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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宝蕾| 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2019-08-09  你我入画

【摘要】

杭州南宋遗址中出土了诸多不同窑口的瓷器,属于南宋宫廷用瓷的范畴,除了极少量的汝窑、磁州窑、耀州窑瓷器为北宋时期,余姚官窑、郊坛下官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的产品为南宋时期外,人们亦把定窑及建窑的瓷器视作南宋时期的产品。通过对器物的观察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作者认为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定窑及建窑瓷器应为北宋产品,是宋室南迁时带到杭州来的。

杭州在近几年的城市遗址考古中,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尤其是南宋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更是备受关注,如南宋太庙遗址、德寿宫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御街遗址以及位于原东南化工厂的南宋遗址,都出土了一些精美的瓷器残片。就目前已发表的材料来看,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南宋官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产品[1]。其他如高丽窑、磁州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器物出土数量相对较少(表一)。龙泉窑及景德镇窑的产品一般都是南宋时期的。东南化工厂遗址没有出土南宋时期广泛流行的龙泉窑及景德镇窑瓷器,却有汝窑、建窑等器物及较多的定窑白瓷和余姚官窑的器物出土,说明此处出土的瓷器正是南宋早期的宫廷用瓷。余姚官窑的瓷器,根据《中兴礼书》的记载,是绍兴元年(1131)和四年(1134)由越州(绍兴府)余姚县烧制的;北方窑口的瓷器及建窑曜变纹盏则应为宋室南迁时带到杭州的。

01
余姚官窑瓷器

杭州出土的余姚官窑瓷器,器型有碗、盘(图一)、盏、壶、炉(图二)、瓶(图三)等,少量标本还带有釉下或釉上刻款,如“御厨”(图四)、“后苑”(图五)、“贵妃”(图六)、“慈宁殿”(图七)、“殿”(图八)等。大多为施透明釉的刻划花青瓷,其产地就在慈溪低岭头及寺龙口一带(宋属余姚),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虽然这是越窑衰落之后在越地设立的青瓷窑场,但是寺龙口窑南宋时期烧制的此类刻划花青瓷与北宋时期的越窑产品相比,风格明显不同,窑址内还有一类施乳浊釉的素面青瓷,更是与传统越窑产品从造型到釉色都大相径庭,明显不属于越窑范畴,故南宋人在《负暄杂录》中提及“余姚窑”后说“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2]。越窑在北宋晚期已经衰落,是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新的考古发掘再次证实了这一点。2014 年9 月至2015 年10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慈溪荷花芯窑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面积近1200 平方米,清理了唐、五代、北宋时期丰富的地层堆积,从地层上建立起唐宋时期越窑的主要发展过程,揭示了唐宋时期越窑从兴起到繁荣再到逐步衰落的完整过程[3]。根据《中兴礼书》中有关于绍兴元年(1131)和绍兴四年(1134)朝廷命令越州(后改为绍兴府)余姚县烧制“陶器”的记载,有学者为了把此窑与越窑范畴的余姚窑加以区别,同时标明其官窑的属性,称之为“余姚官窑”,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4]。

图一 余姚官窑青瓷龙纹盘
图二 余姚官窑青瓷三足炉
图三 余姚官窑青瓷刻花瓶

图四 余姚官窑“御厨”款青瓷盘残片

图五 余姚官窑“后苑”款青瓷盘残片
图六 余姚官窑“贵妃”款青瓷洗残片
图七 余姚官窑“慈宁殿”款青瓷碗残
图八 余姚官窑“殿”款青瓷碗残

宋代官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学者曾对宋代官窑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总结,概括为“宫廷置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四点[5]。实际上,宋代官窑的概念较宽泛,包括朝廷搭烧和专设的瓷窑、地方官掌握的烧制贡瓷的瓷窑以及朝廷或州府设立的砖瓦窑等[6],这是广义上的官窑,余姚官窑即属于此类。狭义的官窑就是朝廷设立的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如郊坛下官窑。

