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爱看”定义着电视剧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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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7日刊 | 总第1861期 在国剧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作品恒河沙数，杰出创作者层出不穷。 此时此刻，我们一方面要上下求索寻找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要回首经典汲取丰富的历史养料。 总有一些常识颠扑不破。总有一些经验历久弥新。 一批已经在国剧生产创作中取得卓越成就，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大家，堪称剧匠。他们将陆续分享自己的独门心得和独到观察。  “老百姓爱看”定义着电视剧的属性 年轻时候的郑晓龙，正好赶上了改革文学和伤痕文学的热潮，他提到了《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也说到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对自己的影响。  什么样的人拍什么样的故事。郑晓龙在一开始创作时就坚持“现实主义”的理念，也有意识地琢磨观众爱看什么的问题。后来他拍摄了很多极具现实性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郑晓龙实现了“老百姓爱看”这个小目标。 然而近年来，“老百姓爱看”这五个字已经变得不那么简单，老百姓具体指谁？爱看什么？这两个指标指向的是电视剧该如何定义的问题。  郑晓龙表示：“过去我们把电视剧称为带有商品性和宣传性的文艺作品，现在界限模糊了。前些年把电视剧过度当商品的人大行其道，流量、大数据和IP非常热闹；也有些人把文艺作品过度当宣传品或是完全的艺术品，他不考虑别的。” 任何一种将电视剧推向某种极端的行为都无法长久，也必然会遭遇反噬。电视剧是要跟社会互动的有机媒体，过度文艺的路走不通；不遵循电视剧创作规律的宣传作品，达不到好的社会影响。  “过去几年整个行业不差钱，将电视剧过度商品化，它推动了一些东西，也破坏了一些东西。比如有很多公司上市，行业的容量变得很大，专业分工也更加细致，影像提升得非常明显。” 电视剧在影像方面的提升，带给了观众很好的视觉体验，观众对影像做得好的电视剧，往往会给予特殊鼓励。“但爱看，指的是在讲好故事之上的影像优化，讲不好故事的影像创新长不了。”郑晓龙说道。 “文艺作品就像水一样，必须处在高处才能往下流，如果一部电视剧上不到那个高度，它就无法传播到平地上。”郑晓龙觉得搞文化的人，起码对自身要有点要求和自信。 “我们得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峰，奖项、爆款不是它的衡量标准。高峰就是大浪淘沙，是时间和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拿中国的汉赋来讲，它对仗工整、辞藻华丽、风靡一时，但历史不把它当高峰，历史选择了唐诗宋词。”  这是郑晓龙对于高峰标准给出的第一个回答。 “如果从全球绘画、音乐、戏剧文学作品中，拿出100部被人类共同认定的高峰，那么，我们总能看到这些作品对一个时代的揭示和反映。而现实主义就是高峰中的主旋律，现实主义对时代本质的认知至关重要。”  最后一个标准，郑晓龙放在了人物上。“没有人物形象作品就留不住，因此有几个突出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是必须的，这既是作品文艺属性的追求，也是其商品属性的追求。好的小说一代人又一代人看，好的电视剧，就有不断播出的可能。” 《甄嬛传》的“红”与“黑” 在美国观众眼里，《甄嬛传》讲的是一个弱女子以不屈的灵魂对抗整个大清帝国的故事，它是从反封建、批判角度看的。在台湾，琼瑶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个爱而不成的悲剧故事，它是从普遍的人生悲剧角度看的。 跟过去的舆论环境不同，近些年来观众对一部剧的三观审查非常严重，一部剧的播出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甄嬛传》的后劲大，也没有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审查”。  