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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几天参加了香港书展，并且做了演讲。  以下是演讲稿：  今年香港书展的主题是“科幻”，我就说最近我身边发生的最“科幻”的事情讲起。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分享他看病的经历，他说做核磁共振之前，需要仔细检查身上有没有金属移植物，一看清单，有三十多条。 他说：“你不会因为戴了耳钉而觉得丧失了0.4%的自我。” 但是如果你的听骨、耳蜗、关节、神经刺激器全是人工的，你会对自我的完整性产生一点小小的疑惑吗？ 我对朋友说：“这简直像是人形的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一艘船在大海上航行多年，为了让这艘船不沉，船员就会不停地更换已经腐坏的零件与木板，当所有的零件都已经被换完了：这个船还是原来的船吗？ 如果你认为还是同一艘船，那么维持它一致性的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已经不是同一艘船了，那么在哪个时间，更换到哪个零件，在哪个决定性的瞬间，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 这个命题如果用一艘船来讨论颇有几分思辨的趣味，但如果用在人身上，就有几分思细恐极的意味：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被人造的？而当我们从外到内不断被人工所替代，我们是否还是自己？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鲜的命题，去年热映且我非常喜欢的电影《阿丽塔》对此有了最具象的体现。   不断被替换零件的船，与不断被替换零件的“人”   电影里越来越强的阿丽塔 文学家也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主题。 17年获得诺奖的作家石黑一雄曾经在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十年之后创作了小说《别让我走》，小说摒弃了科幻小说营造未来世界的手法，将场景设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英国，主角凯西站在生命的尽头，回顾自小在寄宿学校的生活。 而当她对寄宿学校与朋友的回忆逐渐深入，读者才发现寄宿学校里所有学生的命运已经被决定好：成为捐赠者，进入看护中心。原来他们都是克隆人。 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   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而所有这间寄宿学校的孩子都非常注重健康，以确保成年之后能够顺利完成被创造的目的：将器官捐赠给正常人。 而小说中最让人唏嘘的一段，就是凯西与男主角汤米以相爱为由，企图争取展延器官捐赠的期限，同时，汤米试图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品来说服昔日学校教师，让其相信他们具有独立且崇高的人格。但他们的努力遭到断然拒绝，原因很简单：因为克隆人不是人，低人一等，所以并不拥有生物公民权。
“爱情”也无法证明克隆人与人类的平等 《别让我走》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生命的价值是否均等？谁来决定生命的价值排序？不完美的生命可否抛弃？ 而将这个问题往前推进，则变得更难以回答：何以为人？何以为生命？何以为生命的意义？
我们生活的世界曾经充满了目的和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下雨、打雷这些自然现象都服从于某些特定的功能，比如他以“大自然厌恶真空”来解释气压。我们周围的环境曾经是神秘的、不可控的，但是也充满了精神和价值。人类嵌入于“人、神、自然”的秩序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感。 后来，伟大的牛顿让我们认识到 自然并没有那么神秘，气压是力学决定，而非因为大自然的情绪。身边的自然像是上好发条的钟表一样机械式的按部就班运转。自然有法则，却失去了目的，将目的和意义带入自然的是一厢情愿的人类。 我们对法则理解的越深，就越能征服无生气也没有灵魂的自然。但是自然科学的疆域越是扩大，也就越是意味着机械宇宙将意义和目的驱逐出我们人类所编织的世界。 在发现自然的规律之后，人把自己从自然的秩序中脱嵌出来，认为人类是不同的，笛卡尔说“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人是光人是电人是唯一的神话。 这种自满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意识到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也并没有逃出法则的掌控之下。 人类前所未有地不神秘。 首先是身体被生物学拆解得明明白，接下来大脑也被解析，“悲壮”和“深沉”是大脑里的痛苦中枢影响到快感中枢，让我们一边痛苦一边满足；爱情的促生和脑中大量化学物质的释放有关；宗教性的高峰体验并不是因为见到了造物主，而很有可能是边缘系统发生大规模的神经脉冲排放。 而现在，可以用观测脑电图、核磁成像之类的技术逐渐把属于心灵的各种性质和现象，与生理、生物学层面上的变化建立起联系。 心灵不再是神秘的，而我们的意识也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中自由。 各种算法吸引你的注意力和预测你的消费行为。人被拆解为各种维度上的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制作出各种预测模型。 我想在座各位都有过这种经历：打开短视频的应用，不知不觉看了很长时间，沉迷之后又有强烈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觉得自己“意志力太低”，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意志被各种交互设计和算法琢磨得透彻。  因为人类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独特、没有想象中神秘、甚至没有想象中自由，所以感到了一种价值感的危机。 漫画《进击的巨人》里有一句著名台词，说“大家都是什么事物的奴隶，只有沉迷于某件事上才可以活下去。” ——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人只有在注视着一个目标、一个愿望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感，不管这个目标是“自我或他人的幸福”、“世界的和平”还是“掌握权力”，我们必须为了一点什么。 我们无法按照机械那样彻底程式化的这么运转下去，这是人所栖居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属性。但是当我们把人看成一个生物学、化学意义上的造物，我们就发现自己好像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不认识自己了；在活着的时候感觉不到在活着；在说服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同时，又忍不住嘲笑和怀疑这种意义。