南宋时余姚县烧造陶瓷器的情况,据《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1131)四月三日,“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绍兴四年(1134)四月十九日,“权工部侍郎苏迟等言:‘勘会近奉圣旨,陶器令绍兴府余姚县烧造,余并令文思院制造……其竹木祭器令太常寺画样。依例,临安府支破官钱分下诸县依样制造,并于大礼前六十日一切足备,赴太常寺送纳。’诏依”。四月二十七日,“礼部侍郎陈与义等言:‘……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七月二十八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明堂大礼合用祭器等约九千余件,见今绍兴府烧造陶器,临安府文思(院)制造竹木器等,将欲毕备,委实别无安顿去处,乞下临安府指挥所属权令置库安顿。’诏依”[7]。《宋会要辑稿》也记载绍兴四年(1134),“今来开坐到祭器名件并合创造,乞令太常寺图画样制,下两浙转运司,令所属州郡均摊制造。所有陶器乞下绍兴府余姚县烧变”[8]。由此可见,余姚官窑瓷器的制作是由越州府(后改为绍兴府)监管的。

寺龙口窑址出土的青瓷可分两类,一类是刻划花青瓷,如炉、钟等,造型与传统越窑明显有别,尤其是青瓷钟,与《三礼图》中的特县钟造型相似[9],当是依样制作。另一类乳浊釉青瓷,其配釉及烧制工艺不见于传统的越窑,而与北宋汝窑的乳浊釉青瓷的工艺一脉相承,窑址内出土的“官”字款匣钵(图九)以及绍兴出土的该窑铭“御厨”款的青瓷盘残片,说明了其生产宫廷用瓷的属性。还应该看到,带“御厨”款的青瓷盘残片在杭州已出土许多件,这有力证明,为南宋朝廷烧制祭祀用器只是低岭头、寺龙口等窑场的临时任务,生产宫廷日常所用瓷器才是它的主要任务。因此,这类南宋窑场无疑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它就是广义的南宋官窑中的余姚官窑。

图九 慈溪寺龙口南宋窑址出土的刻“官”字的匣钵
02
  定窑瓷器  

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定窑瓷器,相对于除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之外的其他窑口器物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如,2001 年和2005 年杭州市考古所对德寿宫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了2 件定窑芒口印花盘残件。南宋太庙遗址的南宋地层中出土3 件印花定瓷瓷器,分别为2 件盘和1 件洗[10]。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的南宋地层中只出土2 件定窑白瓷器,分别为碗和盘,水池中却出土数量较多的定窑瓷器标本[11]。2009 年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定窑瓷器,以日用的碗、盘为主,制作较精(图十至图十二)。

图十 定窑刻花碗

图十一 定窑双面刻花

图十二 定窑刻花海水螭纹瓶

定窑白瓷自晚唐就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陕西西安北郊火烧壁窖藏中出土的52 件瓷器中,就有33件铭“官”款的定窑白瓷[12]。宋初,定窑瓷器亦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宫中。既有朝廷定烧的,也有地方进贡的。《宋会要辑稿》中“在京瓷器库”一条记载了北宋初年定州上贡瓷器的事实:“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13] 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各类瓷器82 件,而精美的定窑瓷器就有37 件,其中又有8 件定窑白瓷盘和8 件定窑白瓷碗的圈足内铭有“官”款[14]。可见定窑白瓷在北宋宫廷中受欢迎的程度。

杭州出土的定窑瓷器上的刻款,有的是在器物焙烧前划刻的,如“尚药局”款白瓷盒(图十三),有的铭“奉华”“苑三”“殿”等款识的(图十四、图十五),则多是后刻款,是在瓷器烧成选定后镌刻的[15],有些则是贡入宫中后由宫廷玉工刻的[16]。其中“奉华”铭文除了定窑白瓷之外,还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汝窑奉华纸槌瓶,器物精美,也是北宋宫廷遗物。北宋定窑窑址出土的“德寿”款残片[17],在杭州也见有出土,上铭“德寿苑”(图十六),说明这些定窑白瓷是南渡时携来的,因为北宋灭亡后,汴京的“德寿苑”便不复存在了。

图十三 杭州出土的铭“尚药局”的定窑白瓷盒

图十四 杭州出土的北宋定窑“苑三”、“奉华”款白瓷盘残片

图十五 杭州出土的铭“殿”字款的定窑白瓷盘残片

图十六 杭州出土的定窑“德寿苑”款白瓷残片

《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所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是发生于北宋中期的事,成书于南宋的《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 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18]已有学者对此记载的真确性做过论证,认为这种说法明显有误[19]。其实,这里所体现的只是朝廷对青瓷的尚好,并不是弃用定窑白瓷了。北宋宫廷中仍有部分定窑白瓷在继续使用,即使朝廷不再定烧定窑瓷器,也仍有土贡或特贡定瓷

