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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W，笃悠悠走出家门，白衬衫口袋里，装着半包“牡丹”烟。 这是1963年的虹镇老街。 W抽出一根“牡丹”，正想叼在嘴边，突然，被两个“大头耳光”，扇蒙了。还没回神过来，衬衫口袋里的“牡丹”烟被抢走了。转头一看，是两个15、16岁的大孩子。明知硬拼不过，W只得怒目而视。 “碰到流氓了”，W说：“可我转念一想，我也是流氓啊。” 一对二，显然没有胜算。W跑回家，从席子底下找出一把带血槽的匕首。匕首是在海军停靠在路边的卡车上偷的，寒光凛冽。拿到匕首，W冲出家门，悄悄跑到二人身后，瞄准一人后背，从上到下划了一刀，随后撒腿就跑。 第二天，被划伤者，托虹镇老街上的新疆人，找到了W。大家出来谈判。对方有错在先，虹镇老街也有人帮W说话。最终，赔偿了100元钱了事。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是36元。  W说，这件事以后，自己在虹镇老街上名气就响一点了。老街上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种”，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群胆”，一个是“孤胆”。有“群胆”的人，敢打群架，但不一定敢单挑。相对“群胆”，就是“孤胆”。敢于单枪匹马，去做一件事情，W说：“我当时是孤胆英雄。” 盛夏的一天，我约W，在基本拆完的虹镇老街路旁碰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这一个区域，W可以“摆闲话”，而且说出话来是有“响声”的。他从黄浦区赶到虹镇老街，还未走入，先点上一支烟，像是在祭奠那些曾经的岁月。 1 说到虹镇老街，几乎每一个上海人都知道。 这条街，很穷。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自己的形容，是“社会最底层”。拆除之前，虹镇老街是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棚户区。这里幽暗拥挤，楼层混杂。伸手出窗，有时候就能和邻居握手。这里的天空，是“一线天”，阳光照进来，真正的“一米阳光”。  这条街，很凶悍。虹镇老街里走出来的上身赤膊的男子，打架不一定讲战术，也不一定个个能打，但是，那种“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的腔调，那种“今天就这样了”的血性，似乎总让街外的人，感到震撼。在上海滩，“虹镇老街”的名头，是镇场子用的，哪怕在天山路、定海路，在别人的地盘上，“我是虹镇老街的”，也能让人思忖再三。这是一种拼杀出来的荣誉。在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主动或被动的，去维护这种威名。 这条街，也保留着传统的社区交往。每户人家每天吃什么菜，街上的人都知道。大家都穷，大家也就全都共享。鸡犬相闻，容膝之安。在长达几十年挑战底层命运的过程中，居民们之间产生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感觉，是岁月很难驱散的。  随着上海城市更新的步伐，如今，虹镇老街已经“一键删除”了。这里的幽窄、暴力和青春，这里的贫穷、不甘和奋斗，这里的彷徨、挣扎和认命，都已经往事随风。在上海的版图上，在香港人开发的楼盘下，再也没有虹镇老街这样一个奇特的所在了。 当然，这一段移民上海、挑战命运、安身立命的历史，是值得品味的。和绝妙城市风景中的高楼大厦一样，虹镇老街这样的“滚地龙”，也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2 虹镇老街，位于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从马路的角度，它是从新港路到虹镇北街飞虹路路口。从区域而言，它涵盖了天宝路，与飞虹路并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带，都是老街。 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大量失去土地的江苏等地农民，逃到上海，在虹镇老街这个区域，自己搭棚户居住。吃井水、河水，烧土灶。这些农民多以码头工人、三轮车夫等体力活为生。  虹镇之所以成为“老街”，是一把火烧出来的。1953年，飞虹路一姓董的居民使用土灶失火，大火烧毁1000余间棚户。政府组织重建，在这一区域建造“爱国新村”，供灾民居住。此后，由于人口密集，居民楼上搭楼，向天要房，棚户堆叠，房房相连，这里成了不折不扣的“滚地龙”。虹镇老街内部道路七拐八弯，有些便道，只有居住其内的人，才能弄明白。 虹镇老街心连心， 敲定就在家门口， 大饼油条卖不掉， 生煎馒头堆成山。 这4句话，用苏北口音讲出来，就是虹镇老街的证明勋章。在2010年之前，虹镇老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4句话。虹镇老街，也就是这4句话描述的那样。  “虹镇老街心连心”，指的是老街之内，虽然有不同帮派，但总是一致对外。帮与帮之间有什么矛盾，总是调解，绝对不“内讧”。 “敲定就在家门口”，是说虹镇老街的男子找女朋友，一般不在外面找，当然找也找不到，很少有人家的父母，会愿意让女儿嫁到虹镇老街。所谓“敲定”，就是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大饼油条卖不掉，生煎馒头堆成山”。这两句话，讲的是虹镇老街当时的穷苦情况。苏北移民早上不太习惯吃大饼油条，喜欢喝粥。至于生煎馒头，想吃，又买不起。谁在虹镇老街里开生煎馒头店，肯定亏本。 