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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白岩松不但参加摇滚综艺了,还说了许多时光的秘密

 昵称37581541 2019-08-06

经公众号“叉烧往事”(ID:chashaows)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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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最新一期《乐队的夏天》,白岩松作为超级大乐迷出现在现场,被马东评价为“被时事评论耽误的乐评人”。

这位表情一贯郑重其事的老面孔,连忙转过头说:“其实我的主业一直还在这,我只是兼职做时事评论,因为歌迷是终身的。”

作为摇滚乐迷,白岩松称得上最称职的前1%。他和摇滚乐的关系,也并不只是和汪峰撞脸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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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曾一度形容自己为“四六八一代”。即出生于六十年代,受教育于八十年代,那会儿四十多岁的一群人,这批人还包括张楚、何勇、窦唯、郑钧、许巍……

他在自己的书《幸福了吗?》里有点忿忿地写道,他们这些四六八一代,才是最有资格称之为“80后”的。

从1980年到1989年,正是他从十二岁到二十一岁的时光,那的确是他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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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在中国,摇滚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抒情、颂扬、流行、麻醉之后,青年一代的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他形容后来几年的摇滚,是“在不正当的压抑下火爆轰动着”。

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北京举办演唱会,成为第一支在改革开放后敲开中国大门的西方乐队。坐在观众席的窦唯首次接触到了不同以往的音乐形式,从此醉心摇滚。白岩松在这场演唱会中也被震撼,买下了在北京的第一张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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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第一次开嗓《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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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演出,白岩松本也应该在场。只是当时的票太过紧俏,白岩松和几个人从学校已经晃悠到了现场,却看到其他几个同学手里没票,在门口焦急地等待。最后白岩松高风亮节,忍痛割爱,把手里的票让给了同学。这一让,令他后悔到了今天。他形容这个经历为“好人的代价”。

那些去听了的同学,回来之后都兴奋地议论着崔健和《一无所有》。白岩松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广播站由他主持,因此他成了中国第一批摇滚乐的积极推广分子,让崔健的嘶吼陪伴着全校师生的午餐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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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广播站的条件,他还费了好大周折给崔健发了采访电话,成了当时学校的风云人物。毕业的时候,同学给他留言都写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

后来的几年,白岩松保持着一年听超百张摇滚专辑的频率。直到毕业,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负责文娱版,算是有了自己的阵地。

唐朝录制第一张专辑时,白岩松的宿舍哥们儿做助理录音师,他得以和丁武、张炬、老五、赵年时不时近距离接触。当时他正在北京交通电台做兼职,于是就写文章,拿黑豹、唐朝的歌曲小样在电台节目里做推介。后来有机会采访Beyond,他还站在摇滚圈内人士的立场上问黄家驹,在香港流行音乐圈里做摇滚会不会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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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广播报》文娱版和电台节目,白岩松为中国摇滚打下了山河一寸。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1993年,他提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扛起流行音乐这面大旗,而报社同意他出一份周末版策划,叫《流行音乐世界》。

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流行音乐世界》上,做创刊号,印名片,副台长也开了会。

他有一个很前卫大胆的构想:以报纸为基石,慢慢签约歌星,打造演出,成立经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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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着理想事业的同时,白岩松也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搞搞兼职,赚赚外快。

“那个时候兼职是一个很时髦的事,8小时之外能去兼职,多挣一点,也就是多挣40。”

结果制片人看他干得不错,想让白岩松当主持人。白岩松怕央广的领导发现,不同意。结果制片人说:“你觉得中国人有早上看电视的吗?”白岩松听了觉得这个话特有说服力,于是就同意了。结果不出一周就被同事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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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白岩松在《乐队的夏天》又讲起这段经历,是对未能跻身HOT5的九连真人说的。

“当时我以为没有人看电视,结果被单位发现。现在可能你们请假参加《乐队的夏天》,会让很多家乡人看到,他们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接下来你们还能用音乐养活自己,然后领导不让你辞职。”


白岩松特有的音乐品味使他在自建的密不透风的话语体系中,依然流露出对于九连真人的偏爱。他形容九连的音乐“刀刀在肉” 。他说,乐队有的像故事片,有的像言情片,但是他们像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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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白岩松当时加入《东方时空》的经历,除了偷偷兼职被发现,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理想陨落时刻。他投入不小期待的《流行音乐世界》夭折了。

从此之后,白岩松挥别了自己的音乐媒体人生涯。电视上活跃着的,是时政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这趟跳槽多少有点赌气的味道,但他还是悄摸声儿给乐队搞宣传。《东方时空》第三期,白岩松就把黑豹乐队的经纪人请到了现场。

