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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历史的作用，并不是为被后人铭记，而是通过客观的记录，让后人看到历史中的成败得失并以此为鉴。 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对统治者，乃至对后世的苦心忠告。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相同的故事总一再上演。 详尽而准确地阐述历史、客观地评价成败得失，让后人得以学习经验、汲取教训，从而规避再犯相同的错误，是史学家们共同的愿望。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出生的时候，清政府即将结束其两百多年的统治。 钱穆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战争时期，待到新的政权建立，百废待兴，各种制度首先开始制订。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他深感以史为鉴的必要性，一直想写一本归纳比较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书。 1952年3、4月间，钱穆访问台北，并应邀作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系列演讲，分别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及沿革历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得失。 同年八月，钱穆在台中养病期间，将前番十小时演讲稿稍加增补修改，正式以讲题为名付梓成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主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变迁史谈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宏大而庞杂的课题。 钱穆当年的演讲分为五次，每次两小时。时间有限，仅从纵向的时间线上选择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来讲述，基本上也可以概括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体历程了。 从横向的管理范围而言，又主要从（1）政府职权分配、（2）考试和选举、（3）赋税制度、（4）国防与兵役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和比较。 全书既有静态的单独朝代的制度介绍，又有动态的沿革因果、发展趋势及纵向比较。动静结合，使得刻板的制度介绍变得生动立体。 在普通的历史书籍中，我们会了解到汉代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人才，而从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 但由于两个朝代的情况分别介绍，各自都是孤立的知识点，我们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没有形成直观的概念，理解不深入，因此也难于记忆。 而钱穆是这样讲述人才选拔是怎样从汉代的选举制过渡到唐代的考试制度的：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仅对钱穆的讲述作了简略的归纳，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里有更详细的记录。 通过他这样的叙述，我们不仅知道了汉唐人才选拔的方式，也理解了制度演变的原因及经过。 历史应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我们通过钱穆的讲述去看待历史中的政治制度，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也是钱穆多次在他这本书中提到的：我们看待历史，不要仅用我们当下静止的眼光去评价，也要回到历史发生的年代，在当时的情景下去理解。 不要用我们的“时代意见”抹杀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见”。这也是一种对历史表示“温情与敬意”的态度。 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专制黑暗”的？在钱穆的眼中，清代以前的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专制黑暗”。 对于清代，钱穆承认虽有专制，但认为更多地是因为部族政权有其私心，更大程度上倾向于“掌控”而非“治理”的缘故。 钱穆的观点有其依据，那就是历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和程序制度。这其中又以汉代为典型。 汉代的中央政府组织是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行政，是副丞相。 再来看九卿。 汉代的九卿虽是中央的官员，但掌管的事务多与皇家家事有关，如祭祀祖先鬼神、掌管车马，礼宾交际之类。 九卿隶属于宰相。也就是说，宰相掌握着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权利，包括皇帝的家事。 皇帝和宰相各有自己的“秘书处”。 皇帝的“秘书处”叫“六尚”，指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除了尚书（当时地位不高）管文书之外，其他基本都跟皇帝的衣食住行相关。 而宰相的“秘书处”叫“十三曹”，分别管府史署用、二千石长吏迁除、祭祀农桑、奏章、法律民事、邮驿科程、运输、盗贼、罪法、兵役、货币盐铁、仓谷、簿录众事。 可见，宰相的秘书处比皇帝的秘书处管理的范围大多了。从政府结构上来讲，宰相的确是政府的实际首脑。 到了唐代，仍然是皇室与政府分开，政府采用“三省六部制”，宰相的职权被拆分成了“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政府的最高命令由中书省拟定，呈送皇帝画敕同意，画敕后的诏书经门下省复核通过才能生效。 如门下省反对，经皇帝同意的诏书仍需送还重拟。 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皇帝有权，这种权力也是受到制衡的。 虽不排除存在皇帝不经中书省、门下省而下达诏令的情况，但这样的诏令未经正式程序，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也不方便大张旗鼓地经常使用。 钱穆在汉、唐这样的政府组织和程序制度的基础上，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味的“专制黑暗”是有其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制度的订立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制度上来看，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有着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实际上，包括宰相在内的三公都由皇帝任命，不合上意即可撤换，很难说宰相有什么自主意志可言。 