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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對於軍事行動的重要性，僅僅用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便足以全盤概括。任何連飯都吃不飽、武器供應都銜接不上的軍隊，根本不可能在殘酷的生死之爭中笑到最後。同時，那句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也道出了保障後勤供應的艱難程度。如果你足夠細心，便會發現後勤狀況本身，足以作為審視某方軍事力量的晴雨表。 為此，我們可以借用17世紀的明朝、滿洲與蒙古作為觀察對象。分析他們在不同社會形態和生產模式上建立的後勤體系，理解三方成敗的根本性原因。 1.同一片天空
打開網易新聞 查看更多精彩圖片 明朝 察哈爾與后金的空間非常狹小 早在公元前後，中原、草原和東北亞山林間的衝突就時斷時續。到了已是近代範疇的17世紀，三方文明的政權也依然沒有擺脫中世紀束縛，並在相殺相愛中又進行了一輪長期對抗。 諷刺的是，無論朱家天子的京畿核心，還是滿蒙貴族的直屬領地，都位於大陸的東北方區域。這種同一片天空下的廝殺，也足以說明各方的嚴重對立情緒和相互影響。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三方實際都建立在蒙古帝國的廢墟之上 儘管國力持續衰退，但明朝在故事開始時卻絲毫沒有顯出任何疲態。相比很多後世學者的簡單劃分，處於中晚期的帝國其實還沐浴在中興氣象當中。從16世紀60年代開始，澳門留居地的建立與月港-廈門的主動開放，都將海量白銀輸入內地。從未有過如此巨款的明朝，也得以繼續依靠募兵制強化軍力，並在萬曆時代熬過著名的三大征戰事。 對比更早之前的百年萎靡，這些軍事行動大都有明人主動出擊的意味。顯然可以歸結於大航海時代與近代全球化進程創造的時代紅利。一直對外保持過分警惕的中原帝國，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依然眯開眼笑。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對外極度抗拒的明朝 最終還是要靠貿易獲得財富 然而，進入新世代的明朝在結構上卻是嚴重滯后的。拋開重農抑商與獨尊儒術不談，只從帝國的整體戰略布局來看，就能發現其與時代風貌的嚴重脫節。由朱棣欽定的都城北京，實際上源自傳統農牧產業帶間的要塞城市。帝國的核心居於此地，就勢必遠離南方的經濟中心和海洋貿易。 同時，還需要為日益沉重的邊境負擔花錢。漫長的補給距離，也讓大運河之類的動脈顯得功率不足。皇帝除了需要緊盯南方的漕運時刻表，還必定時刻謹防北面的蒙古勢力。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不產糧的京師本身非常依賴南方的田賦供給 作為漠南蒙古的最後強權，本部居於察哈爾的林丹汗是一直身處多方重圍。由於歷史原因，他必須以共主頭銜去嘗試重新整合草原地區。但長期和中亞關係密切的漠西蒙古人，並不順從這位需要向明朝祈求貿易的所謂大汗。受此影響，漠北與河套附近的其他小型部族，也會是在名義上對其進行尊奉。讓心比天高的他也只能依靠察哈爾一隅做新的文章。 從16世紀的隆慶開關起，明蒙關係有了很大緩和，中斷多年的正常貿易也同步恢復。但僅僅依靠板升城一地的有限關係，無法支持蒙古人的復興帝國夢。白銀和其硬通貨的物流，首先起始於南部海岸，然後才由大運河緩緩北上。等最後送抵草原商隊手上，早已耗費大半而價格高昂。這種看似有利於明朝的上下游差異，卻是在繼續供養林丹汗勢力的同時，讓其繼續被定格在原先位置。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朱棣的祖訓影響，明朝也不敢輕易調整戰略體位。否則就可能放任蒙古騎兵再次南下，或是讓幽雲地區的非中央系軍隊做大。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明蒙古間的衝突 因其核心都處於資源匱乏狀態 此外，東北亞的滿洲勢力也完成了漫長復興，同時壓迫著明朝和蒙古雙方。在昔日的蒙古大擴張時期，滿洲遭到近乎底朝天的嚴重破壞。但隨著大部分蒙古邊緣勢力的崩潰，本地人口的重新發展也在必然填補掉權力真空。明朝的士大夫不會忘記鮮卑和遼金帶來的恐怖回憶，蒙古貴族也不可能對自己的東北亞起源是茫然無知。這就讓他們幾乎同時對新興的第三方保持警覺，並一度被迫聯手進行針對。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然而，基於前文所說的資源遞減效應，雙方連最基本的和平共處都難以達成。對於努爾哈赤勢力的限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重新崛起的滿洲 同樣將遭遇資源匱乏限制 2.最真實的口糧反饋