不知道新裤子在决赛唱《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时,白岩松有没有想到那个心存绝望,决心投身“苦海”的自己。

说来也巧,自从白岩松从央广改道央视,中国摇滚就有种开始即高潮的架势。可惜,1994年的香港红磡,对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来说,是他们摇滚生涯的顶峰,顶峰之后随即而来的就是下坡路。

1996年,何勇在首体的一次颁奖晚会上唱起《姑娘漂亮》,唱完问了观众一句“李素丽你漂亮吗?”李素丽是当时的全国劳模。何勇的率性而为,代表自己乃至刚冒头的摇滚乐,拒绝了主流舞台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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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和张炬的去世一起,成为人们记忆中中国摇滚衰落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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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新裤子主唱彭磊还在读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中专。

说来奇怪,这么一个美术中专学校,没出啥正儿八经的画家,却孕育了许多中国摇滚圈的知名校友。像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清醒乐队的沈黎晖,二手玫瑰的吉他手姚澜,还有超级市场,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这个中专学校是专为工艺品厂培养人才的,毕业有可能去暖壶厂喷“喜”字,也有可能画尿盆或者手绢。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上学那会儿,彭磊认识了两个“盲流子”——刘葆和尚笑,他们开始一起玩音乐。那时流行重金属,几个人在居民楼里排练,邻居敲门从来没开过,因为门已经被反锁上了。

庞宽翻着包豪斯学院画册,给这乐队酝酿了一个名字——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

何勇出事的那年,他们在对外经贸大学演出时认识了沈黎晖,录了乐队的第一首单曲《I'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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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裤子乐队

第二年,新裤子签约摩登天空,那时候沈黎晖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名字得改,改一个容易宣传的名字,于是“新裤子”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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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裤子签摩登的这年,高虎报名了被称为中国摇滚音乐黄埔军校的迷笛音乐学院。就此背上吉他,踏上了远赴北京的求学之路。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遇到了现在的贝斯手张静。

在迷笛,高虎一直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主音吉他手,他非常刻苦地练吉他,每天苦练九到十个小时。那会儿他还是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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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仰乐队主唱高虎

1999年,盘尼西林乐队如今的鼓手小羊刚刚呱呱坠地,高虎一行人已经从迷笛音乐学院毕业了。和当时许多摇滚音乐人一样,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的树村。那是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就是房租便宜,每月两百。

距离树村不远处的,是如今的“宇宙中心”五道口。那会儿五道口在北京乃至中国摇滚乐中的地位,近似于东村之于纽约摇滚乐。五道口的livehouse成了这群树村摇滚音乐人的孵化摇篮,他们在这里获得了许多演出机会。

演出一次,乐队每个人平均可以分到25块的酬劳,只够他们一起AA喝顿酒,天亮以后,再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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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孙志强的人拍了个纪录片《自由边缘》,留下了这帮树村摇滚青年的年轻面孔。

片子里,痛仰还没有发行第一张专辑,笑称自己的乐队是“新婚第一夜——痛苦的新娘”。贝斯张静则说他每期彩票都要买,“太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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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仰乐队

穷,成了这帮树村青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和新裤子在节目中一起表演《夏日终曲》的反光镜吉他手李鹏,在另一个树村纪录片《后革命时代》里,对着镜头说:“中国的摇滚最需要的就是钱,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乐队在好的设备上到底是什么样。经常演着演着,设备会突然坏了,麦克突然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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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树村的年轻人,就连05年才成军的刺猬乐队,也为钱发愁。当时北京摇滚中心已经不是树村,也不是霍营,而开始慢慢转移到鼓楼了。这会儿已经不流行全职玩乐队了,而是工作赚钱养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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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乐队

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本职工作是个程序员,他和中国的很多程序员都做过同事,因为他永远在跳槽,不断寻找着能给他放长假搞乐队的公司。

赵子健和当时还是他女友的乐队鼓手石璐,在鼓楼租了一个小平房,一个月才400块钱。有一次乐队去美国巡演,倍儿开心,结果回家的时候,发现因为周边扩建,挖土机进了胡同把他们家玻璃敲了。石璐开始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有什么用,对自己的生活一点儿改善都没有。

她当时不会想到未来的2019年,她会在一个叫《乐队的夏天》的综艺节目中跟赵子健来一番俗得面不改色的对话:

“姐,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攒房子钱了。”
“姐不用买房子,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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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01年,除了纪录片,香港导演张婉婷给树村摇滚拍了一部电影,名为《北京乐与路》。