3 虹镇老街，出过最有（恶）名的人，当然是持枪抢银行并杀人的于双戈。这是轰动上海滩的案子。 于双戈在虹镇老街，算个另类。他是退役军人，不属于老街内的任何一个帮派。在警方靠一辆停放数天的自行车，查到于双戈之前，虹镇老街人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后生会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于双戈和蒋佩玲谈恋爱，也不是“敲定就在家门口”。蒋佩玲卖相蛮好，也不是虹镇老街的，但当时伊“吃煞爱煞”于双戈，愿意和虹镇老街的人谈朋友。据说，于双戈犯事后，和蒋佩玲道别，蒋佩玲说要跟着他走。于穿虹镇老街的小道逃走，蒋佩玲去追，还跌了一跤。 于双戈案后，上海滩流传一句话，叫“寻老婆要寻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意思是他们帮助了于双戈，讲义气。这种说法当时被报纸批评了，因为没有法律和是非观念。蒋佩玲判了3年，徐根宝判了5年。我读钱勤发的《我与提篮桥监狱》，说于双戈的“断头饭”，是肉汁面加两个荷包蛋，全部吃光。  于双戈当然不能代表虹镇老街。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孩子，你不去惹别人，有时候别人也会来惹你。走出这条街，社会上的现实，会像一张无情的网，将你笼罩得严严实实。 或许在短时间里，“于双戈是虹镇老街”的，会给这个江湖，带来一种异样的刺激。但事情一过，虹镇老街的人，就会避免提及于双戈，也不会在别人面前，主动提起自己的出身。 进入2000年，大批上海人，离开了虹镇老街。只要在外面的世界，能有一个场所，哪怕是租的。这里的上海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转而将自己在虹镇老街的房子，租给新的外来人员。 有趣的是，外地人如果能搬出虹镇老街，一般都不太愿意提及自己在老街混的往事。上海人搬出去站稳脚跟后，说起虹镇老街有种“科班出身”的情结。 4 底层社会，也是很有规矩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虹镇老街里有“XX帮”。“XX”是正宗上海人，人称“虹口XX”。当时，上海还有杨浦阿东，定海帮，天山帮…… 相比“XX帮”，虹镇老街还有外来帮。上海人熟知的“虹镇老街背大刀”，就是大刀帮。还有盐城帮、兴化帮……在虹镇老街里面，一般没有内部冲突，没有自相残杀，大家一致对外。  在几篇互联网的文章中，所谓虹镇老街和其他帮派的冲突，被写得神乎其神。其实，外面的帮派如果要闯虹镇老街，街上是不怕的。一方面，只要半个小时，老街上下就能布防完毕。而且每个路口都很“活”，有的小道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此外，虹镇老街那些坐在房子外面的阿姨妈妈，也会通风报信。一进了虹镇老街，外人就失了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全身而退。 解决矛盾的途径，除了内部互相帮衬，还有就是派代表（用香港的话说叫做话事人）。一般而言，帮派的话事人，就是老大。小巴辣子在外闯了祸，老大之间“吃杠茶”，三言两语之间，一件事情搞定。  公认的是，越大的流氓，越不会付诸武力，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有点像杜月笙当年的“闲话一句”。流氓是打出来的，但光靠打，肯定成为不了流氓头子。那些十八九岁的小崽子，出手没有轻重，早早消失在好勇斗狠的江湖之中。 当然了，流氓有了钱，结局往往也不那么妙。很多人去吸毒、赌博。没过几年，不等别人淘汰你，你自己就被淘汰了。 5 虹镇老街如今是一条安静的马路。一片宽阔的停车场，此前是低矮的棚户区。只有最后的围墙之内，有着尚未拆除的少部分棚户，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好的，或是坏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动拆迁协议已经生效。绝大多数人搬去了郊区的安置房。几年之后，老邻居们彼此失去联系，偶然在马路上遇到，似乎也显得腼腆而生疏——当初在同一个屋檐下，仰头“一线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和W在一间带有空调的小店坐下来。和他交流着当年的故事，也听着他发的牢骚—— “再过50年，虹镇老街的故事肯定就没有人知道了。就像现在，谁还记得打浦路53弄的动迁？我记得53弄里，有大弄、支弄，动迁队根本冲不进去。进去门口脸盆、铜壶都会扔出来，定睛一看，扔瓶子的，却是个老太婆……” W抱怨，曾经在虹镇老街屡见不鲜的血性，如今似乎在上海人的基因中，消失了。“小人越来越不会讲上海闲话。爷娘教育小人，碰到强盗就把钞票交出去。一些上海人，对外国人，客气得不得了，对上海人就太苛刻了。” 他说的，显然不仅仅是虹镇老街的故事。 央企的工地和香港人的楼盘，是虹镇老街全新的空间特征。虹口区能够把虹镇老街拆掉，让里面的居民过上宽敞舒服的日子，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功德，值得所有人竖起大拇指。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虹镇老街的人，付出了很多心理成本。事后来看，故事也好，事故也罢，都是值得的。 我穿过虹镇老街，忍受着灼热的太阳，和纷飞的蚊虫。当环境迫使人低头前行之时，灵魂深处的某些东西，正在升华。人的一生，只要坚持，坎坷总会过去。 你要相信，生命的温柔，就在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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