进入宫中,充实到瓷器库中。

由于定窑在金代仍然继续烧造,故有人将杭州南宋遗址中出土的釉色白中闪黄的白瓷定为金代产品。虽然,金代定窑产品胎色不如北宋时期那样洁白,釉色普遍泛黄,但这不足以作为判定杭州出土定窑瓷器为金代的依据。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和净重院塔出土了众多北宋早期定窑白瓷器,制作精美,质量上乘,然亦有釉色白中泛青与白中泛黄两种。这是与窑炉的烧成气氛不同相关的:定窑是在馒头窑中烧造瓷器的,窑内火焰不稳定,在氧化气氛下,釉色就会呈现偏黄的暖色调,而在还原气氛下,釉色就会呈现偏青的冷色调。在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中出土的定窑白瓷中,有少量碗、盘口沿残留镶金银痕迹[20]。瓷器口沿镶金银,发现于唐代,而定窑白瓷则在五代至北宋时期流行口沿镶金银,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原吴越国王钱弘俶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21]。由此,从器物特征来看,杭州出土的这部分器物应为北宋定窑产品。

或许有人会以为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定窑瓷器不是北宋的,而是来自金国,这个问题似有必要作一探讨。

虽然北宋与辽的榷场贸易中有瓷器[22],墓葬出土资料也证实了这点,然而就统计的出土定窑白瓷的23 座北宋纪年墓及塔基来看[23],南方只有两地出土过定窑白瓷,其余的多为河北、北京、辽宁、内蒙,也就是说,都是与定窑产地河北相近的地区,是为满足当地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宋金时期,双方都在境内设立固定的榷场,通过贸易交换双方所需物品。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十二年(1142),此后由于战事的影响,榷场时兴时废,随着和战关系而转移。南宋向金输出的商品主要有茶、布、木棉、象牙、玳瑁、香药、生姜、陈皮之类,金向南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解盐、丝、绢、药材等[24]。双方交易的物品以生活用品为主。

走私主要是由于利益的驱动而导致的非法经济行为。虽然南宋和金都对走私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和严厉的打击措施,然而由于高额的回报,商人还是敢于冒险。那些社会需求量大、利润高的以及违禁品成为走私的主要物品。宋金陆路走私的主要物品是茶叶、马匹、绢帛、书籍、盐等。海路走私主要是南宋对金的输出,物品主要是米麦、绢帛以及军事物资等。

瓷器是易碎品,如果不是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在宋金时和时战的状态下,商人没必要冒险从北方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将瓷器走私到南方。如果说南宋还有一条发达的海路,那么仅从山东这个主要的枢纽来看,山东地区宋金时期的纪年墓中出土瓷器的有8 例,其中7 例皆是北宋晚期以前的,只有一例是南宋时期,且墓中出土的还是景德镇青白瓷。尽管海路交通是瓷器南北交流的一个途径,然而南宋与金对峙时期,仍时有战事发生,山东半岛与南方的海路交通在宋金对峙时期往来十分少,南北的海上贸易受到很大影响[25]。

从全国范围内墓葬出土的瓷器看,也能反映当时的瓷器贸易状况。宋辽金时期的纪年墓及塔基中,南方出土青白瓷最多,而北方出土定瓷最多。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金对峙时期,以淮河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终有其独立的市场。晋冀豫地区是白瓷器的产销中心,而长江下游则是青白瓷的销售范围。中原产品偶有进入南方市场,而南方生产的各种瓷器则几乎不见于中原[26]。以长江以北富庶繁华的扬州为例,在其南宋地层中只发现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和吉州窑等南方窑口的瓷器,而不见金代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及钧窑等北方窑口的瓷器,也说明南北双方间没有瓷器贸易。定窑瓷器在北方是主流产品,而运到南方,不仅成本上升,加上还要躲避战事,低收益和高风险并存,自然也就失去了走私的动力。因此,在南宋境内,人们当时使用的北方窑口的瓷器基本都是南渡时带来的。

此外,应该看到,宋室在杭州安定以后,相继设立了内窑、续窑以及郊坛下官窑专门烧造青瓷,足以满足宫廷的用瓷需求。同时,也要注意到,南宋时,虽然越窑已经衰亡,然而景德镇青白瓷的发展及龙泉窑青瓷的繁荣,不仅能完全满足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还逐渐行销到周边地区,如四川地区南宋窖藏中多有龙泉窑瓷器及景德镇窑瓷器,故北方瓷器在南方是不可能有市场的。