影片里摇滚气质十足的耿乐饰演某乐队主唱,舒淇在影片里卖力模仿京骂,吴彦祖则以一个香港创作歌手的旁观者身份跟着他们一路走穴。

张婉婷没想到和音乐人们交流了那么久,电影中表现出的摇滚,竟然会受到树村乐队的联名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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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耿乐与舒淇

在那篇颜峻起草,舌头、痛仰等乐队领衔签名的《树村声明》里,这样写道:

“建立在不同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上的误解,并不是创作者的苦心和音乐人的参与可以解决的。我们相信这部电影带来的,是大众对整个地下摇滚的又一次误解。”


市场繁荣了,文化产品丰富了,乐队们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摇滚既严肃又娱乐的特性,在这个时代里被“修”得两边不沾,局面太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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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早看破中国摇滚乐在这股“商业化”浪潮中的纠结劲儿。2009年3月央视播出的《新闻1 1》,他谈道:“北京这座城市,必须在文化上包容那些创作摇滚乐的音乐人们和那些北漂的美术家、诗人,以及话剧演员和所有北漂的文艺界的战士,因为他们是北京文化的生产力和最核心的动力。我们应该向欧美的大城市学习,为青少年开辟一些涂鸦的地方。”

且不论白岩松口中“更大的空间”是否有所开辟,摇滚音乐人们为自身拓展空间的路数倒是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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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混得好的摇滚音乐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摇滚。比如鲍家街43号的汪峰,比如花儿乐队的大张伟,比如08年的痛仰乐队。

《不要停止我的音乐》那张专辑让痛仰的老歌迷纷纷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他们不再唱那些又硬又尖锐的歌,开始柔和地歌颂美好生活,那时大家都猜测是不是主唱把旧的乐手赶跑换人了。

但同时那一年的巡演开始,痛仰就变成了一个场场票卖光,男女大学生必须打卡livehouse的一个乐队了。痛仰开始了一场商演费35万,一年收入上千万的生活。

高虎在节目中为自己辩白:“我们没有选择循规蹈矩的那样一种生活,也没有选择永远看不到未来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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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摇滚乐队们这样的转变形容为“妥协”实在是不太公平,没有人想在失败孤独中死去,也没有人想一直活在地下里。

英国学者赫伯迪格在他的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提到,当亚文化的兴起达到与主流文化对立的程度上时,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就开始了。

收编,会带来牺牲,但同时,那些原本被边缘化的产物会被重新挖掘,绽放新的光彩。

就像白岩松以上综艺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继续当年的摇滚梦一样,中国乐队在这个契机点上,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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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夏天》播出后,朋克、爵士、放克、disco……越来越多的小众乐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这趟被彭磊调侃为“练习生之旅”的经历,给节目中的不少乐队真的带来了生存层面上的改善。

对于新裤子而言,终于在决赛前喜提了100万真粉,粉丝们开始担忧是否会被彭磊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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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裤子乐队
刚刚诞生不到四年的Click#15,此前经常出没于DDC等中小型Live house的拼盘演出中,门票50元左右。他们在节目中透露过“做乐队一个月赚1000块”,每次打车费都需要主办方报销,租60块钱一小时的排练房超时一小时,问对方能不能按半小时算。

参加完节目,乐队的巡演票已全部售罄,出现了加价80%到100%不等的黄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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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乐队近来也有些商业起色。那首在《乐队的夏天》唱过的原创《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被一部电影相中,谈了合作,起码有十万块版税能到账。节目刚播一期那会儿谈的一些音乐节,刺猬的身价也已翻了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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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民谣,后有嘻哈,摇滚也该在综艺提振小众文化的这个风口浪尖飞起来了。

总决赛过后,HOT5乐队名单出炉:新裤子、刺猬、痛仰、Click#15、盘尼西林。

在这之前,就有关于HOT5乐队的各种预测和讨论。一千个人里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HOT5,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最优解。

曾经摇滚乐离中国乐迷很远,它一度处于被回避的位置。但它其实和一切边缘文化一样,记录每一代人成长的脚印,成为年轻人们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渴望改变的一个渠道。


提起这么多年为摇滚乐呐喊的事,白岩松总是说:“呐喊是希望它平常了。”

当摇滚乐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就不必再去探讨“玩摇滚有啥用”这样的问题,而是会多一些“你们玩摇滚为什么要这么装”这样幸福的烦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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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
纪录片《自由的边缘》,孙志强
纪录片《后革命时代》,张扬
《幸福了吗》,白岩松
《痛并快乐着》,白岩松
《<乐队的夏天>让乐队出场费增长20倍:摇滚的贫穷与梦想》,娱乐独角兽
《?千万别让白岩松上摇滚综艺》,蹦迪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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