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实的“朱高煦”：从靖难到叛乱，讲述汉王的是是非非

这才是真实的“朱高煦”：从靖难到叛乱，讲述汉王的是是非非

（本文一万一千字，引证较多，阅读时间较长，慎点，有可能浪费阁下宝贵的时间。）

永乐大帝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另外还有四子，名朱高爔，幼殇。

兹将朱高煦一生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讲解，此四个阶段分别为：靖难之战、永乐得宠、榆木川之变、宣德谋反。

靖难之战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驾崩，临终遗言，不准在外藩王进京奔丧，已经走到淮安的朱棣只得悻悻而回。有人说这是矫诏，其实不然，朱元璋向来谨慎，他把儿子们分封在外，诸王皆为中央藩篱，特别是燕王、宁王等拥兵边陲，朱元璋担心残元势力得知他驾崩的消息而扣关劫掠，所以不让诸王进京奔丧，其意在于稳固边防。

一年之后，即建文元年五月间，朱元璋驾崩周年，朱允炆恩准在外藩王各遣儿子入京吊祭，于是燕王朱棣派三个儿子同往南京，继而同还。

关于燕王三子离京这段历史，史料俱载，朱允炆已决意派兵至北京削朱棣藩，因担心羁留其三子引朱棣猜疑，所以遣归，但朱允炆旋即后悔。

笔者以为三人很可能是偷跑的，《明史》及《明史记事本末》均记载了三子北还的一段小插曲，即朱高煦盗舅舅徐辉祖善马以归，但《太宗实录》未载。

如果三人是朱允炆遣归，高煦何苦盗马？况且，《明史. 高煦传》又载：

（高煦）盗辉祖善马，径渡江驰归。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于是朝臣举以责燕。

朱棣起事在即，遣三子入京，一为向朱允炆释疑，一为借此行窥伺南京虚实，三人归反北京自然是越隐蔽越好，越快越好，没理由大耍世子威风横生枝节。史料载朱允炆曾下旨追还，但“追之不及”，由此可见，涿州驿丞很可能接到了截留三人的朝廷命令，三人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于是杀驿丞而逃。

朱高煦之功，此番千里大逃亡当属首功。为何？

朱高炽是个瘸腿胖子，而老三朱高燧时年只有十六岁，因此带领兄弟三人逃出危机四伏的南京城，朱高煦责无旁贷。若不是朱高煦盗马、杀驿丞，率领兄弟三人千里大逃亡，并最终平安回到朱棣身边，则靖难之战至少会出现变数。

谷应泰有言：

方太祖小祥（笔者：小祥者，周年之祭也）之时，正诸藩遣子之日，宜于大内置百孙院，因而留之，仍择名臣傅之礼义，四小侯就学于汉，即长安君入质于齐也。

朱允炆若以朱棣三子为质，以朱棣之狡黠，必不会束手就擒，也不会阻挡其靖国难清君侧的步伐，但总归有所掣肘。朱高煦之功，在于使朱棣免于投鼠忌器。若真如谷应泰之言，朱允炆置“百孙院”羁留朱棣三子，或许会再次上演“当分一杯羹”的故事也说不定。

不过毕竟朱高炽得以返回北京，朱高煦功不可没，所以历史上朱高炽多次为二弟求情免责，应当不全是杜撰。

《太宗实录》并没有记载朱高煦靖难战功，这很正常，即便朱高炽不删除实录中的朱高煦战功，朱瞻基也一定会。而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燕兵起，高煦戮力为多”，笔者以为朱高煦之战功当不在张玉朱能辈之下。

这才是真实的“朱高煦”：从靖难到叛乱，讲述汉王的是是非非

朱高煦曾两次救朱棣于危难之中，一次白沟河之战，一次是东昌之战。

白沟河之战是靖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这一战击溃了李景隆所率领的朝廷主力部队，之后朱允炆便再没能力组织军队进行大规模战斗。此战标志着燕军从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这一仗异常惨烈，上半场朱棣三易其剑三易其马，被三创并射尽三服箭，仅得三骑逃脱，关键时刻朱高煦率军赶到投入战斗，燕军才由被动变为主动，并最终取得了白沟河之战的胜利。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进抵高邮，此时前有长江天险，而江北渡船已悉数被焚，盛庸军牢牢把持着制河权，江北又有大军环视在侧，而燕军自正月出北京以来已连续作战四个多月，疲惫不堪，朱棣心生退意，“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一举击溃盛庸军，朱棣才得以南渡。正是此战，朱棣说了那句名言，“勉之！世子多疾。”

从朱棣江边彷徨来看，其对于朱高煦能否引北骑而来并不抱太大希望，由此可见，谷应泰评价朱高煦“不过桀骜不臣”并不准确，朱高煦能凭区区一人之力借来蒙古骑兵，试问有几人都做到？再由南京盗马、千里大逃亡、涿州杀驿丞，足以看得出朱高煦是一个有勇有谋且杀伐果断枭雄。

永乐得宠

那么朱棣到底有没有想过传位于朱高煦呢？

笔者以为“有”。

朱棣即位之后，诸王及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请立储君。按照朱元璋遗训，当立长子朱高炽无疑，可朱棣一直推脱。他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令朝臣无可反驳的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机会。

永乐元年二月，朱棣即命朱高煦守备开平，并多次遣书相授机宜。一俟朱高煦在对抗残元势力的战斗中取得一场大胜仗，朱棣就可以借机立高煦为太子。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蒙古各部族忙于内斗无暇南顾，别说大胜仗，就连较大规模的犯边劫掠都不曾遇到过。

无奈，朱棣只得于永乐二年四月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自此之后，朱高煦便在《太宗实录》中销声匿迹了十年，直到永乐十二年正月才有记载：

汉王高煦还南京。去年冬，高煦请还，上曰：天寒，尔与从者皆不便，姑俟春暖。新岁，高煦申前请，上曰：朕欲至秋遣尔南还。高煦不应，遂命钦天监择日遣之。

也正是由这则史料，后人引申为朱高煦长期借故滞留南京不肯就藩。其“封国云南不肯就藩”，最早载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三月：

改赵王高燧封国于彰德，申命汉王高照往居青州，时高照奏愿留侍左右不欲之国，复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当长在侍下，前封云南惮远不行，与尔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诚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还？是时，朕欲留尔长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实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