那么,南宋宫廷中的北方定窑白瓷的来源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我认为主要来源为宋室南迁时所携带。

高宗即位不久就为南迁做准备,建炎元年(1127)八月,移宗室于江宁、镇江、扬州;隆祐太后率领“六宫及卫士家属”,在军队护卫下迁往江宁避难[27]。十月一日,开始沿运河南迁,“宰执、侍从、三司、百卫禁旅、御营使司、五军将佐、扈卫以行”[28]。“建炎己酉(三年,1129)秋,高宗自金陵将幸浙西避狄,先请隆祐皇太后奉祖宗神主、神御往南昌,六宫百司皆从。时庶事草创,六宫洎先朝旧人通不满四百……”[29] 可见在南迁过程中,皇室人员始终有随从、护卫跟随,负责皇室人员的日常生活,他们必定携带生活日用品。虽然在颠沛流离中所带物品受到极大损失,《宋史》中记载,绍兴元年(1131),礼部尚书秦桧等言“今卤簿、仪仗、祭器、法物散失殆尽”[30],但仍有幸存者保留下来[31]。实际上,史书记载“散失殆尽”的是指礼器、祭器等,而杭州出土的大多是碗、盘等生活日用器,这应是随侍者一路携带到南方来的。在朝廷南渡时,百官和百姓也纷纷跟随,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32]。据《建炎维扬遗录》记载,建炎三年(1129)三月初三日“将晚,蕃人至杨子桥,应系官私般载,舳舻无虑万计,悉为虏人所有。初四日,贼至瓜洲,贵贱未渡江者,十犹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金帛珠玉,捐弃江岸,如堆山阜,非金人即为无赖辈所得。渡江之人,至有三百里得济。初城中边报来,奔出城者,皆以得运河舟行为利。及贼忽至,潮不应闸,而四十里之舟船,悉盘礴泥卤中”[33]。南逃的人们“舳舻万计”,尽管有金兵追赶,仍有大量船只在金兵到达之前已经渡江。宋代的造船业很发达,除了官方的各类战船,也有民间的船只,《清明上河图》中就描写了在汴河中行驶的二十余只客船、货船、漕船和渡舟。内河运输颇具规模,大型内河船的承载量已超过万石[34]。如此大的船,在南迁时运送人和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定窑产品在北方曾被普遍使用,那么中原百姓南迁时也会携带一定数量的定瓷,这应是杭州发现北宋定瓷的主要来源。

其实,宋王朝南迁临安(今杭州)后,仍较多地使用北宋瓷器。如《武林旧事》中记载,淳熙六年(1179),宋高宗游聚景园,“至锦壁赏大花”,当时用于插花的器皿中就有汝窑瓷器[35] ;皇帝用于游戏的奖品中有官窑、定器[36]。以此类推,在南宋朝廷的瓷器库里,存有一些在宋室南渡时带来的定窑瓷器[37]。此外,淳熙三年(1176)五月二十一日,高宗赵构生日,他将“宣和间外国进到的”翡翠鹦鹉杯赐给孝宗[38],不仅表明高宗对于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也更加说明,南宋宫廷中确实有一些南迁时带来的北宋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窑口的瓷器,如汝窑、磁州窑等窑口器物在杭州南宋遗址出土量非常少,比如太庙遗址中仅出土1 件磁州窑瓷片,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仅出土2 件汝窑瓷片,磁州窑瓷片也仅有少量出土,而没有出土耀州窑瓷片。北宋时耀州窑等瓷器贡入宫廷的本来就不多[39],故南迁时带去的也必定更少。耀州窑与磁州窑都是北方名窑,在金代都继续烧造,同时,钧窑于金代兴起,并具有一定的规模。杭州南宋遗址不出北方除了定窑之外其他窑口的瓷器,也正说明南宋宫廷中的定窑瓷器,大部分当为南迁时带来的北宋定瓷,而绝非通过宋金贸易而来。

