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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云锦居士 2019-08-12

在夏商周三代以前,中国处于由部落到帝国的过渡期,文明集中在以河、济、淮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个时期,中国在地理上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别,夏与周属于西,夷与商属于东,这就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

起源于西部的周朝,通过东征消灭了商朝之后,为了防止东部部落的叛乱,于是在崤山以东,河水和洛水之间,营造了洛阳城,洛阳便成为了镐京的陪都,这是最早的“两京制”。

从此往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往往都不止一个都城,长期存在着两京制,甚至多京制。传统史学公认的,也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古都有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它们先后以东西双雄、南北并立的形式而存在,在自西向东、由南向北的演变过程中,两京制有着怎样的文明密码?

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一、东西双雄:长安与洛阳

从西周到隋唐,王朝都城基本上是长安、洛阳的“二人转”,而且往往是长安为主,以西控东。虽然东晋开始出现南北分裂的插曲,但是尚未改变东西划分的主旋律。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地势平坦,西狭东阔。娄敬曾向刘邦建议:“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讲,长安东据潼关,南守武关、西拥散关、北有萧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长安虽是地形绝佳的军事要地,也是雄踞天下的政治中心,但并非是帝国的经济中心。自汉朝开始,帝国的经济中心就开始向中原方向转移,南方的长江流域也逐渐得到开发。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使洛阳成为了全国范围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洛阳位居天下之中,东连吴越,南接荆襄,西抵陇蜀,北达燕赵,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洛阳东控虎牢,西扼函谷,依山带水,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洛阳所处的黄河平原,从防御的角度看,是无法与位于关中平原的长安相比。

政治中心不必是经济中心,而必然是军事中心。

以隋唐为例,帝国的拥有者选择实行两京制,以长安的山河之固,保证王朝统治的稳定,同时以洛阳的水陆之便,促进全国资源的流通,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洛阳与长安搭配成为东西双雄,却少有独当一面的魄力,因为长安代表的是统治的根基。

这一阶段两京制的特点是:长安为主,以西控东。

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二、王朝的中轴

自汉朝开始,帝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到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夕,南北经济的发展基本达到均衡,而安史之乱及后来五代十国的战争给北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使得南方从经济、文化、科技多个领域加速赶超北方。此外,黄河流域气候的恶化,也使得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北方都城长安、洛阳,日渐走向衰落。

随着西北匈奴的没落,和东北契丹等民族的崛起,帝国的防御重心发生转移,长安这个西北古都不再那么耀眼。然而,都城的变迁需要一个漫长渐进的酝酿过程,旧中心的衰落不意味马上就有新中心取而代之。

在新中心确立之前,需要一个孵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在北宋的多京制。北宋在都城的选择上,是综合了长安的军事优势、洛阳的交通优势,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同时先后设立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和西京河南府,作为都城角色的重要补充。无论是作为首都的开封府,还是其他三个陪都,都是都城大变迁背景下的一种权宜选择。

从晚唐到北宋,是王朝地理转型的中轴时期,帝国的格局完成了由东西到南北的乾坤大挪移。自五代开始,开封逐渐取代洛阳成为扼守大运河的重要据点,截断了通往关中方向的两条东西走向的运输路线。大运河的东西交汇点从洛阳东移至开封,再后来直接形成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

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三、南北并立:北京与南京

元朝以后的几百年间,存在这片土地上的都是大一统国家。对于元朝、清朝来说,他们是自北向南完成的统一进程,其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原本就在北方,北方的军事重镇北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全国范围的都城。明朝是由南向北完成统一的政权,如何定都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北方气候的变化,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逐渐南移,处于幽燕之地的北京,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争夺的核心据点。幽燕的腹地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谁占据了北京,谁就能虎视中原。

南京所处的江南地区,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也是朱明王朝起家的根据地,但是对于一个疆土辽阔的帝国而言,南京显然对于北方的控制是鞭长莫及。朱元璋虽然考虑到了这一点,但在建政之初,没有轻易做出调整,采取的办法是封雄才大略的四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方。

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经过靖难之役,朱棣取得了皇位,将政治中心迁到了北京,南京作为了留都。“天子守国门”符合定都的基本原则,即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统一。实际上,朱棣通过皇权交替的方式,完成了都城交替,这种发生在皇族内部的争夺,客观上消除了因定都南京而留下的隐患。

严格意义上,直到明英宗时期才以诏书的形式正式确立两京制。先前北京只是以行在的名义,作为实际上的首都,而南京始终作为名义上的留都,保留了完整的官僚体系配置。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通过大运河向首都北京输送钱粮,形成南北两京并立的架构,以此来维持大一统局面。

这一阶段两京制的特点是:北京为首,以南供北。

中国古代的两京制:大国标配背后的文明密码

四、两京制的密码

两京制有其独特的背景,考察王朝实行两京制的成因,需要揭开蕴藏千年的文明密码。

第一,从文明的形成上看,古代中国是由不同地域的文明融合而成,在大一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先后出现夷夏东西,和汉胡南北的格局。地域性的势力要实行更大范围的控制,一方面要以发祥地为根本,建立都城,另一方面要在征服地就近设置据点,维护统治。以隋朝为例,国家最初是依靠“关陇集团”建立的,因此建政初期以大兴城(长安城)为都城,天下稳定后又营建东都洛阳,作为陪都。

第二,从历史的发展上看,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军事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这导致了军事中心(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在这个方面,宋朝有其独特性,宋朝的经济文化繁荣,没有很好的军事力量做支撑,而使北方游牧民族乘虚而入,从而改变了汉民族原本的发展进程,这使得处于江南之地的南京地位非常尴尬,南京对于北京的供养,是文明的逆向迁就。

第三,从国家的形态上看,古代中国的主流形态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简称为大一统。大一统条件下,如同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四面八方的疆土需要集中于王朝的中心,作为王朝中心的首都要能够四两拨千斤,驱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要维持这种对辽阔疆土的控制力,就要视具体的情况,选择单核驱动,还是双核驱动,亦或是四核驱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是设有几个都城,真正的首都只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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