薩爾滸之戰 預示著三方衝突的開始和加速 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徹底引爆了三方之間的火藥桶。明朝、后金與察哈爾之間的三國演義，也因為資源總量的匱乏而勢必表現的更為迅速無情。明朝在實際上結束了中興時代，蒙古人則以為自己獲得了新的機會，而初生的后金對此是異常恐懼。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此後，各方軍隊將在相隔不遠的戰場上展開廝殺。我們已知道這些戰役的結局，也大體清楚他們各自的武備情況。但若從更細微的士兵口糧狀況深入，便會有更為透徹的理解。不會因所謂的當事人發揮問題，帶出無病呻吟式的哀嚎。
前線的明軍實際上經常遭遇缺衣少糧困境 首先來看建立時間最久的明軍口糧制度。雖然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區域，每個士兵能送到嘴裡的能量源都不會一樣，但明軍大體上繼承了兩宋時期的口糧標準。通常以每人50天作戰時間進行準備，並讓單兵自己攜帶其中的3天份額。餘下存貨才由輜重車或騾馬運輸。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進行戰役部署的一線部隊，被規定要吃到由肉沫粉製成的麋餅。可以在開飯時水泡開喝，也能在條件不允許時直介面服。同時還要配以由米糊曬乾製成的皺飯，或用雜糧製作的雜餅。為了給士兵調劑口味，也會配髮油麻丸或烏梅。若士兵只是在某個據點駐防，則口糧標準就會立即下調，水泡飯、鹽塊和粗布醋干。但無論哪一種套餐，都不可能讓士兵獲得足夠的能量與蛋白質。軍官與頭面人物的層層回扣，也讓士兵口糧被屢屢打折。
後勤供給不足 也讓明軍的戰馬狀態很差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但就是這些差強人意的口糧標準，對各明軍部隊來說也是種幸福。帝國的主要糧產區都位於南方的長江沿線，必須提前籌備很久才可有足夠份額進行大規模遠征。但在大運河一類的內陸水道運輸，勢必耗費遠多於前線兵力的勞役人口。他們的沿途消耗和因交通堵塞而造成的晚點，都將大部分物資消耗在路上。一旦軍糧抵達京師，又必須依靠效率更低的陸上運輸送往遼東前線。民夫與畜力的繼續花銷，就將繼續降低前線部隊的到手餘額。 因此，明軍餓著肚子打仗與戰馬狀態奇差的情況，一定是那個年代的戰區日常。拮据的口糧儲備，也要優先分配給將領和主要負責作戰的武裝家丁。進一步讓更多士兵陷入飢荒。於是，原本的數量優勢將在作戰時顯得完全相反。少數能填飽肚子的精銳突擊力量，不可能在正面對峙的同時再保護糧秣輜重。滿洲軍隊就經常以截糧道、奪輜重的方式，逼著明軍把坐騎和馬具都拿來吃掉。然而再輕鬆收拾那些只能搭配吃米和樹皮的大頭兵。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清軍的機動與戰力優勢 直接由後勤支撐 以明軍的慘況為參照，滿洲士兵的待遇無疑是好了不少。根據現存的清軍遠征口糧標準，每個八旗兵都應該在戰前分到可供個人食用10天的小麥、小米和羊。因此，除了食鹽等調味品需要自備外，他們每日所能獲得能量都高於明軍對手。如果作戰的時間和距離提升，那麼份額也會做一定上漲。哪怕是投降的前明軍隊，也可以獲得幾乎相同的口糧標準。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總有內地兵丁投奔關外，而很少有滿洲人轉投明朝。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更好的後勤保障，讓大部分后金士兵都有勝於明軍的體能和戰鬥意志。也讓他們有更多精力實施複雜的部署與作戰計劃，並在困難階段肆虐更廣的敵方區域。
滿洲的再崛起 本身就是農業生產恢復的結果 很多人一定會對滿洲的實際供應能力提出懷疑。但根據萬曆時代的朝鮮觀察者記錄，當時的東北亞地區已有了很多繁華的農莊和田地。大量的內地流亡者進入遼東，也需要以農業技能為自己尋得地頭蛇保護，進一步加速了滿洲農業經濟發展。因此，早期的后金無論是大貴族還是基層八旗戰士，都擁有自己的田產和農奴，區別僅僅在於規模和土地質量。這同樣也是早期八旗軍具有很強戰鬥力的根本原因。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至於林丹汗麾下的察哈爾蒙古士兵，則完全需要自備一切出征口糧。由於已經沒有當時的確切記錄留存，我們就只能以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騎兵為參照標準。在不進行大量劫掠的情況下，大汗的士兵們需要為自己準備米、肉乾和早期的原始奶粉。同時為自己配備3-6匹馬，分別用於遠距離行軍與作戰。
