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所大学，一所著名的大学，必然要有自己的个性，给人更多的东西。但首先它应该有很多的余地，让一个人在其中尽其可能的成长;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人提供一个无限的空间。 
一百二十年来，有多少人经过北大校园，就有多少个北大。 我是1985那一年入学、1989那一年离开北大的。快三十年了，其间曾数次重返，校园内外充满变化。但这些变化和我的北大没有关系，我的北大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影响和改变它。 十几年前回北大开会，走在南门外熙攘的人群中，曾有面目模糊的男子跟过来低声问:“要文凭吗?要北大文凭吗?”这是我上学那会儿没遇到过的。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些人，没有那么些店，没有那么些楼。黄昏时分去晚自习的路上，可以远远看见夕阳下线条浑柔的燕山。我记忆中的北大有很多的余地，让一个孩子一点点地长大。 
北京大学南门 我记忆中的北大是黑白二色的，但有着很多的声音和味道。北大广播站的音乐。周末学三舞会的嗡营。从三十五楼楼道尽头传来小号委婉悠扬的曲调，每次吹到同一个地方就卡住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如泣如诉的几句。三角地的广告栏。图书馆前的草坪。学五的小炒。燕春园的啤酒。羊肉串。小南门外的云南过桥米线。男生宿舍楼中难闻的混合气味。毕业前夕的一个晚上，赶在熄灯前去开水房打水，路上听到一小丛树后传来的情人对话，女孩子低低的声音听不清楚，一个男声特意放大嗓门用演讲一般的声调激昂地说:“难道你比谁谁还要狠心吗?” 
八十年代的北大食堂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赶上了都说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十年。1988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十六岁的我在三教的一间教室里写下《十三岁的际遇》。后来，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那篇文章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虽然出版社从未征求过我的同意，也没有通知过我或者我在国内的家人。多年后我才看到一册:目录中自己的名字和死掉已久的中外作家的名字列在一起，显得非常刺目。文章风格很般配当时写文章的年龄，虽然人到中年回头看不再象二十三十多岁那会儿自觉汗颜无地，但那是一个恍如隔世的我，又觉得和死掉多年的作家列在一起，确实很合适。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这个庐山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北大，而是当年的自己，只有回顾中才看清楚一个轮廓:智力上远比当时的年龄早熟，情感复杂而单纯，阅历全无。给自己规定一天读一百页英文原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用球鞋带扎头发，毫无普通意义上的虚荣心，但是却为球鞋带感到强烈的虚荣;傲而拙。 
八十年代的北大宿舍 多年后，两个使用笔名的作者在一家通俗杂志上绘声绘色地编出一系列关于我的故事，包括说我在北大时曾经把自己的诗给诗人海子看还得到他的赞赏。其实我完全不认识海子，没见过他，也不曾把我的诗给他看。但我确实记得在毕业那年听说这么一个诗人自杀了的消息。那是一个喧嚣的春天，那个春天我们年级也有一个同学听说跳楼了，虽然她不是诗人。自杀是瞬间的困难，之后就无所谓了。但不自杀，只是活着，过日子，也容易。难的是也活下去，也过日子，而且不断地更新自己。一方面变，一方面不变，最难。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容易得来的。 这么多年来，除了湖与塔，北大一直在变。但是没有了 “北大”，湖与塔又算什么呢?学校不是一个地点，四面墙，几座大楼。它是一个机构:养育呵护了那么多人，自己也需要养育和呵护。它也是机构里面的人:从学生，到校长，到老师。是这些人造就了北大。没有了人，“北大”又算什么呢?而学生年年来去，校长也会更换，留在学校时间最长的是老师们。选择人才多么不易而又多么重要!人才在得到一个好机会之后，不断上进和更新，不被熙攘的人流卷走，对工作、对学生尽心尽力，那是人才自己的责任，一辈子的责任。 
文凭只是一张纸。很多学校都可以给人出色的职业训练。一所大学，一所著名的大学，必然要有自己的个性，给人更多的东西。但首先它应该有很多的余地，让一个人在其中尽其可能的成长;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人提供一个无限的空间。 也给所有经过的人，带走一个属于自己的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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