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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悲哀是变法者的悲哀

 饮膳道人 2019-08-10

秋水无痕

商鞅对于秦帝国,甚至整个中华帝国的意义一直被低估。其实我要说的是,没有商鞅就没有强大的秦帝国,没有强大的秦帝国就没有强大的中华帝国。但是,商鞅的下场极其悲惨,以谋反的罪名被车裂。死后也一直没有好的名声。太史公著史,一贯是公正的,特别是对那些悲剧的英雄向来报以同情,比如对于项羽。但奇怪的是,太史公在著述商鞅的列传时,对于他的下场,并没有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反而借赵良之口,通过商鞅与五羖大夫百里奚对比,来衬托商鞅在人品上的缺陷,似乎他的最后被车裂是罪有余辜。至此,太史公还觉不过瘾,在《商君列传》末尾再来一段“太史公曰”,对于商君的评价给了“刻薄少恩”四个字,因此,商鞅基本就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司马迁

对于太史公,我是极为尊敬的,但对于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我认为有失偏颇。背后原因,我的揣度是应该有儒家对法家的门户之见(儒家讲守旧,法家讲变革;儒家讲维持旧秩序,法家讲建立新秩序;儒家讲虚名,法家图实利)。商鞅的死罪固然有他性格和人品上的缺陷,但背后最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商鞅的变法触动了秦国权贵们的利益,这种仇恨积聚的很深,最后由于秦孝公的死,商鞅失去支持的大树后,对商鞅恨之入骨的权贵们终于等到复仇的机会,一举将商君送上死路,并且用的是极其残酷的车裂方式——五马分尸。

商鞅被车裂,又被诛九族,对于这样的人的资料和档案,当然是要销毁殆尽的,所以到了太史公时代,对商鞅的个人资料已经相当匮乏,所以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商鞅生于何时,他的祖父是谁,父亲是谁,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唯一知道的是他是卫国的一个公子,卫国那时候已经是魏国的附属国,商鞅在魏相国公叔座手下当差,不知道为什么公叔座直到自己快死了才意识到商鞅是个了不起的人,在魏惠王来向他探病的时候推荐了商鞅,并希望惠王能重用商鞅,“愿王举国而听之”,等于是希望商鞅能接替自己的位置。并又说,如果您不用他,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口头应付了一下,魏惠王走了以后,公叔座知道惠王不会重用商鞅,于心不忍,就将情况告诉了商鞅,希望商鞅赶快逃跑,商鞅说,既然惠王不会听信你重用我,也就不会听信你而杀了我。后来魏惠王果然对身边的人说:“公孙座真是老糊涂了啊,叫我让全国的人都听商鞅一个人的,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没有前途,加上秦孝公廷揽人才,就逃到秦国并通过秦孝公宠信的太监得以引荐。第一天,商鞅给孝公讲帝道,孝公听了打瞌睡;第二天讲王道,孝公还是打瞌睡;第三天讲霸道,孝公越听越精神,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座位往前移,连续听了好几天,都不感到累,下定决心重用商鞅实行变法。

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很难知道商鞅变法的具体条款。但总体的框架是奖励农耕,让秦国有了立国之本;军功授爵,让举国之人绑上了秦国的战车;行伍制,是最早的户籍管理制度;郡县制,为中央集权奠定基础;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商鞅变法举措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调动了农耕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但是商鞅的变法对宗亲贵戚是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不能通过门第来获得爵位,在军功面前一律平等。所以他们要跳出来反对,其中包括太子。为了维护新法的权威,商鞅只能采取霹雳手段,太子不能施刑,就处罚他们的老师。这就与太子结下了梁子,种下了苦果。

秦孝公在位时,极力维护商鞅,让新法得以施行了18年。期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孝公让商鞅将兵讨伐魏国,商鞅利用手段打破魏兵,逼迫魏国割让河西之地,将国都从安邑迁往大梁。梁惠王(就是之前的魏惠王)恨得跺脚,后悔没有听信公孙座的话。

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是为秦惠王,商鞅的末日就来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商鞅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得退守封地商邑,秦国以商鞅谋反之名发兵攻打商邑,车裂商鞅,而且灭了商鞅整个家族。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变革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必然会有利益的冲突,必然会触及部门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利益,所以改革者自身难以全身而退。商鞅的变法,是先进有效的变革,促进了国富民强,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促进了统一的秦帝国的产生,“后世皆行秦制”,商鞅变法的某些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强大的秦帝国,没有秦帝国就没有中华帝国。商鞅变法影响如此之深远,但商鞅本人却遭受如此下场,真是一种悲哀,这是变革者的悲哀:此后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法,对于变法者本身,都没有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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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先生还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说明改革有多难!不改革,积重难返,就如患癌的肌肤,大家在一步步走向等死;但如果有变革的良医,为了拯救整个身体,切除患癌的一个指头,以去除沉疴,本来是很好的事,却因为引发了某些个人某些集团的锥心之痛,引起他们的仇恨、围攻、报复,一定要将改革者置于死地,实在是悲哀!更悲哀的是,最后儒家在评论他的时候,说他“刻薄寡恩”,为人不知道低调,不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做人的人,你能想象他会去推动任何一点改革吗?),所以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儒家好是好,但不能说没有缺陷,对法家的诋毁打击,便是缺陷之一,我们的社会几千年来缺少变革,缺少对变革者公正的评价,是应该深刻反思的。

榆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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