林丹汗的蒙古部隊 大體上保持著原有傳統 然而，在草原經濟衰敗的15-17世紀，成吉思汗時代的標準無疑是難以為繼。林丹汗也不可能有統一各部的鐵木真實力。尤其是農業產區的面積狹小和產量問題，讓普通士兵也很難吃到自產的米。作為應對方法，蒙古人就更加依賴明朝的貿易和增援，甚至長期同山西北部的白蓮教社團進行走私。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後勤水平依然是明清元三方中最不穩定的。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這也註定了林丹汗的最終失敗。而他的手下在逐步歸順后金時，也首次獲得了來自宗主的物資供應。這讓蒙古人有極大的積極性為努爾哈赤等新汗王當兵。林丹汗唯一可能用於分配的後勤物資，應該是在草原上異常珍貴的食鹽。但分配本身也絕不可能過於公平，免得混日子的人會破壞古老習俗。
林丹汗終究只有一個破產版的小型蒙古帝國 3.差異背後的結構問題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後勤差距 直接造成了三方的軍力強弱 作為三方軍事力量晴雨表，口糧問題本身也反應出各自所屬國家的整體後勤能力。 從1613年的戰爭開始，到具有決定性意義的1644年，后金士兵幾乎比他們遇到的所有對手都吃的要好。在本土出現人口上漲與糧食危機的背景下，這完全得益於己方軍事運作的成功。相比已是昨日黃花的明朝與蒙古，八旗制度的後勤模式也更適合激發基層戰力。大小首領在戰場上是部隊的各級軍官，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封建依附關係，共同負責各自農莊內的農業生產。至於努爾哈赤開始的頂層建築，更多是一種強制規範，將所有資源進行整合。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早期八旗成員大都有自己的專屬田莊供養 類似的情況放在其他領域，就后金方面對更好武器的迅速掌握和推廣。由於構築大型政權的時間極短，要滿足頻繁戰爭所需的全部武器供應，就不可能不動員起所在的整個社會。但又不能因此而過度消耗，提前透支綜合實力。無論單兵使用的甲胄、弓弩和刀槍，還是需要舉國之力投資的紅衣大炮。滿洲人在後勤問題上都沒有出過明顯的岔子。更是讓明朝和蒙古方面都相形見拙。 明朝的武裝動員制度，在籌劃之初就希望減少中央本身的大規模開支。各衛所都有自己的專屬田地，其中的大部分需要在自備軍需之外再向頂層繳納田賦。但過於叫真的設計思路和龐大的帝國體系本身，都讓美好願望化為虛無。衛所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多餘生產能力，反過來向朝廷索要天價維護支出，並因此成為明軍整體後勤體系中的可怕負擔。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
本是寓兵於農的衛所 最後成為明朝的財政黑洞 尤其當衛所土地被重新「貴族化」的軍政長官們壟斷，其產出就連滿足全部所屬人口的必需都難以做到。等於是讓明朝失去相當比重的動員與後勤資源。但帝國為了自己當初確立的戰略結構，不可能對其進行全盤清理。只能以額外資源充足募兵隊伍，投入到日益惡化的各條戰線上去。所以從單兵口糧到武器，再上升到全軍的武器系統更新，處處顯得非常滯后與遲緩。空有華而不實的花名冊數量，卻根本兌現不了應有的能力。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至於沒有帝國負擔的察哈爾蒙古，其困境直接源自所處的戰略位置。由於東西兩頭的戰略生命線，都被敵對勢力捏在手中。迫使他們只能以遠少於明清的資源，應付兩者給自己施加的巨大壓力。加上林丹汗這樣的首領本身就自帶帝國夢，無法在具體戰略謀劃上保持足夠彈性，結果自然是軍事體系的後勤永遠困難。
地緣格局的變化 註定林丹汗不會獲得成功 但作為先後加盟其他兩方的中間力量，察哈爾蒙古的後勤狀況也有過起伏變化。在明朝一邊，他們的困境沒有實質性改善，始終在舊模式下「我行我素」。等被迫轉投滿洲那頭，後勤困境就立刻得到巨大改善。這種前後反差，也足以映襯出北京與盛京之間的後勤實力對比。儘管大家在本質上都還是「寓兵於農」，但結出的成果還是天差地別。 廣告－請繼續往下閱讀歷史在很多層面都充滿意外，但當某段進程確定后就往往難以被身在其中者扭轉。在明-滿-蒙的三國演義落幕400多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活躍在最前線的戰士之需，就足以體會最終勝敗的結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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