有人将《甄嬛传》划定为一部不阳光的宫斗剧。郑晓龙认为这种划分方法过于简单粗暴了，“讲后宫的故事，就一定是宫斗吗？” “《甄嬛传》是在批判皇家的封建婚姻制度，甄嬛想得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过一生，是不可能的。她的这种追求必然是悲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把她变成一个一直阳光的人，反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文艺作品的风格既可以有阳光的，也可以有悲惨的，但悲惨故事迸发出批判的能量不低于阳光故事的能量。” 忧郁与悲惨故事关注的是个人命运的幻灭，反映的是时代的局限。如果要追溯文艺作品的忧郁和悲惨，我们等同于穿越文艺作品的全部。 而一部经典作品中人物的缺点，往往也是那个时代的病症。《安娜·卡列尼娜》讲一个出轨的女人，《红楼梦》讲贾府的败落。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有拉斯蒂涅、伏脱冷，他们是忧郁古怪的撒旦式人物，但他们不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损色毫分。 接着郑晓龙谈到了观众的接受心理：“当观众被这种黑暗制度和悲惨压抑的命运所触动，就越会产生改变悲惨的冲动，人是这样子的。文艺作品写人，首先要懂得人。不能一味地描绘鲜花与美好，封建社会不是这样的。”
“拿现在观众的角度看，只要是皇帝就是负心汉，而且他不是负某一个人的心。”皇帝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情感只占他人生很小的一部分，这么小的一部分还要给那么多妃子分，而在大部分观众那里，感情是要保持专注，是“从前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但《甄嬛传》不是一部偶像情感剧，它是一部以正剧手法表现宫廷生活的电视剧，它带有中国历史赋予的独特且残酷肃杀的苍凉感，这份苍凉来自铁马冰河半生死，也来自旧日的阁楼伊人痴等候。
拍的时候郑晓龙没觉得特别好，“第一次播的时候也没觉得多好，在这部剧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中，才有了回味。一开始就觉得好的是我们的剪辑金晔。” 刚开始金晔粗剪出了89集，后来郑晓龙和金晔又进行了精剪，确认了最终的76集。有人剪辑电视剧是往多里剪，郑晓龙剪辑是往少里剪。 每次郑晓龙剪少十几集的时候，周围总有声音在说：“晓龙，你知道减下去一集要多少钱吗？”当76集的《甄嬛传》取得了轰动的播出效果时，也有人向他提议，把《甄嬛传》剪掉的部分再做一个新的加长版。郑晓龙说自己不干这事儿，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剪辑是用镜头讲故事的过程，跟文字讲故事不一样。它需要将重复啰嗦的部分去掉，同时没拍好的地方要懂得藏拙。此外，它也是一个加分的过程。” 比如《甄嬛传》里有一场重头戏是甄嬛回宫，拍的时候郑晓龙就有意识注入了更多内容，剪的时候又特意加长了这个过程。郑晓龙表示：“因为甄嬛在外面待得太久也太苦了，观众也跟着甄嬛压抑了很久，这个时候，甄嬛和观众都需要出一口长长的气。”
对现实逻辑的要求，是一种洁癖
“原著小说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很好：首先它搭了一个架子，让三个女孩进宫跟皇帝产生了不同的感情；第二，主角甄嬛一开始见到皇帝，没有把他当皇帝，皇帝喜欢她这份率真，这是他们的感情比别人特殊的地方；其三是小说里的人物特别庞杂，可选择的材料很多。” 但原著是一个架空故事，它不仅不落地，而且都是围绕情感展开讲述的，所以花了好几年时间改剧本。流潋紫先改了一遍，之后王小平又改了一遍。 改剧本阶段也是郑晓龙和王小平的吵架频繁期，在理逻辑时，二人每天为剧本争论不休，“好不容易有天没吵架，我们俩去逛公园，在公园不小心又聊起了剧本。进公园的时候还是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就各走各的了。”郑晓龙笑着说。 最终电视剧将小说和清代雍正朝进行了嵌套，“雍正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是将政治放在第一位的，再加上清史关于雍正后宫的记载很少，也给了这部戏更多的发挥空间。”
