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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诗的传承本是文学界、文学家的事，今天却成了书法界、书法家的事。书画界对格律诗的热心，是远在文学界甚至诗学界之上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特文化现象。暂且按下不论。 这里要谈的是诗词格律，当然主要是诗的格律。因为词的格律是需要查词谱的，除了几个常用的词牌，很少有人能把每一个词牌的格律都记忆下来。而诗的格律则只有四句、四种组成形式，很容易记忆。 诗的格律，正式形成于唐代之后。之前的诗当然也是有“格律”的，但并不严格；此后才有了严格的规定，但古风仍被保留；再往后，到了二十世纪，白话诗、新诗兴起，又有了新的、自由的“格律”，但近体诗的格律仍被保留；直到五十年代之后，格律诗的传统才渐趋中断；又进入二十一世纪，就有了重倡旧体诗、尤其是近体格律诗传统的呼声。我们今天倡导诗教的传统，提倡诗的格律，主要是指近体诗；其次是指古体诗，并称旧体诗；最后才是新诗。甚至，新诗根本就是被排斥在诗教传统之外的。我们之所以倡导旧体诗、尤其是近体诗的格律，不无鄙夷、抵制新诗的意思在里面。这是不应该的。“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不薄今人爱古人”，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诗的格律是不是很难掌握呢？并不是的。如果把诗的格律比作交通规则，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握它、运用它。 我们知道，最早的道路交通，是行走在乡村荒野，虽然也有习惯性的“规则”，以免车马行人之间的冲撞，但那是相对自由的。古体诗的“格律”同此。发展而为城市交通，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自由的“规则”就不够用了，于是就有了严格的交通规则：右行顺行和红停绿行。但即使在城市交通实施严格交通规则的今天，如果你到乡村中开车走路，还是不妨自由的。由古体诗发展而为近体诗，自由的“格律”就变为严格的格律，这就是每一句的字数限定在五言或七言；每一首的句数限定在四句或八句或成双的更多句数。以及押韵、平仄、粘对等等。其中，被认为最“难”掌握的规律便是平仄和粘对。 平仄是针对单句而言的，即二、四、六的用字必须平仄交替，第七字可与第六字相同，也可相反。这就是律句，被认为可以通行的绿灯。绿灯只有四盏：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但绿灯之外还有黄灯，这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当然第七字也是必须分明的。“一三五不论”，是讲第一、三、五字，即使平声换作仄声、仄声换作平声，也还是可以通行的，属于黄灯；而第二、四、六、七字如果“不分明”了，平声换成了仄声、仄声换成了平声，便变成了拗句，亮起了红灯，必须刹车止步。 粘对中的“对”，是针对上下两句的组合而言的，即第一句与第二句、第三句与第四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必须相反（对）；“粘”则是针对上下两联的组合而言的，即上联的下句第二句、第四句……与下联的上句第三句、第五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必须相同（粘）。这样，绿灯又有四盏：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如果上下句失对、上下联失粘，便亮起了红灯。 但交通法则并不是只有红绿灯的指示，有时也有警察在现场的指挥。这时，便又有了红灯可行，而绿灯、黄灯反不可行的情形。同样，格律诗也并不是只有死板的平仄和粘对。有时，拗句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律句反被禁行。拗句可行的情况有两种，律句被禁的情况也有两种。 “平平仄仄平平仄”，变成“平平仄仄仄仄仄”（南朝四百八十寺）或“仄平仄仄仄仄仄”（一身报国有万死），属于拗句红灯而可行，但要求其下句“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第五字必须变作平声。如“南朝”句的下句“多少楼台烟雨中”，“烟”即应仄而变平；“一身”句的“双鬓向人无再青”，“无”同样是应仄而变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第三字如果用了仄声字，根据“一三五不论”，当然属于黄灯，只要“二四六分明”，仍为律句，但却被称作“孤平”而禁行。第三字一定要用仄声，则可将第五字换作平声，如“双鬓向人无再青”，“向”仄声，孤平，而“无”平声，自救了“向”字。当然，这个“无”还救了上句的“万”字，自救又救他，一箭双雕。 “仄仄平平平仄仄”句，变成“仄仄平平仄平仄”（欲把西湖比西子），四六字的平仄不交替而相同了，当然也是拗句，亮起的是红灯，但仍可行，称作“特殊句式”。要求是第三字必须保持平声，而第五字必须换作仄声。 “平平仄仄仄平平”句，变成“平平仄仄平平平”，第五字不论，虽属黄灯律句，但却被称作“三平调”而禁行。不过，对“三平调”黄灯的禁行，警察往往是睁一眼、闭一眼的，远没有对“孤平”黄灯的禁行来得严格。尤其在五言中，更时见其畅行无阻，如“打起黄莺儿”“积雪浮云端”“静听松风寒”等等。 总之，警察在场而红灯可行、黄绿灯不可行的情况只有上述四种，即“平平仄仄平平仄”的第六字可以分明；“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第三字不能不论；“仄仄平平平仄仄”的第六字可以不分明；“平平仄仄仄平平”的第五字不能不论——除此四种情况，“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都是可以通用的原则。则只要记住律句只有四句、上下句相对、上下联相粘，对诗律的把握和运用，实在是非常简单之事了。 不过，就交通而言，优秀的驾驶员，未必从来不违反交通规则，而从不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员，也往往不是优秀的驾驶员。诗词亦然。如李白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第二字应为仄声，“人”却是平声；韦应物的“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失粘，粘句应为“仄仄平平平仄仄”，而“春潮”句却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尽管如此，从来没有人质疑李、韦两位是优秀的诗人，这两首诗是优秀的好诗。 近人夏承焘曾作《齐天乐·再到杭州》，曾颇得钱名山先生的好评。但此词疏于词律，如中间有一句“人间何世”，按律应为“仄平平仄”，但“人”字却为平声。所以，后来改作“甚人间世”以合律。不料却遭到钱的批评，在《与夏瞿禅书》中认为：“能作渭城朝雨，自然可作阳关三叠；能作黄河远上，自然可入旗亭之唱；能作清平调，自然可令李龟年按谱而歌。我辈但忧文字不逮古人，无忧其不合律也。《齐天乐》人间何世句，慎勿可改。” 当然，如上所言，并不是说可以不讲格律，无非不应为格律所拘的意思。 世上有交通警察，有普通市民，最熟谙交通规则的当然是警察，但市民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世上有诗人，有不是诗人，最熟谙诗词格律的当然是诗人，但迄止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只要是读书人，即使不是诗人，有两样东西也是人人都会的，一是书法，一是格律诗。如王阳明、顾炎武直到胡先骕、苏步青等老一辈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无意做书家，无意做诗人，却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合律的旧体诗。包括闻一多等新文化人，他们肯定知道自己能留存于文学史的只能是新诗，而不可能是旧体诗，但他们却还要写旧体诗。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读书人中，不要说从事理工科的，就是从事文史哲甚至唐诗宋词研究的专家，从事文学诗歌创作的作家，又有几个是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和合律的旧体诗的呢？毛笔字还不好说，因为谁都可以拿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写出来的都可以自认为甚至公认为是“书法”。旧体诗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合、不合格律的问题。好、不好的问题不妨各人各看，而合、不合格律却是有客观的标准摆在那里的。 回过头来看王阳明、周谷城们，既然不想当书法家、诗人，为什么还要写毛笔字、旧体诗。当如欧阳修《学书静中至乐说》所言：“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耳。要得静中之乐者，唯此耳。”前辈的读书人，无论学书还是学诗，都不是为了“求艺之精”，而是为了养心；而读书人养心的寄托，则以书法和旧体诗为两大最佳的形式。今天，我们的读书都是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书法和旧体诗，对我有功利的意义则学之，对我没有功利的意义则不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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