科技工作者采用热释光技术和X 射线荧光无损分析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杭州出土的白瓷样品进行了检测分析,测试结果表明,这批白瓷样品产于河北定窑,其年代约在1040 年至1207 年,处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40],从而否定了杭州南宋地层出土白瓷为金代定窑产品或是南方窑场所烧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杭州出土的定瓷,有的测定年代偏晚或很晚,应与使用过程中热释光损失有关。南宋临安城内的官、民建筑屡遭火灾[41],被烧的定瓷以前积累的热释光剂量便全部释放[42],灾后重新记录的热释光年代自然就是“南宋”。实际上,科技测试的年代上限(1040)为北宋中期以前,研究者只取了其平均年代。而根据定窑在北宋中期“有芒,不堪用”的记载,从北宋中期开始定窑产品已不再受宫廷青睐,当然不排除北宋中期至北宋晚期或许有极少量的特贡到宫廷中的定瓷。因此,杭州出土的定窑白瓷大部分当为北宋中期之前的产品。

03
   建窑曜变纹黑瓷盏

2009 年,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的建窑黑瓷茶盏,釉色光亮,个别底部涂有黑漆或刻有“供御”款(图十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曜变纹黑瓷盏残件,内壁布满光彩夺目的曜变星斑,蓝紫色的斑点熠熠生辉(图十八)。或许有人将其定为南宋建窑产品,对此,我认为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图十七 杭州出土的“供御”款建窑茶盏残片

图十八 杭州出土的曜变天目碗

建窑五代已烧制黑瓷盏[43]。北宋时因斗茶风盛行而产量猛增,烧制工艺至北宋晚期达到极致,黑釉盏品种极多,有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

北宋以品茶为雅的做法,使饮茶之风日益兴盛。同时,与此相关的贡茶、赐茶制度以及茶会等活动也加深了茶艺的发展。文人雅士在举行茶会时,主要通过斗茶活动来鉴别、品尝茶汤,欣赏茶具和点茶的手法,并作诗加以描写和赞叹,形成了包括讲究茶、茶具和饮茶程式等内容的饮茶之道。北宋斗茶之风极盛,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斗茶先斗色,其次是斗水痕,然后再品评。茶色以白者为上,黑釉最能衬托茶色,所以黑瓷盏成为理想的茶具。宋人蔡襄《茶录》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 [44] 陶穀的《清异录》亦云:“闽中造茶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45] 此外,宋徽宗赵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中均提及建窑黑瓷茶盏。可见,建窑黑瓷盏在北宋已闻名天下。据考古资料,北宋建窑窑址中黑釉盏占器型总数的99%,而兔毫纹的约占60%[46]。建窑窑址遗存着外底铭有“供御”和“进琖”款的黑瓷盏残片[47],是建窑专门为宫廷生产的优质贡瓷(图十九、图二十)。

图十九 福建博物院藏“供御”款建窑黑瓷盏残片
图二十 福建博物院藏“进琖”款建窑黑瓷盏残片

宋徽宗赵佶虽然不事政务,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对茶也有着深刻的研究,并撰写《大观茶论》,详尽辑录了茶事,“点茶”部分论述尤精, 文中“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48] 所指的,即为建窑黑瓷兔毫纹盏。《宣和遗事》载“政和元年(1111)夏四月,召蔡京入内苑赐宴。辅臣亲王皆得与席……徽宗酌酒以赐,命皇子嘉王楷宣劝,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49] 从中可看出,建窑的兔毫盏在宫廷很受重视。

除了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兔毫纹盏,建窑也生产极少见的鹧鸪斑和曜变纹盏。在1989 年至1990 年建窑窑址的发掘中,曾出土一件完整的鹧鸪斑纹盏,有光泽的黑中透蓝的底釉上流淌着一道道鲜艳的黄色釉彩,两种釉色形成强烈的对比,耀眼美丽。窑址还出土一批鹧鸪斑纹器物生烧品和半成品,说明烧造“鹧鸪斑”纹的技术较难掌握,因而在传世品中少见[50]。同样,曜变纹是一种更为难得的纹饰,是在黑釉盏的油滴状斑点周围出现一圈蓝色的光泽,极其少见,目前传世品仅有3 件,均在日本,分别藏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图二十一)、京都大德寺龙光院和大阪藤田美术馆。斗茶风盛行的北宋,因为宋徽宗对斗茶的痴迷和推崇,比常人更加讲究斗茶技艺,苛求茶的品质和茶具的细节,突出精神的享受,所以,只有在徽宗时,才能烧制出这等光彩夺目的曜变盏。只是曜变纹作为宋徽宗时期建窑的顶尖工艺,极其罕见——做不到批量生产,后失传,北宋宫廷存量之少,几乎可用绝无仅有形容。