宫廷生活要落地，一定要讲其政治性。 郑晓龙表示：“要求皇帝的生活全部围绕情感展开，就不大可能。皇帝有繁衍子嗣的任务，祖宗家法要求他必须跟不同的妃子睡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只喜欢一个人，是不符合人性的。因此，皇帝跟这些女孩们的关系首先是政治需要。” 华妃年世兰是武将年羹尧的妹妹，沈眉庄是济州佐领沈自山之女，安陵容是知府安比槐之女，祺贵人是瓜尔佳氏鄂敏之女……
“雍正娶的妃子基本都是官家女儿，他利用她们来牵制前朝，再用前朝来衡量后宫。华妃的悲剧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郑晓龙对剧本是有拍摄洁癖的，他的拍摄要求不仅仅在于文字的干净、人物关系的张力，还有彼时彼地的条件能否促成事件的发生。 原剧本里有场戏是皇帝来看望眉庄，但眉庄心里仍然对他冤枉自己的事耿耿于怀，两人不欢而散，于是皇帝在东厢房睡下了。这时候温实初来送解酒药，和眉庄在西厢房有了一夜之欢。 那段时间郑晓龙常去故宫待着，看房屋和驿道的模样，观察不同宫殿之间的距离，想象拍摄的时候应该怎么布置。“要把时间空间都了解清楚了，拍摄的时候才有这个概念。” 当看到房屋结构时，他心想：“坏了，这场戏在逻辑上不通的。清朝的房子是通房，皇帝来的时候还有一拨人跟着，皇帝睡在东厢房，西厢房的温实初绝对没这个胆子。” 于是郑晓龙将这场戏改成了：眉庄先气走了皇帝，之后召了温实初。原本太后送来的酒想要撮合皇帝与眉庄，结果撮合了温实初和眉庄。
拍御花园的戏也让郑晓龙伤脑筋，横店的御花园植被很小，而且还有芭蕉等植物，而故宫御花园主要是松树，于是剧组造了很多松树放在御花园。 “但总体上，拍摄《甄嬛传》的过程，我没觉得难，也没吃多少苦。其实很多戏比《甄嬛传》拍摄得难多了。有时候创作不是付出多少，就回报多少，这个事儿很难说。倒是演员的压力比较大。”  郑晓龙表示，选孙俪来演甄嬛是因为，之前就跟孙俪合作过《幸福像花儿一样》，觉得她很合适。而且孙俪特别用功，台词基本都是一条过。“这次在《甄嬛传》拍摄期间，有次陈建斌来找我，表示跟孙俪演对手戏压力大。” 《甄嬛传》是郑晓龙的第一部古装剧，他将这部戏放在了历史现实逻辑中讲述，为其创造了多重解读空间。现在郑晓龙正在忙着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图兰朵》，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大量视效镜头讲故事。 “我没觉得电影和电视剧是两个不同的行当，之前拍的电影《刮痧》是一个现实题材作品，拍完了之后我觉得电影化程度不够高。后来有人找我拍《图兰朵》，但我直接拒绝了，我说这个故事不可能拍成电影。” 后来郑晓龙还是决定把《图兰朵》搬上大银幕。“舞台上的《图兰朵》是一个意大利歌剧作品，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它变成一个故事，逻辑和细节要合理。能用镜头交代的，绝不要用人物台词去交代。” 这是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爱情故事，但多年的创作习惯，让郑晓龙赋予了这个故事很多烟火气。“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发生的故事，只是我们这个年代没有了，但曾经发生过。” “我在挑剧本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故事像什么，我就马上没兴趣了。国外很多优秀的歌剧都拍成了电影，唯独《图兰朵》没有。它很难拍，不论是题材还是表现形式，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 “这个片子很多东西，是别的电影没有的。故事的讲法和视觉方面都会展示一些新的东西。特效是很难的一部分，动作戏上也集合了东方和西方两种打法。” 《图兰朵》原作是一个西方视角的东方传奇故事，对于东西方观众而言，它几乎没有文化隔阂。“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小联合国，每次开会的时候，说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日语的都有。这个团队的成员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他们都是来到北京，为这个电影服务。” 一个有生命力的创造者，怎么能放过挑战自我的机会呢？ 【文/毛毛王】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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