其次，御史大夫这样的副职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分权而存在，特殊情况下还会有左右两名丞相。 总之，皇帝不会让宰相的权力高于自己。甚至皇帝的秘书处“六尚”也不时置高级官员的权力于不顾，偶尔还会任命太尉之职（《剑桥中国史：秦汉史》）。 “秘书”们是在假借谁的权力，谁才是背后掌控一切的人，就显而易见了。 通过这些现象，我们也能够对专制的定义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虽然钱穆认为中国并非“专制黑暗”，但他也承认，历代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且在清代达到了顶峰。 中央政府的集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内部。 如果说“中央政府”包括皇室和政府，那么从历代发展的趋势看，政府权力逐渐受到分割和限制，而皇权不断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在汉代，地方行政区域的层级分为郡和县两级。郡仅有一百多个，郡太守与中央的九卿平级。 汉以后的各朝代，地方层级越来越多，而官员权力越来越小。 发展到清代，从下至上的层级有县、府、道、省，对应官制为知县、知府、道员、布政使。 布政使之上的总督和巡抚，在明代系非常设官员，到清代成为了常设。这样总共就已经有五个层级。 而在军事时期，中央还会另外派遣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将地方权力统归中央，而总督、巡抚则又被架空。 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皇室与官员之间的关系。 经过上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皇室的地位变得愈发神圣而不可动摇，而历朝历代的官员却换了一批又一批。 皇室的统治经验代代相传，其中不乏权力丧失的惨痛教训，这也让帝位上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具防备之心。 与此同时，政治地位的加强也使得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对权力进行集中管理，以便牢牢地掌控政权、规避风险。 发展到清代，这种集权达到顶峰。 皇帝不仅防备地方势力、防备官员结党，防备宦官专权，甚至对朋友、兄弟、母后都小心提防。 雍正即位后，因弑兄杀弟而恶名昭著。 乾隆素以“纯孝”著称，却在即位之初就告诫宫女太监不得用国家政事“干扰”皇太后圣心，还在太后要求他拨款修缮一座庙宇时，表面答应，回头却下旨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不知事务”（《清高宗实录》）。 对亲近的人尚且如此，对中央和地方官员更要严防死守了。 权力都是自私的，尤其是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总是以自身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进行扩张。 而一个过分集权的中央却又会使地方政治逐渐衰落，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统一的情况下，增强地方活力，这也是我们后世需要研究的。 制度必须符合国家实际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还处在国家转型的探索期，人人都在谈论变法和革命。有人提出，只要我们借鉴国外被证明是好的政治制度，国家就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 对此，钱穆认为，从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制度应该是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的。忽略国家活的人事现实与文化，仅仅靠生搬他国死的制度是很难成功的。 制度要与国家实际相配合当然正确。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不符合实际”也经常是我们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借口。 近代有老人乘坐汽车感到头晕，就说汽车是洋鬼子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如今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已经连续九年排名世界第一。 一种制度如果不合国情当然应该摒弃，但在此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考量所谓的“不相配合”，是真的与实际国情不匹配，还是我们自身思想僵化、过于保守？ 我们需秉持这样的观念：既不盲目奉行“拿来主义”，也不排斥外来事物、认为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最好。 应该抱着开放、学习的心态，充分吸收有助于自我提升的知识理念，并结合自身实际加以运用。 我们读史的意义在于，通过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得以认识前人的行为及其得失，以此指导我们当下的行动。 钱穆的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非常鞭辟入里政治制度史，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历代中国统治阶层的执政目的、理念，以及对应的政策制度是如何影响这个国家千百年来的历史走向的。 钱穆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系列演讲并整理完成书稿是在1952年。 那是中国刚刚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大量彻底否定旧制度和传统文化的观点甚嚣尘上。 钱穆作为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代大儒，深感有必要澄清历史，还原我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实质和真相，让人们通过学习，正确判断那些制度的利弊，从而为我国新的政治制度建设指引方向。 当然，由于成稿时期的特殊舆论背景，钱老出于对极端观点拨乱反正的目的，在讲稿中有不少意图为“专制”正名的措辞，现在看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但我们如果用钱老本人动态的观点来看他当时这些言论，站在那种情景之下也就能理解了。 这也是钱老所说的，我们看历史不要以自己的“时代意见”取代前人“历史意见”的含义吧。 总而言之，无论是钱老，还是如今拜读他思想结晶的我们，共同目的都是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历史中真实的政治制度。 只有深刻理解历史，做到鉴古通今，才能更准确地形成自己对当今世界的判断，清醒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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