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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瓦岗英雄临终遗言有何玄机

 泊木沐 2019-08-09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古典小说《隋唐演义》中神机妙算的瓦岗英雄徐茂公(本名徐世勣,字懋功,被唐高祖李渊赐姓为李,后更姓名为李勣),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年,他七十六岁,而当年的朋友与对手都已作古,人生至此,夫复何求?然而,这位大唐名将,曾经的瓦岗英雄却在临终前,留下玄机重重的遗言,里面充满了别样的清醒与忧虑。

史书这样记载李勣的遗言:“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兒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李勣的这些遗言是对亲弟弟李弼说的,这段话的大意是:我思量自己一定会死了,想同你做诀别。又怕你悲伤痛哭,所以假装病情转好,并设宴乐。你现在不要哭泣,听我安排。我亲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辛苦建立门户,希望能荫庇后辈,但被愚蠢的后辈弄得破家亡人。我这些不肖儿孙,现在都交付给你,你应细加防察,如有操行不伦、结交非类,马上打杀,然后告诉我知道便可,以免倾覆家族……违背我的话的人,如同屠戮我的尸身。

从这段临终遗言来看,李勣对生死已然看淡,但对子孙后代却深怀忧虑,担心子孙不能处理好与皇家的关系,担心整个家族会毁于不肖子孙之手。因此,他才在遗言中要求,凡子孙中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者,立即家法处死,决不能因一人而连累全家。

这样的嘱托,除了来自他提到的几位功臣家族遭殃的教训外,还来自对皇权政治诡谲的恐惧。然而,这位具有神机妙算本事老臣的担心,最后还是在他的孙子身上发生了(此是后话)。

李勣出道很早,十七岁就闯荡江湖。仕唐之前,李勣先后在翟让与李密手下做事。由于他是翟让旧部,因此李密对他不很信任,在李密火并翟让的鸿门宴上,他差点被稀里糊涂地杀掉了。李密主政后他即遭排挤,“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此后,几经辗转,又先后为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效力。一生饱经乱世,出将入相,几乎经历了隋末唐初的所有大事件。这种极为丰富的阅历,令他对帝王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谲权术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唐太宗将没有任何过错的李勣贬为叠州(今属青海省)都督,并对太子李治加以嘱咐,称徐懋功“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相当于宰相),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面对李世民突如其来的试探,精明的李勣马上就体会到皇帝的用意,他不但没有任何怨言,接到命令后,连家都没有回,第一时间就奔赴远在青海的叠州。

李勣斯时正任兵部尚书,堪称军事领域的万里长城。然而,对于这个军事奇才,唐太宗在内心深处并不那么放心。他出身草莽、参加过瓦岗军,并在玄武门兵变的紧要关头拒绝过自己的极力拉拢,并且也没有得到儿子李治的些许恩惠,真不知李治是否驾驭得了?因此唐太宗玩了一下权术试探他。尽管果断赴任保住了性命,但李勣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李勣深谙为臣之道,他深知自己出身草莽,也不是皇家贵族圈子(关陇贵族集团)的人,唯有走“纯臣”的路线,才能在微妙的君臣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纯臣”,并非仅理解为忠纯笃实,还应理解为既忠于自身职责,也不选边站队的操守与智慧。

当年李密败于王世充后,不得已投奔已在关中称帝的唐高祖李渊。此时,李勣正镇守瓦岗军旧地,其范围“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故主降唐,李勣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据地称王;第二,随李密降唐。第三,投奔其他英雄。但李勣的决断出人意料,充分展现了他的“纯臣”之道。他说:“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于是,派使臣赴长安上表。唐高祖听说李勣有使臣来,急忙召见,见只有给李密的信,好生奇怪。使臣详细道明原委,唐高祖大喜,认为李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这样,李勣以忠于旧主的方式投降大唐,留下了一个“纯臣”的美名。

玄武门之变前夕,当秦王李世民夜邀李靖、李勣共商大计,俩人不约而同的默不作声。这件事,其实体现了两位初唐“军神”的操守与智慧。介入皇家纷争固然可以邀功请赏,博得高额政治回报,但其风险度同样非常高。纵观历史,真正的智者往往对皇室内部事务缄口不言。而那些积极介入皇家纷争博取功名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职业军人的操守。

当然,李世民对李勣的“纯臣”之道也了然在心,依旧重用他,让他负责北方的防务。但是,并非所有的帝王都能理解这种“纯臣”之道,李勣能遇到李世民也是一种运气。

唐高宗做了几年皇帝后,也学会了弄权,他要废王皇后,另立小妈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都纷纷反对,只有李勣一人称病不表态。经唐高宗再三询问,李勣只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后世对他不反对立武后一事颇有微词。但我们也要看到,古往今来,无论臣子权位多高,血缘多亲,凡掺和进宫闱之事无论成败,最终往往都难逃劫数。李勣选择置身事外,怎能说不是明智的选择呢?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李勣的远见卓识,由于在废王立武事件中触怒了唐高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一的长孙无忌,虽贵为唐高宗的亲娘舅,最终也被诬谋反,全族或杀或流放,长孙无忌本人也被迫自缢身亡。

其他的凌烟阁功臣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去:有大功的宗室亲王李道宗被罗织进了谋反案、惨遭流放;房玄龄、杜如晦的儿子也因牵涉这个案子中惨遭屠戮,显赫一时的房、杜两家一落千丈,房玄龄家族几乎被清洗殆尽。

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勣算得再准,子孙听不进去也是枉然。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废掉自己儿子的帝位,自己称帝。李勣的长孙李敬业起兵反武,最后兵败身死。

由此,李家被剥夺赐姓,还原徐姓,并满门抄斩。就连死去多年的李勣也被追削一切官爵,刨坟斫棺,挫骨扬灰。李勣遗言中最忧虑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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