图二十一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的北宋建窑曜变纹黑瓷盏

南宋时,斗茶因为一味追求“斗”的结果,而忽略饮茶本身的“饮”,即已与饮茶的初衷相违,加之北宋末年至南宋初的社会动荡,斗茶之风逐渐消退,至少在上层社会已不流行斗茶了。如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云:“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 [51] ,是古代的盛茶酒器。相对于北宋徽宗亲自烹茶赐宴群臣来讲[52],南宋宫廷的御前赐茶则简单多了。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到:“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饤、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53] 这两处记载表明,南宋宫廷中饮茶时已不再青睐建窑黑瓷盏了。

北宋时的“点茶”过程比较繁琐,是当时的主流茶饮方式和技艺。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记述了点茶过程注汤击拂的七个层次,一个很短暂的点茶过程被细致地分成七个步骤,每一步更为短暂,从中可看到点茶时点茶人的细腻及对这一技艺的享受。到了南宋时期民间的“点茶”,应属用热水冲泡茶叶、茶末,而非北宋“斗茶”所谓的“点茶”。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述:“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54] 可见,临安街头流动的茶摊及巷陌街坊自提茶瓶的点茶,已是比较简单、快速、方便的冲茶方式。

《梦粱录》“铺席”条中记述:“平津桥沿河布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瓷器……”关于此处的“青白瓷器”,在已出版的《梦粱录》校注中,中间没有标点符号[55]。实际上,“青白瓷器”一词虽然多见于宋元明时期的文人笔记中,但通常是出现在与瓷器铺、外销相关的论述中。设在临安闹市的瓷器铺,不可能只售“青白瓷”,而不卖当地传统的青瓷,如南宋兴盛的龙泉窑产品。“青白瓷”主要是现代人对景德镇及南方地区白中闪青等器物的称呼,宋元时期的“青白瓷器”指青瓷和白瓷的观点,在陶瓷研究领域也普遍认同[56]。故而《梦粱录》中瓷器铺的记载,表明南宋时在杭州市场上黑瓷盏已退出主流市场。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白瓷(“青白瓷”)为畅销瓷种。从浙江宋墓出土瓷器看,仅在云和正屏山和金华陶朱路南宋墓中出土过黑瓷盏[57],其他基本是以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为主,正是对此很好的说明。

根据墓葬出土资料,两宋时期出土建窑黑釉盏的纪年墓有11 座[58],其中江西和福建10 座,江苏1 座,可看出建窑的销售地主要为与窑址相近的江西和福建地区。且不说北宋晚期建窑烧制曜变纹、鹧鸪斑黑瓷的顶尖技术失传已久,即便是南宋,在建窑生产日渐萎缩的状态下,这种烧制技术要得以恢复,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杭州出土的极精美的建窑黑瓷曜变纹盏,应是宋室南迁时带来的北宋建窑的供御之物。

总之,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口较多,情况复杂,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窑业发展状况,谨慎对待。


注释

[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太庙遗址》“出土器物统计表”, 文物出版社,2007 年, 第120 页。《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出土遗物统计表”,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96 页。《南宋御街遗址》“出土遗物统计表”,文物出版社,2013 年,第257 页。

[2] 〔 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十八。涵芬楼本。

[3] 郑建明、谢西营、沈岳明:《浙江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作坊区》,《中国文物报》2015 年12 月4 日第8 版。

[4] 李刚:《“修内司官窑”质疑》,《南方文物》1997 年第4 期;《越窑摭谈》,《东方博物》第54 辑,中国书店,2015 年。

[5] 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 年第8 期。

[6] 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 年第1 期。

[7] 《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续修四库全书》本。

[8] 《 宋会要辑稿》第二十二册《礼》二四之八七,中华书局,

1957 年,第943 页。

[9] 〔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卷五。康熙十二年(1673)通志堂刊本。

[10]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太庙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19、38 页。

[1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36—45、54 页。

[12]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4 期。

[13] 《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瓷器库”条,中华书局,1957 年,第5717 页。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324—326 页。

[15] 定窑窑址遗存的一件白瓷印花碗残片和一件白瓷印花盘残片,分别铭有 “慈福”“北苑”款,它们是在瓷器烧成后于窑场内加刻上去的。

[16] 《 中国陶瓷史》,1982 年,文物出版社,第 235 页。

[17] 《 中国陶瓷》图录《定窑》分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年。

[18] 〔 宋〕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二。涵芬楼本。

[19] 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98 年第2 期。

[20] 同 [11],第90 页。

[21] 《 吴越备史》卷四。《四部丛刊续编》本。

[22] 北宋时,进入瓷器库的瓷器,一部分以备宫廷的需用,一部分并非急需的则出售以充国库。《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记载:“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閤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博易之用。”

