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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艳文谭 | 旧志“掠美”现象透视——以乾隆本《揭阳县志》为例

 风吟楼 2019-08-06
 作者:彭妙艳  

 
不少地方经历了区划的调整,后人在编修方志时,为给所在地方长脸,往往不惜“掠美”之嫌,把“历史上”属于本地,而其附丽的地方已经分割出去的人和事物,依旧归之自己名下,对后人的了解、认识本地历史人文,产生了某些误导与误会。乾隆四十四年(1779)揭阳知县刘业勤所纂修的《揭阳县志》,这个现象非常突出。

揭阳县是北宋宣和三年(1121)从潮州海阳县析出三乡十二都建置的。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撤消,而后于绍兴八年(1138)(一作十年)恢复,至1991年底才又撤消,改建为地级(相类于古代的府级)的揭阳市。

除了1965年割出西部历史上霖田都的大部分和蓝田都的一部分,与原属陆丰县的五云、上砂两镇(当时称公社)组建揭西县外,更曾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析出龙溪都(今潮安庵埠镇)回归海阳县(今潮安县),析鮀江、鳄浦、蓬州三都(今汕头市金平、龙湖区及澄海市南部)与海阳县隆眼都凑置澄海县。还于清乾隆三年(1738)割蓝田都九、十两图(今梅州市丰顺县汤南、汤坑镇)与海阳县丰政都合置丰顺县。按道理(也包括制度),割出区域中原属揭阳的那些山川胜地、人物事件,便非乾隆四十四年的揭阳县所有了,顶多也只能作为“附录”予以记载,但该年所纂的县志,在处理这些事象时,却通过含糊的手法,把那些应该剔除的内容,“兼收并蓄”进来。这样乍看揭阳的人文还很丰盛,但其实已含水份,这对后世了解揭阳,没有什么好处。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在列论揭阳先贤时,不涉及郭真顺、薛侃、翁万达之故。因为潮州、汕头已按“属地管理”原则在宣传了,我们不能不割爱。

旧志“掠美”主要体现于科举、人物、艺文等部分,在山川上也有迹象。

如卷一《山川》所载揭阳山、飞泉岭、苏姑山、瘦牛岭乾隆四十四年时已在丰顺境内。

如卷五《选举》所载进士翁舆权、林绍坚、陈仕宝、林善、庄典、杨玮、杨琠、薛侃、薛侨、薛宗铠、陈思谦、翁万达、郑有周、林光祖、郭维藩、薛守经、罗万杰等都分属编志当时的海阳、澄海人。

如卷八《艺文》本县作者郭真顺、薛侃、薛宗铠、翁万达、林大钦都非乾隆时揭阳人,所咏所记瘦牛岭、中离山、汤水(汤坑)等也非境内之景,与“凡例”设定的收录标准、依据已有差距。

诚然,把历史上属于揭阳县,后来分属于海阳、澄海县的人物、艺文“划转”还后者,揭阳县的人文立马逊色。这是不争的事实。揭阳可以称为“海滨邹鲁”,称为“文物之都”,大半得誉于后来其里籍划归海阳、澄海的人物,如薛侃、翁万达等,而那些为过去的揭阳县挣得声名的诗文也不例外。但这是客观事实的存在,反映了历史上的揭阳县人文分布的东重西轻,明重清轻。但既然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让揭阳县丧失了这些优势、这些资源,后人又何必因为缺乏自信而还要恋恋不舍的借用与移用呢。名因人存,人随籍在。既然那些先贤都已由历史划拨入别的地方,成为别的地方的品牌,我们仍然利用“历史”的关系而来挽留,那是不能奏法和很没有意思的事。

过去就让他过去,确立点自信自尊,弘扬起真正属于我们所有的历史与人文,并在这不太高的站位上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美丽与灿烂,对于现实与未来,都更有好处和益处。

这是编志者与读志者,以及研究与“利用”历史者所必须明确的、坚持的。敢于抛弃过去时的辉煌,乐于创造未来时的光耀,别做开口闭口“过去比你阔得多”的阿Q,而做从筚路蓝缕、叩石垦壤中创造新境界的英雄。历史就真的可以改写,让其从一般而跻身于杰出。让“美”出于自己的创造,而非“缉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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