不值？一生神武的老朱，垂老病榻之上，不知道会不会想起朱标死后被他灭了族的蓝玉，那个非常讨厌朱棣的悍将蓝玉。但想什么都没用了，朱老爹只来得及发一道遗旨，诸王不得进京奔丧。而朱允炆，则必须留下来，独自面对他那强大到令人发抖的四叔。站在二十一岁青年皇帝的角度上，并不容易看出来时间为什么就在自己一边。
诸王已经汹汹作势。好像并不把自己这个晚辈放在眼里。 能够借以抗衡四叔的力量，一眼望去，并不存在。宁王虽然也强悍，毕竟一介武夫，作为太祖第十七子，要和根基深厚的燕王迅速形成制衡，绝不现实，况且自己与宁王从无“交集”，实际上反而需要担心他与燕王合作。——当然后来这种担心成为了现实。自己的力量？呵呵，好像只有一个老将耿炳文。先帝杀人的刀，实在太快。后来靖难之役中政府军一方涌现出来的名将，此时多还籍籍无名。铁铉还是一个小小的参政，文官，要等到两年后济南危殆，才有机会挺身而出；盛庸还是耿老爷手下一员参将；平安名声要大些，但从来的名声都只是悍将而不是帅才。如果朱棣造反成功，徐辉祖就是未来皇帝的亲内弟，皇太子的亲舅舅。换做你是二十一岁的建文帝，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真的敢用徐辉祖吗？要知道，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就死心塌地做燕王的眼线。温文尔雅的建文帝，一生可能只杀过一个人，就是在绝望与暴怒中手刃徐增寿。好吧，人才总是有的，从头培养自己的名将蓝玉，总可以吧？理论上可以，不过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的任何一点，都可能引爆对方紧绷的神经。一直有人说，靖难之役是改革派与旧势力的一次决斗。我觉得这个说法实在过了。靖难之役，是叔侄权力斗争的激化。但，不可否认，建文帝的确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重于文而轻于武、创造一个辉煌盛世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是这场战争的原因，却使得他甚至很难想到要去迅速培养一个忠于自己的军人集团，更不要说做到。靖难之役中，为建文朝死节的，几乎都是文人，而投降叛变的，大多是武官。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朱允炆是文人们的圣上，不是武夫们的老大。那么，忍耐而不去招惹对方呢？可能也不行。明朝还没有亡，“削藩亦反，不削藩亦反”的观点，已是广泛见诸于各种著作的共识。要知道，一生以造反为己任的道衍和尚姚广孝，走到朱棣身边的时候，只是洪武十五年。一个不想当皇帝的人，把一个除了造反之外别无任何人生目标的人留在身边十六年，难道是为了有一天练好了手法，可以在他背上刺字么？“迅雷不及掩耳”，其实是一个还算合理的选项，实际上，可能正是由于建文的动作快，虽然有些快而不准，厚黑的程度也远不及格，还是让燕王出现了惊慌失措、几乎要屈服认输的某些时刻。如果燕王身边不是有铁石心肠的姚广孝，如果……主父偃的《推恩令》，一再被拿来做为建文帝的反面。为什么不学主父偃呢？不是本来可以化危机于无形的么？《洪武三十二》中朱允炆 其实恐怕不行。 推恩令，说穿了是阳谋之一种。其底层的逻辑是，我们来达成一种默契吧，我不动你，交换条件是你将来把土地分给所有的儿子，从而越切越小，最终对我没有威胁。这样，我们相安无事。其隐含不言却心照不宣的第二部分是，要是你不同意呢，那我就要动你。而我动你的后果，你未必承受得了。这是一种以优势实力为后盾的“推恩”。没有这个后盾，“恩”其实是推不下去的。所谓“推恩”，是给对方一个避险的选项。你得首先是那个人家愿意吃些亏而去逃避的“险”。要不然呢？要不然当然还是贪婪占上风。你见过自我设限的贪婪么？朱老四父子之强悍，已不输司马懿家族。指望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推恩”，可能真的有点儿一厢情愿。当年师徒二人的对话，没有提及主父偃，原因也许正在于此。那么建文帝有没有过搞阳谋的机会？可能有过一个，就一个。建文即位不久，文官卓敬就上过一个密奏，说燕王“雄才大略，酷似先帝”，绝对不能留在北边，应该调往南昌，以便节制。这实在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因为它把所有的用心，都半明半暗地放在了一个你几乎无法抗拒的命令里面。那时削藩还没有开始，诸王还没有共同的敌人。一纸调令，你朱棣该找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呢？对抗这样一条命令不是不可以，但朱棣所承担的风险，会比后来的靖难大得多，胜面也要小得多。朱棣后来一再舍不得杀卓敬，还曾感慨地对人说：“国家养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当是体会到了这阳谋的分量。错过了这唯一的搞阳谋的机会，就只剩下了搞阴谋，可建文也不要搞阴谋。那么就战场上见吧，抓住老天给你的每一个，每一个可能杀死对方的机会。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对湘王之死心里有愧？还是为了安抚其他各王尤其是宁王？或者是面对强悍的四叔到底怯了，希望留一点将来谈判的余地？总之战衅一开即无所不用其极，即以命相博，即绝无侥幸之理，心存侥幸者必败。
王朝兴衰，接班人是关键中的关键，碰到傻子固然头疼，人才济济却也并非福报。
于是有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玄武门、斧声烛影，和……靖难之役。接班人的问题，始终无解。每一次，都只好赌运气，个人的运气，家族的运气，乃至国家的运气。六百二十年以下，犹让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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