[23] 刘涛:《宋辽金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16—17 页。

[24] 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 期。

[25] 陈杰:《从南方瓷器出土看宋元时期水路交通》,《山东社会科学》2004 年第5 期。

[26] 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4 年第1 期。

[27] 《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 年,第447—448 页。

[28] 《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十三《炎兴下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 :《建言以来朝野杂记》乙

集卷三,中华书局,2000 年,第555 页。

[30] 《 宋史》卷一百一《礼》,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477 页。

[31] 《 中兴礼书》卷四十七记载 :“然渡江以来,新成礼器独存五件。”《续修四库全书》第822 册,第207 页。

[32] 《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 年,第4340 页。

[33] 〔 宋〕佚名 :《建炎维扬遗录》。《学津讨原》本。该书将宋高宗渡江的年份误记为“建炎二年”,而其实际渡江年份为建炎三年。

[34] 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132 页。

[35] 〔 宋〕周密 :《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知不足斋丛书》本。

[36] 〔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挑菜》。《知不足斋丛书》本。

[37] 《 中兴礼书》记载,至绍兴十九年(1149)时,内库藏有陶瓷器“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其大部分应为定窑和越窑瓷器。

[38]〔 宋〕周密 :《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知不足斋丛书》本。

[39] 《 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记载:“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见〔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 年,第111 页。另,南宋人赵与时《宾退录》记载:“任土作贡,三代而下未之或废。时有损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诏除金银匹帛钱谷,余悉罢贡,盛德事也。《禹贡》以来,历代史志及地理之书,但载土贡之目,而不书其数,惟《元丰九域志》为详。尝取一岁所贡,凡为金二十四两……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五十事,邢一十事)。”〔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十。《丛书集成初编》本。

[40] 龚玉武、熊樱菲、吴婧玮、夏君定:《杭州出土白瓷制作年代与产地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 年第27 卷第3 期。

[41] 〔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记载临安城的情况是:“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多为风烛之患。”绍兴六年(1136) 临安城内就至少发生了三次火灾:二月“行都屡火,通燔千余家”(《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八《火灾》);四月“临安府火灾,或数爇千家”(《中兴小纪》卷二十);十二月“临安火,所燔几万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七)。虽然官方也采取过防火措施,火灾一度有所减少,但仍不能杜绝,南宋时期大火依然接连发生。〔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记载,嘉泰四年(1204)三月临安府大火,西至三茅观大门,南至御街,北至太庙巷,上及七宝山一带,许多民居被焚毁。〔宋〕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记载,绍定四年(1231)都城大火,延烧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玉牒所。

[42] 当陶瓷加热到600℃以上时,所储存的热释光剂量便全部释放,冷却后则从零开始再度积累热释光剂量。参阅李刚:《识瓷五笺》,《东方博物》第26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3] 《 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188 页。

[44] 〔 宋〕蔡襄 :《茶录》,〔明〕喻政辑《茶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本。

[45] 〔 宋〕陶榖 :《清异录》。《惜阴轩丛书》本。

[46] [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12 期。

[47] 叶文程:《“建窑”初探》,《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

[48] 〔 宋〕赵佶:《大观茶论》《,说郛》卷九十三。宛委山堂本。

[49] 〔 宋〕佚名 :《宣和遗事》。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

[51] 〔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一。清嘉庆十年(1805)

刊本。

[52] 蔡京《保和殿曲燕记》记载:“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延福宫曲燕记》写道:“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此二条记载见于〔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清嘉庆十年(1805)刊本。

[53] 〔 宋〕周密 :《武林旧事》卷第二《进茶》。《知不足

斋丛书》本。

[54] 〔 宋〕吴自牧 :《梦粱录》卷十六《茶肆》。涵芬楼本。

[55] 〔 宋〕吴自牧著,符均、张社国校注 :《梦粱录》,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194 页。

[56] 周丽丽:《关于南方青白瓷即白瓷的探讨》,《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

[5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和正屏山南宋墓》,《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 年。陈小雪:《金华陶朱路村宋墓出土文物》,《东方博物》第33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

[58]刘涛:《宋辽金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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