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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绘画工作上，则秋高气爽的时候，总比严冬酷暑舒快得多。此时不热不寒，于美术行事，殊为适宜。” 这是寓居上海的画家陈抱一在1941年《上海艺术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一个秋天的回忆”中的文字。 1941年的秋天，对于上海艺术界而言，相当特别。就在秋意最浓烈的时候，留守上海的部分画家，成立了上海艺术学会，学会的宗旨是“扎扎实实研究绘画艺术，不问政治”，《上海艺术月刊》是学会会刊。从某种角度上说，彼时常受到日军侵扰袭击，但充斥着租界的上海，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显得相对平静——这其实也是海派艺术得以诞生并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吴昌硕 辛酉（1921年）作 墨梅图135×33cm 约4平尺 在20年前的1921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相对平静”的上海已经表现出了它经济与局势上的优势，海派艺术发展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前文提到的陈抱一恰好在这一年由东京美校毕业回到上海。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晨光艺术会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首个作品展；上海美术学校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寓居上海的吴昌硕为齐白石订下润格，这位上海艺坛的执牛耳者、海派艺术的巨擘是年得以将自己的造像收藏在西泠印社的龙泓洞中，这里也因此有了“缶龛”的美名。 彼时吴昌硕78岁，大约对这一年相当满意，心情舒畅的他在冬天作《墨梅图》，题诗：“危亭势揖人，古雪解谁语。风吹梅树华，着衣幻作雨。池上鹤梳翎，寒烟白缕缕。” 冬日里的风吹梅花，池上白鹤于寒烟中梳理羽毛，白雪、白梅、白鹤、白烟……吴昌硕用墨色将洁白的“寒色”展现淋漓，以老辣的用笔画出如篆般的质感的苍劲梅枝，向上延伸的笔墨古劲无匹，大有酣畅淋漓之感，短枝交错间点点白梅怒放，这是吴昌硕笔下独有的生命律动。 二十年之后的1941年，吴昌硕的学生赵云壑也在秋天以花木为题材，画了整整四条屏的作品。 在老师吴昌硕去世后的四年，他离开上海这座充满了他艺术足迹的城市，回到苏州居住，辟园造景，遍植琪花美树。他的四条屏里，不再是老师吴昌硕那般的素墨白梅了，而是彩与墨交织成的四季花卉，构图繁而不乱，设色大胆明丽、墨彩交织，有拟古意所作的硕果累累的南天竹，也有典型的海派趣味和喜庆气象的紫藤，藤身以老健的笔墨画出，一气呵成，紫藤花则轻盈地随风飘舞，相映成趣。四屏铺展，满堂华贵——正如这个多彩的上海之秋，画家们不问政治，仿佛只醉心于他们笔下斑斓的世界。 赵云壑 辛巳（1941年）作 四时花卉四屏230×50cm 约10.3平尺（单幅） 赵云壑 辛巳（1941年）作 四时花卉四屏（局部）有趣的是，赵云壑不仅是吴昌硕的弟子，也是他晚年的代笔人。 郑逸梅的《从赵云壑学画》中写道：“日本人慕吴昌硕画艺，如求得牡丹一幅，彼邦人士见而复定者往往十有余帧，昌硕认为重作减少兴趣，辄由云壑为之，既成，署昌硕欸（疑为‘款’误），钤昌硕印，日人不之辨焉。”可见赵云壑仿吴昌硕极似。 郑逸梅 《范雪君在吴门从赵云壑学画》赵云壑祭吴昌硕文赵云壑画下《四时花卉四条屏》的时候，吴昌硕已经去世14年。曾经仿佛格外“礼敬”海派艺术家的日本军阀开启了对中国更为频繁的狂轰滥炸，上海这一方借由租界保持“相对安宁”的土地，是否还能长久地安宁下去？ 当时的海派艺术家无法给出答案。 唐云 辛巳（1941年）作 春雨野鹭图131.5×33.5cm 约4平尺 继续说回1941年的秋天。 这年三十余岁的年轻海派画家唐云，在秋色中画了一幅属于“春天”的作品——《春雨野鹭图》：桃花一树，邻水而开，桃花树下，则以墨笔画湖石，通透的墨色中和了花朵的鲜妍色调，几叶纤长的苇叶，大面积的留白突出了春雨后初涨的澄澈河水，而工笔所绘就的一双池鹭正信步于苇丛中，松而柔的干笔擦出池鹭身上蓬松的羽毛，似乎格外闲逸。 风格清丽精雅的唐云，作品中有海派独特的清逸与温情。但画面中依稀有一丝紧张的气氛——一只池鹭目光低垂，注视水中游鱼，伺机捕捉游鱼。 唐云 辛巳（1941年）作 春雨野鹭图（局部）今天的我们已无从得知这紧张感究竟是否出于画家对于战乱现实的投射，然而1941年的秋天，的确是上海在解放前的最后一个相对平静的秋天了。是年年底，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这一隅表面的宁静，也终于被彻底打破了。 “秋天的写生，当然也还是爽快的。但在这几年来的时局中，谁有机会和定心去旅游写生呢？”这依旧是文章开头陈抱一的《一个秋天的回忆 》的句子。 无论如何强调着“扎扎实实研究绘画艺术，不问政治”，艺术也最终必然要面对现实的战火。 “我每天流连在美的大自然中，我从不若杨载所云的‘不防山水乐吾乐，岂有饿溺忧民忧’那末地冷静，不过我希望用美的热力，以振醒懵懵！”七十余年后，我们面对这些海派画家1941年秋日的作品，是否还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复杂心绪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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