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描述，最精彩和深入人心的描述莫过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小说中的萨宾娜是一个习惯了否定，习惯了怀疑的人。她否定“刻奇（一种自我感动的情感）”，否定抒情，否定集体，否定浪漫，最后，否定了一切意义。 这部小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创作出了一种崭新的死亡方式。在我们熟悉的艺术作品里，主人公往往死于一种比自己更庞大的东西，为爱情献身，为主义牺牲，为国家捐躯，这些庞大的“意义”如同铅块一样被拴在主人公的脚踝带他们沉入海底，但是萨宾娜不一样，她感觉不到任何意义的重负，正如小说中所说：“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因为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主角托马斯感慨：“生命太轻了，轻得像一个轮廓，我们永远无法填满它，修正它，也无法让它变得更好” 到底什么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 “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实现了许多奇迹之后，这个’主人和所有者（笛卡尔语）’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拥有任何东西，既非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渐渐撤离地球），也非历史的主人（他把握不了历史），也非他自己的主人（他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可是，既然上帝走了，既然人也不再是主人，那么谁是主人？地球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在虚空中前进。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对于生活的预言。 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虚空”——或者说“虚无”，是我最近几年最常遇到的一种精神状态，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宣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 我试图拆解“虚无”背后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虚无？ “虚无”经常是无力感的产物。前面提到的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的故事里，区别于其他反乌托邦小说的一点，就在于它打破了克隆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窠臼，小说中的克隆人尽管从小就知道自己将要接受的命运，却从未产生出逃亡的念头，因为逃离了寄宿学校，“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更大的把生命看做商品的环境；虽然小说中充满了监控的氛围，但是却没有出现位高权重的压制性角色，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是打倒之后就可以获得幸福结局的。 没有反抗的对象，也没有逃亡的出路。因为不知道与谁对抗，不知道为何对抗，所以无法对抗、无从对抗。
电影《别让我走》里凯西的无助 《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的处境，太像我们每天重复的牢骚：人间不值得，可以我们除了人间，也无处可去。 当每天的无力感摧毁了道德体系，便滋生了一种懒惰：懒得取舍，懒得判断，懒得声援，懒得讨论，懒得关注。 为什么会虚无？ 因为虚无会显得聪明。无论是离我们很近的新闻，还是离我们很远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要是押宝，就有押错的风险。 总有“过来人”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真心去参与、去支持，因为历史一定会打你耳光，一定会开你玩笑。只要永远不投入真情实感，就可以永远不犯错。 为什么会虚无？ 因为一种不虚无的生活让我们痛苦。关心他人的生活让我们痛苦，共情他人的痛苦让我们痛苦；知道一些但不能知道全部让我们痛苦，知道全部但无法判断是非让我们痛苦，明白是非却无能为力让我们痛苦。 于是一些人选择把双耳调到听不到痛苦的频率，把双眼加上蔷薇色的滤镜，选择只看那些让自己舒适的信息，追求享乐——即便知道那快乐是渺小和粗鄙的，相信“幸福”——即便那幸福是脆弱的假象。 诺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大部分人都是选择走第二条路。”
最后再从生活说回到科幻吧，前面提到的《阿丽塔》、《别让我走》——以及其他众多更脍炙人口的《银翼杀手》与《西部世界》，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人与机器界限的模糊是双向的：当“复制人”“人造人”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人类却都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电影《银翼杀手》里人造人的经典台词 这些科幻里，人类作为“忒修斯之船”，不管更换掉自己的木板，这些木板是纯真，是正义，是好奇，是勇敢，是相信的能力，是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机器敏感如人类，人类却麻木如机器。 如果希望科幻中的反乌托邦寓言不成真，与其拖延技术，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保持人之为人的一致与本真。更真诚地活着，更充分地活着，更不虚无地活着。如果不虚无带来的是痛苦，那就让把痛苦当做人类的特权。 参考文献：《本真性的伦理》查尔斯·泰勒著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景凯旋著 封面图来自瑞瑞典插画家Simon Stalenhag，文中其他图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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